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家是一种独立的共同体,其成员之间拥有更紧密的生活联系与更深厚的主观感情,由此造就了独特的家价值:一方面,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另一方面,家具有更强的自治能力.虐待罪的创制体现了刑法对家价值的特别考量.将家价值贯彻于虐待罪的教义学中,不仅能对虐待罪的构成要件问题展开更为实质的思考——将虐待罪的适用对象解释为拥有紧密生活联系的事实家庭成员、发现虐待行为的历时性特征、针对缓和的结果归属原理为司法实务提供操作性更强的判断规则;还能为虐待罪的妥当量刑提供指导——维护虐待罪罪内与罪间的量刑协调,积极运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家是一种独立的共同体,其成员之间拥有更紧密的生活联系与更深厚的主观感情,由此造就了独特的家价值:一方面,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另一方面,家具有更强的自治能力.虐待罪的创制体现了刑法对家价值的特别考量.将家价值贯彻于虐待罪的教义学中,不仅能对虐待罪的构成要件问题展开更为实质的思考——将虐待罪的适用对象解释为拥有紧密生活联系的事实家庭成员、发现虐待行为的历时性特征、针对缓和的结果归属原理为司法实务提供操作性更强的判断规则;还能为虐待罪的妥当量刑提供指导——维护虐待罪罪内与罪间的量刑协调,积极运用被害人谅解与缓刑制度促进家价值的修复.家价值的教义化不仅影响虐待罪的适用,还将辐射至所有的家事犯罪.
其他文献
一般保证关系具有备位性,直接影响多数当事人诉讼形态,现有司法解释虽对此有所涉及,却不尽完备.若债权人在诉讼程序中选择一并起诉债务人和一般保证人,在诉讼标的旧实体法说下,主债权关系与备位债权关系不同一,保证人和债务人利益相互矛盾,彼此行为应当独立,更接近普通共同诉讼.可以选择以牵连关系来解释“同种类”,或扩张“法律关系”的内涵,使之成为普通共同诉讼.若先行起诉保证人,司法解释规定“应当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应当”的效力来源并非其释义书所提及的先诉抗辩权,也非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而是实体上的备位性,其导致部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第二篇附论中认为,萨德的小说《朱莉埃特》中的主人公朱莉埃特和康德在哲学中塑造的启蒙者是一致的,这便是“康德同萨德”(Kant with Sade)①命题的由来.针对这一命题能否成立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产生诸多争议.大卫·詹姆斯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站在文献学的立场上认为理性在康德那里有同一性和批判性双重属性,而理性的批判性防止了启蒙理性退化为知性②.然而,这一反对意见忽视了《启蒙辩证法》批判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实际上,《启蒙辩证法》不仅是从启蒙自身的属性出发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
现有对消费者反悔权的理解往往是从传统民法教义体系出发,将其理解为解除权或撤销权.作为伴随网络交易平台出现的新兴权利,如果一味地将反悔权归入传统民法体系,很有可能忽略其带来的真正价值.从精细的法律经济分析和平台的角度理解消费者反悔权,可以发现消费者反悔权的权利根基并不在于保护居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反悔权也并不是仅在消费者和经营者两方主体之间进行利益取舍的、作为人权的消费者权利,而是依赖于平台实施的、在平台主导下调整消费者、经营者和平台三方关系的经济手段.基于此,可以尝试反思以“弱者保护”为核心的消费者保护架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兰州暴发以来,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拥有更多元、更便捷的渠道获取各类疫情资讯,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大的助力,疫情得以有效控制.然而,在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媒介化社会中,人类对媒介技术的掌握未必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相匹配,与德尔塔变异毒株伴随而来的“信息疫情”同样使人惶恐.如何让公民提高辨识能力,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上不会被轻易“带节奏”,杜绝信谣、传谣,就必须重视并加快公民媒介素养的提升,通过政府、媒体、学校、家庭、社会、个人等形成媒介素养教育合力,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同是规范特许人(国家公园管理局)与特许经营权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质上属于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可被拆分为双阶理论下的“行政行为十民事合同”,即在订立阶段为行政行为,在履行和解除阶段为民事合同.为实现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的功能,保护特许经营权人利益和参与特许经营竞争者利益,应明确合同的必要内容、采用竞争性缔约方式、签订书面合同并对特许经营权进行登记.由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权具有专属性,合同义务只能由特许经营权人自己履行并应注意保护园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基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同的基本性质
基于容忍义务,轻微损害免责已为学界和实务界共识.但是,轻微损害行为在违法性、责任承担及所处法律关系方面均有别于损害赔偿原因,其判断标准具有独立性,现有理论和司法实践在关于轻微损害行为的裁判标准方面尚存缺陷,裁判尺度亟待统一.为此,基于我国司法实践,对轻微损害行为进行类型化研判和探讨实属必要.在权利行使行为致轻微损害方面,以权能为视角,就行使所有权而言,可类型化为占有权能型及占有权能分别与使用、收益、处分权能相结合型;就行使债权而言,可类型化为私力实现型、处分行为型和给付受领型;就行使人身权而言,可类型化为
通过考察33号指导意见的“规范目的 ”和例示严重失信行为的属性与内容,可以发现其他严重失信行为应当具备目的 标准、属性标准、形式标准.“社会信用法”出台前,各级别规范设列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不可与33号指导意见相抵触.“社会信用法”出台后,依照法律保留原则,其他严重失信行为可以由法律、法规加以设列.相较于例示严重失信行为,其他严重失信行为不具有普遍性,必须强化设列前的调研机制和设列后的评估清理机制.
随着当今社会风险的不断加剧、不可逆转损害后果的频繁出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应局限于事后的补救性救济,而应当积极拓展其预防功能,将隐患消弭于尚未发生之际是生物多样性预防公益诉讼的应有之义.就现行司法救济体系而言,尚存在法源理论上的不相妥协、立法维度上的事后救济为主、司法实践中的固守谨慎等鲜明特征.因此,应当在风险预防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引导下,加快推进生物多样性专门立法、明确“重大风险”判断基准、完善生物多样性多元保障体系、打造查、审、执相互贯通的全链条式体系.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对集资诈骗罪有了新的修改,提高了该罪的法定刑,然而,重刑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被害人保护的增强,现有立法、司法仍是以犯罪为中心进行的,如何澄清被害人保护与刑罚之间的关系,体现对被害人的实质保护,从犯罪人或犯罪行为为中心的立场进行研究很难实现,因此,亟需以被害人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对集资诈骗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被害人为研究中心、以被害人保护为核心追求的被害人中心主义在集资诈骗犯罪中的提倡,并依此在集资诈骗犯罪治理的立法、司法、刑罚替代措施方面进行建构,有利于真正实现对被害人的保护,而且
董监高责任保险虽然以公司董监高等人员在履职中的责任风险为保险标的,但其根本目的 和功能实则在于提升公司的长期绩效和价值,完善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是故在董责险制度中投保公司居于核心地位.公司在我国董责险法律关系中具有复合法律身份,除了作为投保人之外,还可能成为董责险的受害第三人,但无论如何都不应作为被保险人.投保公司与被保险董监高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体现为订立董责险合同的有权机关应为公司董事会,以及在公司负有董责险投保及维持义务时,若因公司行为导致董责险保障丧失,公司须对董监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投保公司与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