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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走进G2或G0时代?
美国参议院在今年2月15日公布的对外关系报告中发出警告：“几乎可能肯定的是，未来50年，美中两国将展开竞争，如同过去美苏争霸。”G20(二十国集团)大有取代G7(七国集团)之势，继而，G2之说在人们的意识之中也渐渐趋于常识化，尤其自2月14日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G2指的便是美国与中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创造“中美国”(Chimerlca)一词来表述中美两国“生产一消费”共生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年1月底的达沃斯论坛，美国智库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主席伊恩·布雷默(Lan Bremmer)和有“末日博士”(Dr.Doom)之称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联邦财政部前顾问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lnl)助推G0成为热点话题，并联合在2月16日的《今日美国报》撰文“我们需要为一个‘Go’世界做好准备”(we’d Better Brace for a“G-Zero’’wOrld)。GO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均无法单方面展开全球治理。Go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的崛起。
就在这届达沃斯论坛上，一则插曲颇值得玩味。劳伦斯·亨利·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舌战蔡美儿。一个是奥巴马的前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内阁的联邦财政部长，位高权重，一个是畅销书作者，初露锋芒；一个是哈佛大学前校长，一个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一个是犹太移民的后裔，一个是中国侨民的后代，嫁给了美籍犹太人：一个是被称作为“猪”的学者，破大于立，一个是自诩为“虎”的母亲，褒逊于贬。对等又不对等。
这场看似关公战秦琼的对峙起因于《虎妈战歌》(BattleHymn of the TigerMother)。1月11日，美国企鹅出版社推出蔡美儿这本自传。
对孩子自尊心置之不理，孩子须孝顺父母，孩子需父母指引。这是蔡美儿提炼出的中国父母育儿三大“成功法宝”，并期待西方父母竞相效仿。尤其是中国母亲，视子女生来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斥责甚或威胁遂成惯例。蔡美儿便以十项禁令来圈养孩子，为贯彻其教育模式屡施“暴政”，偶尔还剥夺孩子基本生理需求。
《华尔街邮报》1月8日撷取片段，以“为什么中国妈妈更胜一筹”(Why Chinese Hothers are Superior)为题醒目刊发，并特意附上PISA排行榜。一石激起千层浪。书评与报道狂轰滥炸。新书尚未上市，蔡美儿俨然已是公众人物，还荣登电视现身说法。此书迅速占据各大畅销书排行榜，“虎妈”遂成为焦点话题。而读者的反馈是毁誉参半，报社网站留言板上的唇枪舌战更趋白热化，蔡美儿竟然屡遭死亡威胁。1月31日的《时代周刊》甚而以“虎妈真相”(The Truth about T1ger Moms)作封面话题，并再度揭开PTSA重创后的伤疤。
在2009年第四届国际学生评估(PISA)的阅读、科学和数学三项测试中，首次参赛的一批上海1 5岁学生均雄踞榜首，而美国仅排名第17、第23和第31位。测试结果于去年12月7日在全球发布。美国中学生的“差生”形象尽在预期之中。小布什政府也因此出台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但就效果而言，乏善可陈。最近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热播的纪录片《狂暴乱跑》(Racing t0 Nowhere)描述的竟然是中上阶层的孩子在各方压力下的无所适从。近日，奥巴马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从2010年的46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497亿美元，并有意在未来5年为培训各类数学和理科教师砸下4000亿美元，尽管这对于深陷经费短缺困境的美国公共教育仅为杯水车薪。
中国教育猛于隐形战机?
