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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德育模式下的两种需求动力
德育概念是中国德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论争的一大问题。我国解放后，特定的国情使得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的是大德育模式。“大德育”主要包括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大德育模式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弱势空间（见图1）。一个是在传统德育影响范围与法治体系影响范围之间出现了“公共空间”。另一个是在传统德育作用力范围之上的“道德信仰”领域。
“公共空间”是现代生活的活跃区，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比如网络道德、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公共空间”的出现及该领域德育研究与实践的滞后性，使得这个领域往往成为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的薄弱区。例如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在公共空间内表现出一种相互矛盾的公民素质缺陷，即：一部分人公民意识冷漠，缺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民主的热情，使得本来可以因为公民的有效参与而避免或降低的负面社会现象不能得到应有的、有效的遏制。而另外一种情况是许多人常常过激地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产生的对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生活的伤害。[1]这种新现象和新问题正是德育所需要面临的时代挑战。
“道德信仰”领域是随着传统道德文化力量的减弱及外来多元价值的影响等因素而成为问题的。社会的道德信仰出现了大面积的萎缩化，表现在人生信仰方面往往存在着空白，而这个区域往往是大德育所难以达到的深度和层面。同时，很多社会问题，究其根本，又往往要追溯到这个层面。因此，这个领域对德育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十分迫切。
面对来自这两个方向的需求动力，在德育界内部也出现了德育的“适应论”与“超越论”两个导向。适应论导向着眼于德育的实用性功能、适应现实的性质并指向对市民生活的底线伦理要求。超越论导向着眼于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的本质并指向对人生自我超越的德育本质追求。
在改革传统德育的同时，公民教育的发展势头日趋强劲。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提出德育应该向公民教育转型，认为公民教育与德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公民教育丰富创新了德育，或公民教育比德育更宽泛，可以整合德育。[2]也有学者提出公民的培育乃是全部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公民教育应该是全部教育的转型乃至整体社会的改造。[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是就教育意义和培养目标而言的，并非指道德教育的整体转型。因此，对“大德育”模式之后的新时期的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定位以及相互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二、超越“大德育”模式的德育新格局预期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传统的伦理宗法与封建法律组成了社会教育的主体。封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在根本上是以培养与教化忠臣、顺民为指向的。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对于现代化的内在属性认识的深入，我国的公民教育近年来也日益引起教育决策者、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人们逐渐认识到，公民教育是国家走向现代化、步入现代文明的一项“基本建设”，它与现代国家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并不为某种国家制度所专有。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4]致力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与对称，以及以公民行动能力培育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公民教育设计，已成为或正在逐渐成为公民教育研究领域内的共识。
一般认为，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思想来源于西方政治民主思想，于清末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被借鉴、移植到中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宪政民主制度，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在法律上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5]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在公民教育领域有一些独特的背景或环境。首先，西方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基于宪法的教育。比如非常重视公民教育的美国，其公民教育的重点和核心是宪法教育。宪法教育几乎伴随着美国宪法的制定而产生，并作为公民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贯穿于美国学校教育课程的始终。这种基于宪法的教育，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6]其次，除了公民教育和品德教育，西方国家大多还有宗教文化提供信仰支撑。西方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发展也是从宗教教育中逐步脱离分化出来的。[7]第三，西方的公民教育有著长期而深刻的启蒙运动作为思想准备，以康德、密尔、罗尔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们的思想对民众思想起到了长期和充分的激发，并且逐步形成与之对应的社会公共空间。
因此，我国公民教育的出现，不会也不应当是大德育范畴内原有的思想、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内容与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的简单结合与改头换面，更重要是要深刻认识到公民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我国的公民教育一定会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对于大德育模式之后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两者会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互相支撑又各有侧重的特点（见表1）。在两者的支撑点方面，公民教育应该以宪法精神为基石，道德教育则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教育重点方面，公民教育指向自由、平等的精神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道德教育将回归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公民教育的主要领域以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为主，道德教育的主要领域以个人修养和个人生活为主；两者的教育途径都是综合性和多方面的。但是公民教育会更突出认知与参与结合的特点，社会与学校将发挥优先于家庭的作用，而道德教育突出情感与体验结合的特点，家庭与学校需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道德教育中的公德教育会成为与公民教育相重合的部分，而且，这个广阔的领域，正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区间。而道德教育自身也会因为公民教育的出现，而完成对自身定位和目标的超越或返本归真，并且应该担负起重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信仰的使命。
三、超越“大德育”模式的德育改革与创新
