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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朋友们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著)颇可一读，以后又见到本书责任编辑许艺农女士，知道不少关于本书的经历。为了使这本苦心写成的大著不致湮没不彰，我们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开了一个座谈会，下面是大家的发言记录。(未经发言者寓目)
苏绍智
在我国建国四十年来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的今天，何博传同志却向全国同胞献上这样一部全面论述中国的危机的书——《山坳上的中国》。读了这本书，深深为他那爱国爱民、披心沥胆，但又充满理性和科学的著作所震撼。使我不由得不想起贾谊和他的《陈政事疏》。
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偏以疏举。进言者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治乱之体者也。”
在汉文帝的盛世，贾谊却说出这样的丧气话来，自然不为皇帝所喜闻，更不要说知所警惕了。但是贾谊以他的才具，知识分子的敏感和爱国爱民之心，观察了当时诸侯王国割据势力逐渐强大，威胁中央集权的状况，作此叹息，决非危言耸听，阿世媚俗，乃是科学的预见。果然，到了汉景帝前元三年终于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居安思危、防患未萌，古有明训。何况事实上，我们并非居安和无患。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以相当的事实根据和科学论证说明我国目前存在着危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环保、人口等方面都存在着危机，给全国同胞以“危机意识”。
中国人往往缺少危机意识，这是因为小农思想和儒家思想强调“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影响，也因为我们长期宣传形势大好，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更比今年好的影响。正如作者所估计的那样，有些政治决策人也许对危机意识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危机’概念本身对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否有利，‘危机’是否会涉及到管理者、决策人的责任，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权力和威望，是否会带来恐惧心理。”(《山坳上的中国》第4页)。因此，往往讳言危机。
我认为，危机不是崩溃，而是由于问题和困境的出现或潜伏，事物发展到了一转折点，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危机就会是转机、希望、黎明前黑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给人民以“危机意识”，正确地引导，才能真正面对现实，冷静观察，深入分析，接受挑战，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掩耳盗铃，闭目塞听，报喜不报忧，永远自我感觉良好，是不能迎接挑战，走出困境的。正如作者所说，“问题是带人走出困境的最好的向导，危机是教人进行创造的最好老师，看到问题就是看到出路，碰到危机就是碰到机会。”(第5页)“只有在危机中不能惊觉新转机到来的人，有真正的危机。”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危机，危机意识不仅有振聋发聩，使贪夫廉、懦夫立的作用，而且使中华儿女树立走出困境的决心和寻取解决危机的办法。所以，这是一本爱国主义的书。
本书除全面地涉及人们时常论及的人口、生态、教育、道德、经济等危机，在中国面临的严峻和日益恶化的情况和原因外，我觉得作者大胆地找出一切危机之源，即“政治生态危机”(见第十一章)，是一个创见。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一切社会生活无不受政治的领导和干预，国家之盛衰兴亡无不与领导党和政治决策人有关。实际上，政治因素往往成为决定的因素，“政治生态危机”已成为一切危机之源，解决“政治生态危机”才有条件解决其他危机，“政治生态危机”的具体表现就是官僚主义以及与之相连的腐败。作者从官冗之患分析到“宋—柏金森定律”，大胆提出“中国式的官僚主义”(第349页)，提出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从金字塔形式转向一个膨胀的多层圆葫芦形式(第352页)。作者还强调指出官僚主义者的文化与心理素质比较低，甚至愚昧落后是中国式官僚主义者的一大特色(第357页)。如果不是讳疾忌医，这些观点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如作者所说，本书任务在于提出问题。我同意他的说法，“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他还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象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反思，有这么多的现实难题需要解决”。因而他提出建立“中国问题学”的建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理论界学术界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我们重视的往往是“对策学”。“对策学”当然需要研究。但是由于“问题学”研究得不够，情况掌握不深不透，对策难免不准而多变，效果亦因之甚微。“中国问题学”的创立和研究将校正只重视“对策学”的偏差，将使我们的社会科学包括“对策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作者的研究方法亦有所建树，一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大量的实证材料和数据的基础之上，熔观点与材料于一炉，二是知识广博，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炉，三是切实把握新型的科学研究方法和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因此，本书具有说服力和可读性。