《时代周刊》确实揭示了虎妈真相。在该期主打文章《虎妈：严厉的教子方式果真是解决之道?》(Tiger Moms：Is Tough Parenting Really the Answer?)中，资深记者安妮·保罗(Annie H.Paul)视该事件为“国家身份危机”(National Identity Crises)，就如“20世纪中叶，我们妒忌苏联，持续监控其导弹储备、宇航员甚至体操队，权作我们成功的指标。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日本忧心忡忡，在技能与精巧的产品设计方面，他们超越我们，日本投资者还收购美国企业及其最佳地皮。”由此点到了美利坚“一个全国性痛处”(a National Sore Spot)。难怪奥巴马在今年《国情咨文》中四度提及中国。
1月25日，这份《国情咨文》的关键词无疑是“赢得未来”，奥巴马竟然扼腕般地抛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之悲言壮语。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此举不仅正式开启“太空时代”，更意味着“冷战”进入另一维度。苏联捷足先登，对赢得未来，志在必得。于西方阵营而言，斯普特尼克上天，与其说是科技挑战，不如说是生存威慑。
时下，美国人又感到遭受谁的威摄呢?中国。1月份皮尤民意调查(Pew Research Poll)显示，约47％的美国人视中国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选择本国的只不到31％。在去年11月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刊载的文章“那么，是谁害怕黄祸?”(So who’s Afraid 0f the Yellow Peril?)中，英国资深报人多米尼克·劳森(Dominic Lawson)指出，西方因自身衰退而深陷“黄祸”的四面楚歌。
美国公众往往忽视了这个事实：2010年美国人均GDP为47 132美元，全球列第9位，而中国大陆以4 283美元排第95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中国在201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仅排名第89位，而美国位居第4(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中国目前尚有1.5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联合国2010年度多维贫困指数)；过去30年间，中国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始终未能跨越GDP的2.0％－2.5％，美国则持续在6％以上，按绝对数计算，美国是中国的7.1倍，人均则为中国的30倍。
尽管差距如此悬殊，尽管“冷战”后的美国从“超级大国”(Superpower)晋升为“唯一超级大国”(Sole Superpower)或“超强大国”(Hyperpower)，美国竞如同惊弓之鸟?更有甚者，歼20隐形战斗机刚刚成功试飞，1月16日，《纽约时报》高度亮出获奖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Nicholas D.Kristof)撰写的时评“中国学校赢得胜利?”(China’s Winning Schools?)，警世般地呐喊：“中国 教育体系的崛起及其蕴含的学习热情”比隐形战机更具威胁力。
中国学生为何如此出众?
尽管上海学子首度加盟，但前三届PISA，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遥遥领先。可见，学习优势与中国血统高度关联，无论身处何方。去年lO月份，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英国有多公平?》(How Fair isBritain?)声称，“有证据显示，学习成绩仍与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但存有特例，只有华裔孩子实现了教育公平的目标。华裔女生不仅是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成绩最好的少数族群，而且“享有学校免费餐资格”的华裔女生竟然也高距第二。而早在2003年，德国学者在中国的四个样本省，即上海、辽宁、河南和新疆，采集2 547名高三学生为样本，以“国际中小学生数学与科学评估动态项目”(Trends 1n International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的方法与试题来测试，结果显示，不仅辽宁、上海和河南位居三甲，中国高三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比欧洲学生高出约两个学年(详见本刊2010年第1期)。
然而，面对虎妈般如此蛮横、如此暴虐、如此奴役的“中国式家庭教育”，浸润于《成长的烦恼》的美国人忿然亦释然，毕竟身在中国大陆的“虎妈”们还会义无反顾、一如既往地把子女送到大洋彼岸深造。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去年11月15日公布的报告——《门户开放2010》，2009-2010学年，中国学子以30％的增长率一跃成为美国高校最大留学生群体，所占比率为18.5％。对此，萨默斯却认为，过去25年来是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这两位哈佛肄业生改变了世界。更有美国人对虎妈嗤之以鼻，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1月18日的文章“儒夫蔡美儿”(Amy Chua Is a Wimp)中所表述的观点，即圈养是对孩子温和的纵容和严厉的溺爱，弱化了他们的
社会认知，而其实“学校餐厅比图书馆更考验孩子”。
“虎妈”概念可谓一语双关，蔡美儿属虎，又在农历虎年岁末出书，而其育儿经全然是虎啸虎威式的，“悍母”(Honster Moms)在美遂成为“中国妈妈”(Chlnese Moms)的代名词。就在前不久，网络流传着一幅题为《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的帖子，怒斥贪恋攀比的“中国妈妈”：“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中国妈妈’永远是以别人为标杆，然后让子女去达成妈妈心中的目标。”
11年前金华徐力弑母事件历历在目!
