吾师黄济先生以九秩之年完成了他的自传,嘱我为之作序,这让我既高兴又惶恐。作为学生,我没有资格写序,但作为一个长年恭陪先生左右并亲历这本自传产生过程的人,我的确有义务把我的所见所闻写出来,既勉励自己,也表达我对先生的崇敬之情。
　　黄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但受教于其门下却早在本科阶段。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这一届学生不同以往,因为我们经历了“知识无用”的时代,进大学早已是一个破碎了的梦想。当历史把这样一个机遇重新赋予我们这代人的时候,它激活了我们心中对于知识的渴求。我们从田边、地头、车间、工地脱下工装,进入大学这座知识殿堂时,黄先生就是我最早认识的一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记得一次聊天,先生问我曾就读于哪所中学,我回答说上海位育中学,先生想了想,说道:“哦,这是取自《中庸》里的一句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育即取这句话中的两个字。”对经书熟悉至此,真的令人敬佩。在我们的眼里,他俨然就是一位学问精良、诲人不倦的老夫子。我读本科时曾选过先生的一门教育哲学课。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大学校园受这场浩劫的冲击尤甚,可说正处于百废待举之时。而教育哲学这门课则从1949年后一直无人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过,因此黄先生开设教育哲学这门课可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人。听这门课的不仅有77、78、79级的本科生,还有研究生、本系的教师和进修教师,其盛况在当时实属少见。先生自幼就读于私塾,通读四书五经,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因此他讲授的教育哲学不是照搬西方的观点,而闪烁着自己独特的东方智慧,使我至今还念念不忘。也是在上这门课时,先生经常在我们晚自习的时间来到教室,辅导我们的学习。他静静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如果没人上前提问,他则取出随身携带的书,摊开来阅读。有人请教问题时,他会仔细地听取陈述,并记下要点,然后以他那特有的语气和姿态同你娓娓道来,仿佛是在和一个同辈人讨论,毫无居高临下的盛气。我是这门课的课代表,因此与先生接触的机会较别人更多,经常和先生讨论问题,甚至登门拜访。先生的谦恭之态,我至今还留有印象。他经常说,他大学没毕业就去了解放区,因此未曾拿到毕业证书,是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大学教授。谦虚如此,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我毕业留校,与黄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每逢开会,黄先生都会从兜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认真地听取并记录每一个人的发言。平时与人谈话,也经常拿出小本作记录。他说,这是向大家学习的好机会。这一待人的态度一直保持到今天,现在他与人谈话,仍然是非常认真、非常谦虚,完全没有权威的架势。
　　在常人眼中,先生是一位平易亲切、温文恭谨的谦谦君子,绝无半点盛气,殊不知他温润如玉,内心却志存高远。先生曾经给我们讲过自己年轻时的坎坷经历,这是充满了他那个时代历史风云的传奇经历。在那国难当头的战乱年代,先生忧国忧民,已不能安居一隅,静心读书。他怀抱救国之心,离开北师大,不避艰险,毅然决然地投身于解放区的革命工作,全国解放后随华北大学迁校重新回到北京城。这是一段足可炫耀甚至邀功的政治资本,但先生对此却极其淡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的这段履历完全被歪曲,这期间他曾挨过批斗、关过牛棚、掏过大粪、烧过锅炉,遭受了许多身体和心灵上的难忍之苦。但所有这一切先生都只当作过眼云烟,一笑了之。看当今社会,许多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唯恐吃亏,而像先生这样,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饱经忧患而沉稳淡定,这样的人品大概已不多见。
　　作为黄先生的弟子和同事,与他在一起常有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感。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师之道吧。这种化育万物之效源于先生的心性修养,源于他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文人的德业事功就是在自己的认知和践行、读书和做人的过程中得到体现的。从先生的为学和为人我们似可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即真正的学问应从伦理、德性的视野去理解,同时兼顾求知、审美。这样一种学术精神是非功利的,并且从根本上说是出世的,因为一旦入世,心境失去了内在的宁静,就难以体认学术的真谛了。先生几十年来从不放弃自己的为学和为人相统一的原则。无论离休前后,他一直笔耕不辍,业绩斐然。近年来,先生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理解和创新,从传统出发又不拘泥于传统,走出了新的途径并形成了新的理念。他系统地研究了教育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承担了这方面的课题并出版了专著。在社会上兴起的国学热面前,先生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国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先生80大寿时,学生们自发地为他举行了一个非官方的祝寿会。会上我引述了这样一句话:“时尚是瞬间的经典,经典是永恒的时尚”,借这句话表达对黄先生为人、为学的敬仰之情,同时也借以告诫自己,追求时髦的东西,图一时之名利,这样的学问最终是经不起推敲的。
　　鹤算九旬,已得长年之道,更为难得的是先生至今未曾放弃自己的追求和进取。今年又是先生的一个丰收年,除了这本自传,还有一本《国学十讲》也已脱稿。期间并对自己主持的《中华文化经典导读》百馀万字认真地进行了审稿和校订。春华秋实,难以用勤奋二字概括。以先生之高龄难免有老年疾患,更兼师母周老师常年病卧在床,时刻离不开先生的照顾,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所付出的努力要胜常人数倍。先生的敬业精神、他的人生态度、他的学术责任真的是难以言表,不仅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到惭愧,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先生的人生、历练、际遇、体悟,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笔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先生不仅是学生的学业之师,更是学生的做人之师;不仅教学生知识、学问,同时也在影响学生的情操、人格。得拜先生为师,学生何其幸哉!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先生以其宽广无疆的大敬大爱,感染着他周围的人,同时也赢得了学生和同事的敬重和爱戴。
　　在先生的这本自传即将出版之时,略记读后的点滴感受,以此敬贺先生90华诞,并祝先生健康长寿!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熊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