由于作者出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略嫌不足，尚不足以掌握这么庞大的材料，所以，本书中还存在着某些逻辑性不严和知识上的错误。但是，瑕不掩瑜，希望作者详加修订，甚至可以出版一本压缩本，冀使流传更广，影响更大。
曾彦修
近年来确实出了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书，但比较全面的研究中国问题的还得数这本书。我希望这本书在学风上有一个好的带头模范作用。这些年的学术文章抽象，看不懂。我认为学风要实实在在，提出问题，研究问题。
赵宝煦
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国情的一个如实描述，近年来很少见到这样扎实、实在的东西。我以为决策者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往往不够，缺乏足够的数据。我们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拿出数据，当前的问题不在于，也不需要我们想出一些理论来给政策失误作辩护，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拿出一些实际情况来。为什么有些情况若明若暗？主要如我们看到的，就是对顶头上司负责，我的权利是我的顶头上司给的，对底下的人怠慢点没什么关系。我要对付这个顶头上司，那么这个顶头上司不喜欢的话我就不说。因此，实际情况就不能上去。辛亥革命以后，自不喜欢的人就说成是反革命，现在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不喜欢你说的话，就说你反对改革。因此我觉得这样一部书，拿出一些真实的数据很好，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比如沙漠覆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等。科学数据无法反驳。理论的问题是很严重，但理论的建立必须依靠科学的数据。我觉得更需要多研究一点实际问题。我们在自己学校里建立了一个民办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我们也是想要对当代中国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过去都是一个一个学科，但许多现实问题不是一个学科能够解决的，要联合经济、政治、法律、教育、文学等等，横向自愿联合，因此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民办的机构。从我们学校来说，中国学还有一个意义，现在的大学生从中学上来，念点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他不知道中国。到了大学，我们给他上的还是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学生说得很尖锐：你们上的课都是大话空话假话。我觉得大学生上了大学之后，应该上的一门课就是中国学。不管他是学什么，他必须了解中国，因此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
于浩成
这本书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国的各种实际问题，确实是难能可贵。关于“中国病”，前一段《世界经济导报》谈“球籍”问题，还有电视片《河殇》。最近纪念北京解放四十周年，为什么不想想四十年以后的现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局面？水的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等等。现在看起来是改革遇到了困境，困境的原因还在探索中。现在有人提倡新权威主义，说起来很新其实很旧，不就是中国还要个好皇帝吗？我们过去也有好皇帝嘛，好皇帝把我们搞成不断的灾难，长达十年的动乱，这教训还不够吗？我七九年在《读书》杂志就写过一篇《言者无罪》，后来八一年第一期又写了一篇，都是惹起麻烦的。其实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虽然赵紫阳在报告上讲了要迅速地制定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律，但至今新闻法出版法还是没订出来。立法也要有一个法。由政府机关起草法律，而不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这么做是否合适，可以研究。政府机关是从限制出发，而人民代表大会考虑的是如何保障民主权利，这是不一样的。不要认为一搞民办就要天下大乱了，就是舆论失去控制了，我们这样脆弱吗？就这样没有信心吗？结果是不让人民监督。没有新闻法出版法出来，却有许多条例出来了，法规搞成内部文件，而靠这些条例来限制。有见解的研究是不是能够反映到最高层。
王润生
我同这本书的作者见过一面，交换了一些意见，对书里的一些观点及分析问题的方法并不完全同意，不过我比较赞成他研究问题的角度和对这样一类问题的关注。像这样的书——比较全面地分析当代中国危机的——从出版的角度看，是第一步，恐怕马上紧接着就有一些书要出来了。据说《世界经济导报》编的《球籍》，《第三代人面临的问题》，还有《二十一世纪面临的问题》已经出版了，三月份天津要出版一本《中国的危机》，篇幅与这本书差不多，四十来万字，据说订数已达到四十万。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走向成熟。我想就这个问题谈开去，而不谈这本书了。我以为现在从学术界的情况来看，恐怕主要有三种情况，或者说从关心的问题研究的角度，兴趣和情绪有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比较热衷于对策研究的，有人给它一种贬义性的称谓，叫作“奏折经济学”，或“奏折政治学”；另外一种是搞纯理论研究的，有人讥为“清谈”或“风花秋月”；还有一种是发牢骚，甚至是一些很无聊的牢骚。我觉得前两种研究显然是很必要的，但在这两种研究之间缺乏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就是对中国现实的背景研究。从学术界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三大块是缺一不可的，一是理论研究，一是背景研究，一是对策性或叫操作性的研究。实际上现在理论研究也弱，分析模式，分析方法，引进方面，造成一种莫衷一是的状况。刚才说到的对策性研究，被人认为是急功近利的，甚至被同行认为是一种没学问的研究，这一块实际上也还弱。但比较起来，背景研究更弱，原因可能在于在中国文人里面始终缺少一种实证研究的传统，为什么要划成这样三块？看起来似乎对策研究和背景研究是联系很密切，但我觉得有它不一样的地方。背景研究应该独立，独立于一种对策性的研究。