2000年1月17日，金华17岁高二学生徐力弑母，堪比中国教育大地震。2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就此发表了《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1个月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笔者随即在德国媒体发表整版文章对此加以评述(《德国导报》2000年四月号)。
徐力母亲窥探儿子的日记，接听儿子的电话，监视儿子的行踪，而其生前最后也是日常反复唠叨的一句话是，“我告诉你，考不上大学，我不会给你第二次考大学的机会，期末考不到前10名，我就打断你的腿”。
英国学者2005年曾经对该国华裔学生展开深入研究，样本为80名华裔学生、30位华裔父母和30位教师。一位华裔学生在访谈中说道：“我父母希望我取得最好成绩。要是拿不到，他们就会不停唠叨，让我做得更好…比如我拿到B，他们就会说：‘为什么不是A?’蔡美儿也要求女儿每科成绩必拿A。如出一辙!
常以为，缺失必要文化资本的“中国妈妈”将自己在成长中的匮乏与自卑投射在孩子身上。此惯例被蔡美儿彻底颠覆。她尽管是旅美第二代移民，却出自书香门第，父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而祖上旅居菲律宾时已是商贾之家，此外，她的夫婿是同为耶鲁教授的犹太裔美国人。
英国这份研究报告称：“中华民族的特性和教育的构成非常独特。”在2月7日《卫报》发表的文章“卧虎藏龙：为什么华裔儿童学习好?”(Hidden Tigers：Why Do ChineseChildren so Well at School?)中，英国资深教育记者沃里克·曼塞尔(Warwick Mansell)也发现，海内海外，中国人尽是“卧虎藏龙”，其中必蕴深意。
家庭何以成为学校的延伸?
国内外舆论界普遍认为，上海学生以“汗水 泪水”来换取PISA辉煌，因而，对上海学生所创造的PISA奇迹予以质疑、不屑乃至否定者，大有人在。对此笔者并不苟同。在65个参赛国与地区，就校内校外学习时间总量而言，上海排位第14和第9名。以此代价来赢取殊荣，性价比不低。在2011年2月1日《法兰克福评论》的特约稿“关于中国学生最佳学业成就的分析”(ChinesischeSpitzen-Schitler)一文中，笔者指出，集全球专家研制的PISA方案百密而一疏，疏忽的是家庭因素。
“减负”，家庭何为?
2009年《闵行区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查报告》表明，仅有22.79％的学生视老师布置的作业数量多、难度大，却有78.21％的学生直指父母为“增负”推手。是年儿童节前夕，上海市少工委在全市少先队员中开展了“代表提提案，队员表心愿”活动。其中，减轻课业负担、向往快乐学习，以67.1％的比率成为当今少年儿童第一愿望。不少孩子反映，学校提出“减负”，家长却置若罔闻，反而趁着周末假期“增负”。在当年12月上海小学校长论坛上，笔者阐述“减负”中一个“躲猫猫”现象，即学生学业负担早已从体制内转移到体制外。新浪教育频道2011年1月12日发布的《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教育消费占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家庭收入约1／7，成为家庭消费重头。之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城市的家庭教育支出半年的全国平均值是3633.9元，且校外教育支出已达到校内支出的3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剪刀差与日俱增。新浪教育频道进而发现，针对未成年人的市场化教育培训随着孩子年龄的递增从“素质教育”转向“应试教育”。
据《中国教育报》记者调查，2010年教育图书销量居首的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而与之并排销售的还有《好爸爸胜过好妈妈》、《好爸妈胜过好老师》、《好妈妈也是好老师》、《一个好父亲胜过一百个老师》等数十种封面雷同的“山寨版”图书，甚至有7家出版社同时抛出名为《好父母胜过好老师》的图书。
2010年，《中国青年报》刊发一位自称开明的一年级学生母亲的公开信“我为什么忍不住对孩子‘施暴’”：当年元旦，一位名牌大学的浙江籍毕业生，因责备望子成龙的母亲横加干涉自己“人生的选择”，最终挥刀捅死母亲，在他眼中，母亲“关心我，但关心过度”；就在案发前半个月，2009年12月13日，一名陕西镇安县云盖寺镇初二学生谋杀母亲，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妈妈，请您尊重 我的意见，还我一片蓝天吧”。
据今年年初发布的《上海中小学生安全情况报告》，去年共有8名学生自杀身亡，其中6人因与家长发生争执或不满家长管教方式，2人由于情感或学业压力。
今年寒假之前，一首诗歌《妈妈，我压力好大》因引发家长的酸楚与共鸣在互联网上被疯狂转发。作者是南京一名小学五年级女孩。
面对《新民周刊》近期的采访，笔者道出“家庭成为更严酷的学校，母亲充当更严厉的老师”之论断。这才是中国学子决胜沙场之秘诀。
“中国家庭教育的痛苦是女人式的痛苦：
中国家庭教育的焦虑是女人式的焦虑；
中国家庭教育的混乱是女人式的混乱!
