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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以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为界，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的通道、黎平、猴场、遵义、扎西、苟坝、会理会议，主要解决的是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以及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问题；在此之后的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巴西、俄界、榜罗镇会议，重点在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维护红军的统一和团结。这些会议的召开过程，是生动体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一课题的实践典范。正是长征途中重要会议上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对红军长征胜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和作用。
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十分注重贯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用《党章》规定了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有自由讨论的民主权利。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等人的“家长制” “一言堂”，破坏了党内正常民主生活。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谈到纠正主观主义问题时提出“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命题，为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开展指明了方向。然而，1931年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处理党内分歧，党内政治生活严重偏离健康运行轨道，导致苏区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几乎丧失殆尽。但是，即使在这样严苛的党内政治生活环境下，《党章》中关于党员拥有民主权利的规定，仍然得到了制度性的保护和尊重。这样，我们才能理解：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虽然受到排斥，其本人也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但是他对党内的重大决策仍然拥有发言权。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可以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坦率地交流探讨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路线的种种错误，并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才有后来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是我们党政治上、军事上达到成熟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正确开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民主集中制解决组织问题和党内分歧的伟大转折。会议的参加者都是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在遵义会议上都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军事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使不同意见有充分的交流、碰撞的机会，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展现了良好的民主精神和素养。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和会议主持者的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博古在主持会议时的端正态度，一方面固然与其个人素养有关，更主要的还是党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民主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支持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同志，也没有剥夺“左”倾军事路线支持者说理与辩解的权利。“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决议》还对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些认识，都是对遵义会议在体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民主、理性精神解决党内严重分歧方面的最好注解。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和红军的决策领导层，使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发言权加重了，但此时他还没有直接指挥军事行动的决策权。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川黔滇三省交界处的水田寨，召开鸡鸣三省村会议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在遵义会议上交权后，思想上一直有些不通，周恩来主动找博古进行长谈，一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动了博古，对凝聚党内共识，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回顾历史，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常委后，不少人对他的军事才能仍持怀疑态度，他卓越的领袖才能仍然有一个被全党、全军认知认可的过程。最能体现这一问题的就是1935年3月10日苟坝会议上围绕是否攻打鼓新场的争论。苟坝会议召开的起因，是由于3月10日中央收到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关于建议攻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城）的请战电报。张闻天当即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发动打鼓新场战斗。会议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力主不打，其他同志则坚决主张打，毛泽东遂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有人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张闻天“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的缺乏民主”，便根据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做了取消毛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职务是1935年3月初红军二占遵义期间由张闻天提议的，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商议，于3月4日正式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前敌司令员，毛泽东担任前敌政治委员。毛泽东重新在红军中有了明确职务，且担任中革军委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一要职，表明他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提升。但是，由于此前1935年1月下旬指挥土城战役的失利，刚刚重新走上军事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威信受损，影响到他军事领导权的稳固，才有苟坝会议初期关于打鼓新场作战方案多数同志不同意他，还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撤销了他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会后，毛泽东深感攻打鼓新场会给红军带来很大危险。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连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做说服工作。1935年3月11日或12日，苟坝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成立“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的提议，并表示赞成这个提议，认为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经常由中央直接开会讨论军事行动确实于指挥不利。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负责指挥军事。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起到了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作用。苟坝会议的召开过程，让我们再次深刻感受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极端重要性与正确性。我们也能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中看到，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也是红军四渡赤水和长征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 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本来极有利于开创革命新局面。但是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力量单薄，个人野心膨胀，将四方面军当作其要挟中央、争夺政治权力的资本，蓄谋分裂，使刚历经千辛万苦冲出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党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再次陷入危急境地。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分裂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7月芦花会议、8月初沙窝会议和8月下旬毛儿盖会议、9月初巴西会议和9月中旬俄界会议，既坚持原则，以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批评教育和帮助，又展示灵活性，以极大的政治智慧与策略，耐心周旋，为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赢得时间，避免了党和红军在错综复杂情况下的严重分裂和重大损失。