西方思想家有关公民教育核心思想的内容应该被我们以更积极的态度进行研究和分析。积极挖掘和完整分析的必要性首先在于，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当代西方民主和公民教育根基及来龙去脉，我们就难以建立超越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其次，很多西方思想在得不到深入分析和教育的情况下，社会个体往往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接受和行动，这导致了很多由于理解偏差而产生的公共生活的问题。比如认为自我利益最大化就是自由，而无视他人和公共利益，就是典型的对西方功利主义的误解。或者认为完全按照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模式才是民主社会等等。这些误解严重制约了公民教育的实质性推广，急需采取有效手段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深入的澄清。基于西方道德与公民教育的经典文献进行的教学和研究，有必要作为公民教育的理论准备和师资准备而加大力度。
对道德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需要更加广阔的视角和深度。“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不能提供现代公民发育的土壤”，“民主与公民权利义务的思想来自西方”，这两种思想往往容易被简单推论成进行公民教育就要很大程度上的全盘西化。关键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中存在着关于人的平等、公平、以民为本等公民教育的核心元素，比如《老子》和《黄帝四经》等都包含了大量相关的文化精神、法治精神、管理哲学，佛家和先秦儒家思想中也不乏深刻内容，只是这些内容被先秦之后的封建统治思想所掩盖，成为中华文化长河中并不成为显学的文化根性，并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种本土化的文化基因加上当前的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是可以创造性地产生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和公民教育制度和方法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从中挖掘和继承的深度。
作为民间道德信仰中的内在“良心”与天道“老天爷”的道德价值，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与引导。这种本土性的道德信仰，作为文化的特质，通过各种传统故事或者文艺形式耳濡目染地传播，沉淀在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之中。对内在“良心”的道德信仰，曾经是中国人道德修养的一个底线要求和强大的动力来源。对天道或者民间所谓“老天爷”的道德信仰，不仅是中国古代道德哲学深入人心的一个反映，更是人们面对错综复杂的道德状况和人生境遇之时，能够充满信心和希望的重要保证。这种指向内在“良心”与外在天道的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与宗教道德信仰有区别也有联系，但是却更为朴素与普遍，具有着强大的生命潜力。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这种中国特色的朴素的道德信仰观，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强化，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冲破了道德底线的悲剧，都与这种道德信仰的缺失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与中国民间道德信仰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本土化和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必将会增强当前道德教育的感召力和实践性。这种结合有必要在积极和审慎的态度下，以多元文化对比的视角，深刻而细致地展开。
参考文献：
[1] 檀传宝.当前公民教育应当关切的三个重要命题[J].人民教育，2007 (15/16):4-6.
[2] 梁金霞.公民教育：现代化中国的深切诉求与德育的转型[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3):18-25.
[3] 檀传宝. 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公民教育意义的现代化视角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5):497-503.
[4] 王啸.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1.
[5] 朱小蔓，冯秀军. 中国公民教育观发展脉络探析[J].教育研究，2006(12):3-11.
[6] 陈正桂，克罗科.宪法教育：美国公民教育的重点与核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0):91-93.
[7] 付轶男.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J].外国教育研究，2009(6):25-30.
责任编辑/李书华
德育概念是中国德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论争的一大问题。我国解放后，特定的国情使得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的是大德育模式。“大德育”主要包括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大德育模式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弱势空间（见图1）。一个是在传统德育影响范围与法治体系影响范围之间出现了“公共空间”。另一个是在传统德育作用力范围之上的“道德信仰”领域。
“公共空间”是现代生活的活跃区，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比如网络道德、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公共空间”的出现及该领域德育研究与实践的滞后性，使得这个领域往往成为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的薄弱区。例如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在公共空间内表现出一种相互矛盾的公民素质缺陷，即：一部分人公民意识冷漠，缺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民主的热情，使得本来可以因为公民的有效参与而避免或降低的负面社会现象不能得到应有的、有效的遏制。而另外一种情况是许多人常常过激地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产生的对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生活的伤害。[1]这种新现象和新问题正是德育所需要面临的时代挑战。
“道德信仰”领域是随着传统道德文化力量的减弱及外来多元价值的影响等因素而成为问题的。社会的道德信仰出现了大面积的萎缩化，表现在人生信仰方面往往存在着空白，而这个区域往往是大德育所难以达到的深度和层面。同时，很多社会问题，究其根本，又往往要追溯到这个层面。因此，这个领域对德育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十分迫切。
面对来自这两个方向的需求动力，在德育界内部也出现了德育的“适应论”与“超越论”两个导向。适应论导向着眼于德育的实用性功能、适应现实的性质并指向对市民生活的底线伦理要求。超越论导向着眼于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的本质并指向对人生自我超越的德育本质追求。
在改革传统德育的同时，公民教育的发展势头日趋强劲。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提出德育应该向公民教育转型，认为公民教育与德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公民教育丰富创新了德育，或公民教育比德育更宽泛，可以整合德育。[2]也有学者提出公民的培育乃是全部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公民教育应该是全部教育的转型乃至整体社会的改造。[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是就教育意义和培养目标而言的，并非指道德教育的整体转型。因此，对“大德育”模式之后的新时期的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定位以及相互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二、超越“大德育”模式的德育新格局预期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传统的伦理宗法与封建法律组成了社会教育的主体。封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在根本上是以培养与教化忠臣、顺民为指向的。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对于现代化的内在属性认识的深入，我国的公民教育近年来也日益引起教育决策者、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人们逐渐认识到，公民教育是国家走向现代化、步入现代文明的一项“基本建设”，它与现代国家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并不为某种国家制度所专有。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4]致力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与对称，以及以公民行动能力培育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公民教育设计，已成为或正在逐渐成为公民教育研究领域内的共识。