中国的家庭教育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父亲的理性思考和呼声，失去了男人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曾刊载在《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扭曲的母亲》出现这么一段开场白。一言中的。焦虑症，被教育大众化裹挟，在中国母亲群体中蔓延、扩散、恶化。在徐力眼中，“母亲活在世上太可怜了，整天为我的学习操心，如果母亲死了，可怜的母亲也就可以解脱了。”
“虎妈”绝非杯弓蛇影，“徐母”必然满山遍野。
中国作为衡量美国的一个尺度?
《虎妈战歌》的高潮是一次与13岁的小女儿为练琴而展开激烈>中突，由此引发蔡美儿对育儿观的深刻反思，并转而让孩子自由抉择。对蔡美儿来说，此书仅为一段心路历程，一部回忆录，一种自嘲式的反思。1月8日《华尔街日报》的书摘断章取义之嫌昭昭然，蔡美儿只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被无端妖魔化，尽管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在《纽约时报》1月2日刊载的文章“如何与中国为友”(How t0Stay Friends with China)中警惕中美互为妖魔化现象，并倡导相互依存的道德原则。这种相互依存可理解为把对方视作反观自身的明镜。《华盛顿邮报》2月7日刊发文章“中国是一把量尺还是一个警告标志?”(Is China aMeasuring Stick or a Warning Sign for America?)，作者基思·里奇伯格(Keith B.Richburg)洞察到，中国在今年的《国情咨文》是“作为衡量美国的一个尺度被提及——一个能更好地教育孩子、更多地投资于研发、更好地建设基础设施，并对美国的伟大构成挑战的地方”。
在《华尔街邮报》1月29日的文章“萨默斯挑战虎妈”(Larry Summers vs.the Tiger Mom)中，资深记者杰勒德·贝克(Gerard Baker)最后说道，《虎妈战歌》击中“美国中年人当下最忧患的两件事——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子女”。而《时代周刊》那篇文章更是感慨万千道：“我们应将《虎妈战歌》视为一次合乎时宜的嘲讽，针对我们的自满以及美国永距第一的想法。我们可以对蔡美儿书中的挑衅性细节纠缠不休，或者，我们可以将她更宏大的主题作为一种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这种激励过去时常伴随着我们国人……努力、坚持、对借口毫无耐心：不论这是中国故事还是美国故事，似乎都是我们无以争辩的成功之道。”
于是，实现如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所殷殷期待的“赢得未来”指日可待。
《虎妈战歌》是原版书名，德文版与中文版几近同时现身。亚欧美三个大陆，为同一本书取了三个相似但意蕴迥异的书名。纳格尔与金谢出版社(Nagel ＆ KimcheVerlag)出品的德文版名为《成功之母：我如何教会我的孩子取胜》(Die Mutter des Erfo]gs，Wie ich meinenKindern das Siegen beibrachte)，中信出版社推出的中文版却冠名为《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如果说，挤在亚美大陆之间的欧洲以平淡的书名来冷眼旁观世界风云，波澜不惊，那么，美国人恐之为战书，惶惶然；中国人奉之为宝典，沾沾焉。而《时代周刊》的封面话题“虎妈真相”被国内媒体译作“为严教正名”，则更是体现出这种窃喜。难怪忧患的美国人却始终无以读懂焦虑的中国母亲。
值得解读的恰恰是这种“无以读懂”。
就在2011年1月底召开的上海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专家座谈会上，笔者呼吁：我们必须在意世界如何观察我们，但更要在意自己如何审视自己——自我反思、自我改造、自我救赎，或许由此得以走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ldes Trap)，抑或能够快刀斩断缠绕在能够全球夺冠但始终难以让人民满意的中国教育的“戈尔迪之结”(Gordlan Knot)，毕竟当初苏联“斯普特尼克”的上天，引发了西方20世纪最为宏大而深刻的教育变革。
《虎妈战歌》，美国人的忧患邂逅中国母亲的焦虑，面面相觑，谁更猛于虎?