1935年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围绕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是否有合理性，而是张国焘在会上虽最终表态同意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但在行动上阳奉阴违，借口所谓解决组织问题和审查中央路线，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行动，致使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制定的松潘作战计划未能实现，将红军北上行动置于危险境地。为了顾全大局，增进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中革军委于1935年7月18日发出关于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通知。但在7月21至22日召开的芦花会议上，党中央从总结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既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和取得的重大成绩，也严肃指出其需要克服的主要错误和不足。芦花会议对增进全党及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统一部队的组织与指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与张国焘企图以枪指挥党的错误及由于红军暂时失利而出现的怀疑、忽视党的领导倾向作斗争，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深入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特点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同时，沙窝会议对张国焘蓄意提出吸收红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建议，也作出了必要的让步与妥协。通过讨论，会议决定增加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无疑对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推动红一、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面对张国焘坚持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的错误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8月20日毛儿盖会议上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从政治、敌情、居民群众条件、物质条件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张国焘主张的不适当，并严肃指出这种方针“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面对党中央一再耐心地劝说、教育帮助，张国焘利令智昏，不思悔改，竟于1935年9月8日从阿坝地区给陈昌浩发去电报，要他胁迫中央和左路军南下。党中央在识破其阴谋后，当机立断率领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并最终到达陕北抗日前线。
在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分析批判。但为了继续教育和挽救张国焘本人，中共中央在《决议》中仍称张国焘为“同志”，并规定决议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会上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从大局考虑不同意，他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足木脚，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朱德在会上坚决反对。中共中央考虑到南下红军的广大指战员，继续以极大的忍耐，对张国焘采取教育挽救的态度，以促其觉悟，率部北上。为了给张国焘台阶下，中共中央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于1935年12月22日致电张国焘，提出“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以使全党统一的建议。在中共中央的让步不但没有得到张国焘积极回应，甚至使其更加肆无忌惮的情况下，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在与张国焘的党内斗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以大局为重，采取健康的党内民主形式，通过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宽严相济，既坚持党性原则、坚决斗争又始终网开一面，不陷其于绝境，不置其于死地。为了促使张国焘率军北上，不但保留其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还委任为新设立的军委主席团六成员之一。这才使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尽管一再倒行逆施，但始终没有走上与中央彻底决裂的道路，最终成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完成历史性战略大转移，长征宣告胜利结束。彭德怀对此曾总结评价：“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顾红军在长征中，凡是遇到有关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时，中共中央都是通过中央会议以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来讨论解决；凡是遇到重要战役战斗，都是广泛征求下级指战员的意见。这是确保红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与长征胜利的坚实基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我们党总结的来之不易的宝贵历史经验，我们没有理由不倍加珍惜，并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特点，使之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助推器。
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十分注重贯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用《党章》规定了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有自由讨论的民主权利。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等人的“家长制” “一言堂”，破坏了党内正常民主生活。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谈到纠正主观主义问题时提出“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命题，为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开展指明了方向。然而，1931年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处理党内分歧，党内政治生活严重偏离健康运行轨道，导致苏区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几乎丧失殆尽。但是，即使在这样严苛的党内政治生活环境下，《党章》中关于党员拥有民主权利的规定，仍然得到了制度性的保护和尊重。这样，我们才能理解：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虽然受到排斥，其本人也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但是他对党内的重大决策仍然拥有发言权。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可以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坦率地交流探讨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路线的种种错误，并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才有后来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是我们党政治上、军事上达到成熟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正确开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民主集中制解决组织问题和党内分歧的伟大转折。会议的参加者都是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在遵义会议上都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军事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使不同意见有充分的交流、碰撞的机会，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展现了良好的民主精神和素养。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和会议主持者的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博古在主持会议时的端正态度，一方面固然与其个人素养有关，更主要的还是党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民主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支持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同志，也没有剥夺“左”倾军事路线支持者说理与辩解的权利。“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决议》还对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些认识，都是对遵义会议在体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民主、理性精神解决党内严重分歧方面的最好注解。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和红军的决策领导层，使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发言权加重了，但此时他还没有直接指挥军事行动的决策权。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川黔滇三省交界处的水田寨，召开鸡鸣三省村会议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在遵义会议上交权后，思想上一直有些不通，周恩来主动找博古进行长谈，一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动了博古，对凝聚党内共识，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回顾历史，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常委后，不少人对他的军事才能仍持怀疑态度，他卓越的领袖才能仍然有一个被全党、全军认知认可的过程。