理由在于这种研究的研究者代表了社会良知，具有一种社会良知的批判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它至少应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政府，独立于社团，或者独立于它所为之服务的某一个具体的对象，比如说企业。搞对策性研究、对策设计的人比较容易受到聘任者价值取向的影响，比如说为政府服务的，就比较容易受政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为企业服务的，也同样。这样就容易犯一种如培根所说的市场假象，有意无意，更多的是无意的回避一些问题，往往寻找一些有利于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辩护的事实材料。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是太弱了，这本书是一个开头吧。在经济学界，像石小敏他们这种研究方式是不多的，比较注重一种实证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方面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现实情况究竟怎样，全面的描述出来，这种注意，至少自觉意识是不够的。政治方面，热衷于搞改革的很多，但是对现行的政治结构，比如说运行方式的分析，等等，也是弱的。我曾经在几个场合呼吁过，应该建立一门经验政治学。中国政治究竟怎么回事？比如说共和国四十年，它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是怎么回事？政治运行机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一块我们缺乏一种描述，包括我们在经济学方面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运行过程也缺乏一种比较细致的描述。文化方面也是这样，这几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之风很盛，这种批判是基于一种假定，很多我们在现实中遭遇到的苦难，是来自传统的包袱，这种假定是关于事实的假定，这个事实究竟是否成立，事实是不是这个样子，这本身是需要证明的。如假定我们认定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国人在行为方式上更多的是由它的政治经济、各种体制、各种利益赏罚机制所决定的话，我们把帐算到传统文化上，显然就是一个失误，显然是唐吉诃德举着长矛对风车作战。所以我觉得这种实证研究、对现状的研究，十分重要。我主要的想法是，希望每年能够出一些关于中国各个方面的现实状况的研究报告，当然是以某种理论作为研究框架，作为解释模型的。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对搞对策研究的提供背景材料，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关系，理论研究是塔尖，背景研究是中段，对策性的或者说是操作性的研究则为基座，最大的一块应该是在对策研究上，理论研究应该稍微小一些。实际中国目前的情况，理论界的不成熟，学术界的不成熟，反映了这种金字塔恰好是倒过来的，或者说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当然对策研究不仅仅是为政治的对策研究。
朱厚泽
书是编辑送给我的，因为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的，我还算个老乡吧。但书还没有来得及看完，因此对整个书提不出一个评价性的意见，我只能说这样几点意见，就是赞成形成和发展中国问题学，各个方面的分别的研究我们已经进行了若干年，至少是三中全会到现在的十年，深浅不一，层次不同，方面，专业，取向不同，但都是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能够逐渐形成对中国的背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形成一门可以称之为科学的中国问题学，或者叫当代中国问题学：这很必要，特别是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导报》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关于危机问题的讨论，据说一些领导同志也在内部讨论，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贵州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眼光，选择的眼光，出版这样一本著作，是一件好事情。从实质问题研究入手，批判了一些下笔千言，没有任何数据的学风，很有必要。一九八六年夏天，小平同志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然就改不下去，这时候，中央党校开了个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当时把我找去了。那时我在宣传部，他们请我说一点意见，我说，别的意见我说不出，我只有两句话：思想要解放，学风要严谨。如果我们对这样一个严肃主题的研究不采取严谨的学风，就不能达到目的，如果思想不解放，也就是说不把我们的视野展拓得更宽一些，不把当前问题的研究与世纪之交这样一个历史跨度，不从这样一个空间的角度来研究，那么我们的实证研究也就不能很好地提出问题。说到这里，顺便提几个书中统计数字的失误，或者说是严重的失误。第六十四页，第二段讲到七九年到八三年粮食商品增加到八百八十亿斤，棉花增加五千零十担，这显然是错了。接下去讲零售总额也错了；另外六十五页下边，讲到八三年中国、苏联牛奶、肉类的对比情况，恐怕也有很大误差。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是作者原稿的错误还是排版印刷的错误？在搞实证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统计数字的准确。至于书中提到的许多观点，有些我是赞成的，有些我是不赞成的，有些甚至是持相反意见的，这都没关系，总之它是集中研究当前中国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工作。
项南
我拿到这本书之后，就被题目所吸引。为什么我们的报刊宣传没有人看，就是大部分是报喜不报忧，明明不是这样，偏偏要说成这样。朝代一换，说法就颠倒了，后一个朝代就把前一个朝代完全否定。这种宣传有什么力量？这本书当然不是尽善尽美，有些观点我也不同意，但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比较实在地道出了中国的真相，问题之所在。我觉得看到了问题就是看到了希望，讲问题有什么害处呢？完全不必紧张。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存在这么多的问题，避而不闻，实在是可悲，所以我很赞成对中国某一个部分，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全面地、深刻地，尖锐地提出中国的现实问题，目前还是不多的。这本书是不是第一本？可以说为“问题学”奠定了基础吧。我今天提不出更多的意见，只是对作者和编辑者表示钦佩。