编辑：陈敏
美国参议院在今年2月15日公布的对外关系报告中发出警告：“几乎可能肯定的是，未来50年，美中两国将展开竞争，如同过去美苏争霸。”G20(二十国集团)大有取代G7(七国集团)之势，继而，G2之说在人们的意识之中也渐渐趋于常识化，尤其自2月14日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G2指的便是美国与中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创造“中美国”(Chimerlca)一词来表述中美两国“生产一消费”共生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年1月底的达沃斯论坛，美国智库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主席伊恩·布雷默(Lan Bremmer)和有“末日博士”(Dr.Doom)之称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联邦财政部前顾问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lnl)助推G0成为热点话题，并联合在2月16日的《今日美国报》撰文“我们需要为一个‘Go’世界做好准备”(we’d Better Brace for a“G-Zero’’wOrld)。GO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均无法单方面展开全球治理。Go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的崛起。
就在这届达沃斯论坛上，一则插曲颇值得玩味。劳伦斯·亨利·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舌战蔡美儿。一个是奥巴马的前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内阁的联邦财政部长，位高权重，一个是畅销书作者，初露锋芒；一个是哈佛大学前校长，一个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一个是犹太移民的后裔，一个是中国侨民的后代，嫁给了美籍犹太人：一个是被称作为“猪”的学者，破大于立，一个是自诩为“虎”的母亲，褒逊于贬。对等又不对等。
这场看似关公战秦琼的对峙起因于《虎妈战歌》(BattleHymn of the TigerMother)。1月11日，美国企鹅出版社推出蔡美儿这本自传。
对孩子自尊心置之不理，孩子须孝顺父母，孩子需父母指引。这是蔡美儿提炼出的中国父母育儿三大“成功法宝”，并期待西方父母竞相效仿。尤其是中国母亲，视子女生来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斥责甚或威胁遂成惯例。蔡美儿便以十项禁令来圈养孩子，为贯彻其教育模式屡施“暴政”，偶尔还剥夺孩子基本生理需求。
《华尔街邮报》1月8日撷取片段，以“为什么中国妈妈更胜一筹”(Why Chinese Hothers are Superior)为题醒目刊发，并特意附上PISA排行榜。一石激起千层浪。书评与报道狂轰滥炸。新书尚未上市，蔡美儿俨然已是公众人物，还荣登电视现身说法。此书迅速占据各大畅销书排行榜，“虎妈”遂成为焦点话题。而读者的反馈是毁誉参半，报社网站留言板上的唇枪舌战更趋白热化，蔡美儿竟然屡遭死亡威胁。1月31日的《时代周刊》甚而以“虎妈真相”(The Truth about T1ger Moms)作封面话题，并再度揭开PTSA重创后的伤疤。
在2009年第四届国际学生评估(PISA)的阅读、科学和数学三项测试中，首次参赛的一批上海1 5岁学生均雄踞榜首，而美国仅排名第17、第23和第31位。测试结果于去年12月7日在全球发布。美国中学生的“差生”形象尽在预期之中。小布什政府也因此出台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但就效果而言，乏善可陈。最近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热播的纪录片《狂暴乱跑》(Racing t0 Nowhere)描述的竟然是中上阶层的孩子在各方压力下的无所适从。近日，奥巴马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从2010年的46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497亿美元，并有意在未来5年为培训各类数学和理科教师砸下4000亿美元，尽管这对于深陷经费短缺困境的美国公共教育仅为杯水车薪。
中国教育猛于隐形战机?