最能体现这一问题的就是1935年3月10日苟坝会议上围绕是否攻打鼓新场的争论。苟坝会议召开的起因，是由于3月10日中央收到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关于建议攻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城）的请战电报。张闻天当即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发动打鼓新场战斗。会议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力主不打，其他同志则坚决主张打，毛泽东遂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有人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张闻天“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的缺乏民主”，便根据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做了取消毛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职务是1935年3月初红军二占遵义期间由张闻天提议的，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商议，于3月4日正式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前敌司令员，毛泽东担任前敌政治委员。毛泽东重新在红军中有了明确职务，且担任中革军委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一要职，表明他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提升。但是，由于此前1935年1月下旬指挥土城战役的失利，刚刚重新走上军事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威信受损，影响到他军事领导权的稳固，才有苟坝会议初期关于打鼓新场作战方案多数同志不同意他，还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撤销了他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会后，毛泽东深感攻打鼓新场会给红军带来很大危险。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连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做说服工作。1935年3月11日或12日，苟坝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成立“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的提议，并表示赞成这个提议，认为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经常由中央直接开会讨论军事行动确实于指挥不利。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负责指挥军事。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实际上毛泽东起到了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作用。苟坝会议的召开过程，让我们再次深刻感受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极端重要性与正确性。我们也能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中看到，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也是红军四渡赤水和长征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 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本来极有利于开创革命新局面。但是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力量单薄，个人野心膨胀，将四方面军当作其要挟中央、争夺政治权力的资本，蓄谋分裂，使刚历经千辛万苦冲出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党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再次陷入危急境地。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分裂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7月芦花会议、8月初沙窝会议和8月下旬毛儿盖会议、9月初巴西会议和9月中旬俄界会议，既坚持原则，以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批评教育和帮助，又展示灵活性，以极大的政治智慧与策略，耐心周旋，为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赢得时间，避免了党和红军在错综复杂情况下的严重分裂和重大损失。
1935年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围绕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是否有合理性，而是张国焘在会上虽最终表态同意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但在行动上阳奉阴违，借口所谓解决组织问题和审查中央路线，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行动，致使两河口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制定的松潘作战计划未能实现，将红军北上行动置于危险境地。为了顾全大局，增进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中革军委于1935年7月18日发出关于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通知。但在7月21至22日召开的芦花会议上，党中央从总结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既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和取得的重大成绩，也严肃指出其需要克服的主要错误和不足。芦花会议对增进全党及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统一部队的组织与指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与张国焘企图以枪指挥党的错误及由于红军暂时失利而出现的怀疑、忽视党的领导倾向作斗争，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深入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特点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同时，沙窝会议对张国焘蓄意提出吸收红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建议，也作出了必要的让步与妥协。通过讨论，会议决定增加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无疑对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推动红一、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面对张国焘坚持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的错误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8月20日毛儿盖会议上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从政治、敌情、居民群众条件、物质条件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张国焘主张的不适当，并严肃指出这种方针“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面对党中央一再耐心地劝说、教育帮助，张国焘利令智昏，不思悔改，竟于1935年9月8日从阿坝地区给陈昌浩发去电报，要他胁迫中央和左路军南下。党中央在识破其阴谋后，当机立断率领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并最终到达陕北抗日前线。
在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分析批判。但为了继续教育和挽救张国焘本人，中共中央在《决议》中仍称张国焘为“同志”，并规定决议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会上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从大局考虑不同意，他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足木脚，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朱德在会上坚决反对。中共中央考虑到南下红军的广大指战员，继续以极大的忍耐，对张国焘采取教育挽救的态度，以促其觉悟，率部北上。为了给张国焘台阶下，中共中央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于1935年12月22日致电张国焘，提出“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以使全党统一的建议。在中共中央的让步不但没有得到张国焘积极回应，甚至使其更加肆无忌惮的情况下，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在与张国焘的党内斗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以大局为重，采取健康的党内民主形式，通过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宽严相济，既坚持党性原则、坚决斗争又始终网开一面，不陷其于绝境，不置其于死地。为了促使张国焘率军北上，不但保留其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还委任为新设立的军委主席团六成员之一。这才使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尽管一再倒行逆施，但始终没有走上与中央彻底决裂的道路，最终成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完成历史性战略大转移，长征宣告胜利结束。彭德怀对此曾总结评价：“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顾红军在长征中，凡是遇到有关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时，中共中央都是通过中央会议以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来讨论解决；凡是遇到重要战役战斗，都是广泛征求下级指战员的意见。这是确保红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与长征胜利的坚实基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我们党总结的来之不易的宝贵历史经验，我们没有理由不倍加珍惜，并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特点，使之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