一般认为，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思想来源于西方政治民主思想，于清末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被借鉴、移植到中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宪政民主制度，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在法律上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5]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在公民教育领域有一些独特的背景或环境。首先，西方的公民教育基本上是基于宪法的教育。比如非常重视公民教育的美国，其公民教育的重点和核心是宪法教育。宪法教育几乎伴随着美国宪法的制定而产生，并作为公民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贯穿于美国学校教育课程的始终。这种基于宪法的教育，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6]其次，除了公民教育和品德教育，西方国家大多还有宗教文化提供信仰支撑。西方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发展也是从宗教教育中逐步脱离分化出来的。[7]第三，西方的公民教育有著长期而深刻的启蒙运动作为思想准备，以康德、密尔、罗尔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曾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们的思想对民众思想起到了长期和充分的激发，并且逐步形成与之对应的社会公共空间。
因此，我国公民教育的出现，不会也不应当是大德育范畴内原有的思想、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内容与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的简单结合与改头换面，更重要是要深刻认识到公民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我国的公民教育一定会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对于大德育模式之后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两者会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互相支撑又各有侧重的特点（见表1）。在两者的支撑点方面，公民教育应该以宪法精神为基石，道德教育则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教育重点方面，公民教育指向自由、平等的精神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道德教育将回归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公民教育的主要领域以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为主，道德教育的主要领域以个人修养和个人生活为主；两者的教育途径都是综合性和多方面的。但是公民教育会更突出认知与参与结合的特点，社会与学校将发挥优先于家庭的作用，而道德教育突出情感与体验结合的特点，家庭与学校需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道德教育中的公德教育会成为与公民教育相重合的部分，而且，这个广阔的领域，正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区间。而道德教育自身也会因为公民教育的出现，而完成对自身定位和目标的超越或返本归真，并且应该担负起重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信仰的使命。
三、超越“大德育”模式的德育改革与创新
西方思想家有关公民教育核心思想的内容应该被我们以更积极的态度进行研究和分析。积极挖掘和完整分析的必要性首先在于，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当代西方民主和公民教育根基及来龙去脉，我们就难以建立超越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其次，很多西方思想在得不到深入分析和教育的情况下，社会个体往往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接受和行动，这导致了很多由于理解偏差而产生的公共生活的问题。比如认为自我利益最大化就是自由，而无视他人和公共利益，就是典型的对西方功利主义的误解。或者认为完全按照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模式才是民主社会等等。这些误解严重制约了公民教育的实质性推广，急需采取有效手段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深入的澄清。基于西方道德与公民教育的经典文献进行的教学和研究，有必要作为公民教育的理论准备和师资准备而加大力度。
对道德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需要更加广阔的视角和深度。“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不能提供现代公民发育的土壤”，“民主与公民权利义务的思想来自西方”，这两种思想往往容易被简单推论成进行公民教育就要很大程度上的全盘西化。关键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中存在着关于人的平等、公平、以民为本等公民教育的核心元素，比如《老子》和《黄帝四经》等都包含了大量相关的文化精神、法治精神、管理哲学，佛家和先秦儒家思想中也不乏深刻内容，只是这些内容被先秦之后的封建统治思想所掩盖，成为中华文化长河中并不成为显学的文化根性，并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种本土化的文化基因加上当前的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是可以创造性地产生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和公民教育制度和方法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从中挖掘和继承的深度。
作为民间道德信仰中的内在“良心”与天道“老天爷”的道德价值，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与引导。这种本土性的道德信仰，作为文化的特质，通过各种传统故事或者文艺形式耳濡目染地传播，沉淀在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之中。对内在“良心”的道德信仰，曾经是中国人道德修养的一个底线要求和强大的动力来源。对天道或者民间所谓“老天爷”的道德信仰，不仅是中国古代道德哲学深入人心的一个反映，更是人们面对错综复杂的道德状况和人生境遇之时，能够充满信心和希望的重要保证。这种指向内在“良心”与外在天道的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与宗教道德信仰有区别也有联系，但是却更为朴素与普遍，具有着强大的生命潜力。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这种中国特色的朴素的道德信仰观，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强化，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冲破了道德底线的悲剧，都与这种道德信仰的缺失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与中国民间道德信仰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本土化和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必将会增强当前道德教育的感召力和实践性。这种结合有必要在积极和审慎的态度下，以多元文化对比的视角，深刻而细致地展开。
参考文献：
[1] 檀传宝.当前公民教育应当关切的三个重要命题[J].人民教育，2007 (15/16):4-6.
[2] 梁金霞.公民教育：现代化中国的深切诉求与德育的转型[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3):18-25.
[3] 檀传宝. 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公民教育意义的现代化视角分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5):497-503.
[4] 王啸.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1.
[5] 朱小蔓，冯秀军. 中国公民教育观发展脉络探析[J].教育研究，2006(12):3-11.
[6] 陈正桂，克罗科.宪法教育：美国公民教育的重点与核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0):91-93.
[7] 付轶男.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J].外国教育研究，2009(6):25-30.
责任编辑/李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