《时代周刊》确实揭示了虎妈真相。在该期主打文章《虎妈：严厉的教子方式果真是解决之道?》(Tiger Moms：Is Tough Parenting Really the Answer?)中，资深记者安妮·保罗(Annie H.Paul)视该事件为“国家身份危机”(National Identity Crises)，就如“20世纪中叶，我们妒忌苏联，持续监控其导弹储备、宇航员甚至体操队，权作我们成功的指标。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日本忧心忡忡，在技能与精巧的产品设计方面，他们超越我们，日本投资者还收购美国企业及其最佳地皮。”由此点到了美利坚“一个全国性痛处”(a National Sore Spot)。难怪奥巴马在今年《国情咨文》中四度提及中国。
1月25日，这份《国情咨文》的关键词无疑是“赢得未来”，奥巴马竟然扼腕般地抛下“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之悲言壮语。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此举不仅正式开启“太空时代”，更意味着“冷战”进入另一维度。苏联捷足先登，对赢得未来，志在必得。于西方阵营而言，斯普特尼克上天，与其说是科技挑战，不如说是生存威慑。
时下，美国人又感到遭受谁的威摄呢?中国。1月份皮尤民意调查(Pew Research Poll)显示，约47％的美国人视中国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选择本国的只不到31％。在去年11月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刊载的文章“那么，是谁害怕黄祸?”(So who’s Afraid 0f the Yellow Peril?)中，英国资深报人多米尼克·劳森(Dominic Lawson)指出，西方因自身衰退而深陷“黄祸”的四面楚歌。
美国公众往往忽视了这个事实：2010年美国人均GDP为47 132美元，全球列第9位，而中国大陆以4 283美元排第95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中国在201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仅排名第89位，而美国位居第4(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中国目前尚有1.5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联合国2010年度多维贫困指数)；过去30年间，中国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始终未能跨越GDP的2.0％－2.5％，美国则持续在6％以上，按绝对数计算，美国是中国的7.1倍，人均则为中国的30倍。
尽管差距如此悬殊，尽管“冷战”后的美国从“超级大国”(Superpower)晋升为“唯一超级大国”(Sole Superpower)或“超强大国”(Hyperpower)，美国竞如同惊弓之鸟?更有甚者，歼20隐形战斗机刚刚成功试飞，1月16日，《纽约时报》高度亮出获奖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Nicholas D.Kristof)撰写的时评“中国学校赢得胜利?”(China’s Winning Schools?)，警世般地呐喊：“中国 教育体系的崛起及其蕴含的学习热情”比隐形战机更具威胁力。
中国学生为何如此出众?
尽管上海学子首度加盟，但前三届PISA，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遥遥领先。可见，学习优势与中国血统高度关联，无论身处何方。去年lO月份，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公布的报告《英国有多公平?》(How Fair isBritain?)声称，“有证据显示，学习成绩仍与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但存有特例，只有华裔孩子实现了教育公平的目标。华裔女生不仅是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成绩最好的少数族群，而且“享有学校免费餐资格”的华裔女生竟然也高距第二。而早在2003年，德国学者在中国的四个样本省，即上海、辽宁、河南和新疆，采集2 547名高三学生为样本，以“国际中小学生数学与科学评估动态项目”(Trends 1n International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的方法与试题来测试，结果显示，不仅辽宁、上海和河南位居三甲，中国高三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比欧洲学生高出约两个学年(详见本刊2010年第1期)。
然而，面对虎妈般如此蛮横、如此暴虐、如此奴役的“中国式家庭教育”，浸润于《成长的烦恼》的美国人忿然亦释然，毕竟身在中国大陆的“虎妈”们还会义无反顾、一如既往地把子女送到大洋彼岸深造。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去年11月15日公布的报告——《门户开放2010》，2009-2010学年，中国学子以30％的增长率一跃成为美国高校最大留学生群体，所占比率为18.5％。对此，萨默斯却认为，过去25年来是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这两位哈佛肄业生改变了世界。更有美国人对虎妈嗤之以鼻，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1月18日的文章“儒夫蔡美儿”(Amy Chua Is a Wimp)中所表述的观点，即圈养是对孩子温和的纵容和严厉的溺爱，弱化了他们的
社会认知，而其实“学校餐厅比图书馆更考验孩子”。
“虎妈”概念可谓一语双关，蔡美儿属虎，又在农历虎年岁末出书，而其育儿经全然是虎啸虎威式的，“悍母”(Honster Moms)在美遂成为“中国妈妈”(Chlnese Moms)的代名词。就在前不久，网络流传着一幅题为《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的帖子，怒斥贪恋攀比的“中国妈妈”：“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中国妈妈’永远是以别人为标杆，然后让子女去达成妈妈心中的目标。”
11年前金华徐力弑母事件历历在目!
2000年1月17日，金华17岁高二学生徐力弑母，堪比中国教育大地震。2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就此发表了《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1个月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笔者随即在德国媒体发表整版文章对此加以评述(《德国导报》2000年四月号)。
徐力母亲窥探儿子的日记，接听儿子的电话，监视儿子的行踪，而其生前最后也是日常反复唠叨的一句话是，“我告诉你，考不上大学，我不会给你第二次考大学的机会，期末考不到前10名，我就打断你的腿”。
英国学者2005年曾经对该国华裔学生展开深入研究，样本为80名华裔学生、30位华裔父母和30位教师。一位华裔学生在访谈中说道：“我父母希望我取得最好成绩。要是拿不到，他们就会不停唠叨，让我做得更好…比如我拿到B，他们就会说：‘为什么不是A?’蔡美儿也要求女儿每科成绩必拿A。如出一辙!
常以为，缺失必要文化资本的“中国妈妈”将自己在成长中的匮乏与自卑投射在孩子身上。此惯例被蔡美儿彻底颠覆。她尽管是旅美第二代移民，却出自书香门第，父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而祖上旅居菲律宾时已是商贾之家，此外，她的夫婿是同为耶鲁教授的犹太裔美国人。
英国这份研究报告称：“中华民族的特性和教育的构成非常独特。”在2月7日《卫报》发表的文章“卧虎藏龙：为什么华裔儿童学习好?”(Hidden Tigers：Why Do ChineseChildren so Well at School?)中，英国资深教育记者沃里克·曼塞尔(Warwick Mansell)也发现，海内海外，中国人尽是“卧虎藏龙”，其中必蕴深意。
家庭何以成为学校的延伸?
国内外舆论界普遍认为，上海学生以“汗水 泪水”来换取PISA辉煌，因而，对上海学生所创造的PISA奇迹予以质疑、不屑乃至否定者，大有人在。对此笔者并不苟同。在65个参赛国与地区，就校内校外学习时间总量而言，上海排位第14和第9名。以此代价来赢取殊荣，性价比不低。在2011年2月1日《法兰克福评论》的特约稿“关于中国学生最佳学业成就的分析”(ChinesischeSpitzen-Schitler)一文中，笔者指出，集全球专家研制的PISA方案百密而一疏，疏忽的是家庭因素。
“减负”，家庭何为?
2009年《闵行区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查报告》表明，仅有22.79％的学生视老师布置的作业数量多、难度大，却有78.21％的学生直指父母为“增负”推手。是年儿童节前夕，上海市少工委在全市少先队员中开展了“代表提提案，队员表心愿”活动。其中，减轻课业负担、向往快乐学习，以67.1％的比率成为当今少年儿童第一愿望。不少孩子反映，学校提出“减负”，家长却置若罔闻，反而趁着周末假期“增负”。在当年12月上海小学校长论坛上，笔者阐述“减负”中一个“躲猫猫”现象，即学生学业负担早已从体制内转移到体制外。新浪教育频道2011年1月12日发布的《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教育消费占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家庭收入约1／7，成为家庭消费重头。之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城市的家庭教育支出半年的全国平均值是3633.9元，且校外教育支出已达到校内支出的3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剪刀差与日俱增。新浪教育频道进而发现，针对未成年人的市场化教育培训随着孩子年龄的递增从“素质教育”转向“应试教育”。
据《中国教育报》记者调查，2010年教育图书销量居首的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而与之并排销售的还有《好爸爸胜过好妈妈》、《好爸妈胜过好老师》、《好妈妈也是好老师》、《一个好父亲胜过一百个老师》等数十种封面雷同的“山寨版”图书，甚至有7家出版社同时抛出名为《好父母胜过好老师》的图书。
2010年，《中国青年报》刊发一位自称开明的一年级学生母亲的公开信“我为什么忍不住对孩子‘施暴’”：当年元旦，一位名牌大学的浙江籍毕业生，因责备望子成龙的母亲横加干涉自己“人生的选择”，最终挥刀捅死母亲，在他眼中，母亲“关心我，但关心过度”；就在案发前半个月，2009年12月13日，一名陕西镇安县云盖寺镇初二学生谋杀母亲，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妈妈，请您尊重 我的意见，还我一片蓝天吧”。
据今年年初发布的《上海中小学生安全情况报告》，去年共有8名学生自杀身亡，其中6人因与家长发生争执或不满家长管教方式，2人由于情感或学业压力。
今年寒假之前，一首诗歌《妈妈，我压力好大》因引发家长的酸楚与共鸣在互联网上被疯狂转发。作者是南京一名小学五年级女孩。
面对《新民周刊》近期的采访，笔者道出“家庭成为更严酷的学校，母亲充当更严厉的老师”之论断。这才是中国学子决胜沙场之秘诀。
“中国家庭教育的痛苦是女人式的痛苦：
中国家庭教育的焦虑是女人式的焦虑；
中国家庭教育的混乱是女人式的混乱!
中国的家庭教育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父亲的理性思考和呼声，失去了男人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曾刊载在《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扭曲的母亲》出现这么一段开场白。一言中的。焦虑症，被教育大众化裹挟，在中国母亲群体中蔓延、扩散、恶化。在徐力眼中，“母亲活在世上太可怜了，整天为我的学习操心，如果母亲死了，可怜的母亲也就可以解脱了。”
“虎妈”绝非杯弓蛇影，“徐母”必然满山遍野。
中国作为衡量美国的一个尺度?
《虎妈战歌》的高潮是一次与13岁的小女儿为练琴而展开激烈>中突，由此引发蔡美儿对育儿观的深刻反思，并转而让孩子自由抉择。对蔡美儿来说，此书仅为一段心路历程，一部回忆录，一种自嘲式的反思。1月8日《华尔街日报》的书摘断章取义之嫌昭昭然，蔡美儿只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被无端妖魔化，尽管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在《纽约时报》1月2日刊载的文章“如何与中国为友”(How t0Stay Friends with China)中警惕中美互为妖魔化现象，并倡导相互依存的道德原则。这种相互依存可理解为把对方视作反观自身的明镜。《华盛顿邮报》2月7日刊发文章“中国是一把量尺还是一个警告标志?”(Is China aMeasuring Stick or a Warning Sign for America?)，作者基思·里奇伯格(Keith B.Richburg)洞察到，中国在今年的《国情咨文》是“作为衡量美国的一个尺度被提及——一个能更好地教育孩子、更多地投资于研发、更好地建设基础设施，并对美国的伟大构成挑战的地方”。
在《华尔街邮报》1月29日的文章“萨默斯挑战虎妈”(Larry Summers vs.the Tiger Mom)中，资深记者杰勒德·贝克(Gerard Baker)最后说道，《虎妈战歌》击中“美国中年人当下最忧患的两件事——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子女”。而《时代周刊》那篇文章更是感慨万千道：“我们应将《虎妈战歌》视为一次合乎时宜的嘲讽，针对我们的自满以及美国永距第一的想法。我们可以对蔡美儿书中的挑衅性细节纠缠不休，或者，我们可以将她更宏大的主题作为一种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这种激励过去时常伴随着我们国人……努力、坚持、对借口毫无耐心：不论这是中国故事还是美国故事，似乎都是我们无以争辩的成功之道。”
于是，实现如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所殷殷期待的“赢得未来”指日可待。
《虎妈战歌》是原版书名，德文版与中文版几近同时现身。亚欧美三个大陆，为同一本书取了三个相似但意蕴迥异的书名。纳格尔与金谢出版社(Nagel ＆ KimcheVerlag)出品的德文版名为《成功之母：我如何教会我的孩子取胜》(Die Mutter des Erfo]gs，Wie ich meinenKindern das Siegen beibrachte)，中信出版社推出的中文版却冠名为《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如果说，挤在亚美大陆之间的欧洲以平淡的书名来冷眼旁观世界风云，波澜不惊，那么，美国人恐之为战书，惶惶然；中国人奉之为宝典，沾沾焉。而《时代周刊》的封面话题“虎妈真相”被国内媒体译作“为严教正名”，则更是体现出这种窃喜。难怪忧患的美国人却始终无以读懂焦虑的中国母亲。
值得解读的恰恰是这种“无以读懂”。
就在2011年1月底召开的上海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专家座谈会上，笔者呼吁：我们必须在意世界如何观察我们，但更要在意自己如何审视自己——自我反思、自我改造、自我救赎，或许由此得以走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ldes Trap)，抑或能够快刀斩断缠绕在能够全球夺冠但始终难以让人民满意的中国教育的“戈尔迪之结”(Gordlan Knot)，毕竟当初苏联“斯普特尼克”的上天，引发了西方20世纪最为宏大而深刻的教育变革。
《虎妈战歌》，美国人的忧患邂逅中国母亲的焦虑，面面相觑，谁更猛于虎?
编辑：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