孙长江
我只讲两点，第一是这本书的主题非常好，找准了我们现在的情绪，为什么不讲危机呢？书里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危机就是失败，失败就要追查责任，追查责任就是……所以干脆不讲。中国的传统并不是这样的，当然也有许多避讳，但却是一贯强调总结历史经验的。汉初有人说过一句话：“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我觉得这段话很深刻，危机很严重，但不敢告也，所以这一主题我是十分赞成的，而且我建议要加意爱护它。“思想要解放，学风要严谨”，在这一方面，这本书有欠缺，我随便翻了翻，找出几点毛病。比如讲马克思谈异化的问题，还有说费正清是华裔人才，不对。再有赵无极错为张无极。我是信手翻来，还没有仔细看，还有一个五百一十三页，写孔子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应是李白说的，这是不该错的。此外还有一些观点上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以为这本书的立意非常好，击中了我们当前的时弊，这一点本身是非常好的，因此我建议再重新改一下，这种书太大，可不可以搞得小一点。
李洪林
讲危机，在我们出版界恐怕是第一次集中地、这样大的规模讲中国的危机。可能在材料方面有一些粗糙，但是从研究问题提出问题的角度来看，毕竟是很值得重视的，我们不准讲危机，而且还不准讲与我不一样的话，不能有第二种思想，特别强调一种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我总怀疑这个口号，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要容许讲不同的话，这还根本不是民主的要求离民主还差得远，还没到民主那个台阶呢。因此我觉得出这本书是很好的，是极有意义的。
郭树清
这本书看了以后确实很有感想，这是我们出版界知识界第一次这样来公开地描述中国的危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觉得，我们现实中面临的危机决不亚于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我想提一点书中的不足，前边几位同志也已经提到了，就是作学问要严谨。属于材料方面的大家已经提了一些，如第十一页，讲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的报道，列为七个方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够的。《导报》说的东西和我们改革实践的过程距离很远，以此来判断我们改革的情况，是不可靠的。作者所作的分析，特别是属于专业方面的分析，应该有科学的态度，比如国民收入消费的统计等等，需要给以科学的解释，不要简单地引用这些数字。第三点，我前边已经说过，危机是严重的，能够真正揭示这个危机恐怕还要考虑很多。也许可以从别一角度另出一本书，列举成绩，也可以无限制地列举下去。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它不是事例的堆积，而是要作总体的对比的研究，在表面的繁荣背后有什么东西。比如人均收入，你说十年改革不好，那我可以说农民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三百，工人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你怎么说不好？所以要和官僚主义呀腐败呀结合起来研究，从总体上来把握。第四方面，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包括书中列举的问题，作为一个制度来说，体制也好，政策也好，背后实际上还有很多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是简单能够回答的。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很多做法产生的问题都是在“革命”、“为人民服务”、“强国”、大跃进等等口号下进行的，至少给人的印象是出于好意，这该如何分析？中国赤贫情况较少(三年困难时期除外)，这一情况背后就是户口制度啊，不让人流动啊等等，又产生许多弊病。我是主张市场化的改革的，但我又觉得问题不那样简单。讨论任何一个制度任何一个政策，都不能简单批评了事。我们一五时期二五时期搞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你很难说它是不成功的。不把这些似是而非互相矛盾的情况说清楚，你就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危机所在。比如大家说我们十年有很大改善，可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我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问题太一般化了，具体到市场消费供应，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切身体会。我去过东欧的几个国家，发现我们消费品供应十年来的确有很大的改善，当然背后有很多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揭示出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要顺势深入下去，很多矛盾，很多问题，不是可以用是、好来说清的，不能用简单的结论来代替，这样就不至于把研究变为变相发牢骚，或者说高级牢骚，我们过去并不缺乏这样的牢骚。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我们这个民族还没有提高，因为从这里面往往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应该如何如何。比如说应该市场化，市场机制起作用，从理论上讲这是没有问题了，但实际上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样，最糟糕的情况并不比计划经济的国家好。民主是大家都在提的，但是战后以来有些国家建立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几乎都失败了，在很多国家是发展产生反作用。对经济我们民族的思维喜欢极端化。私有化，其实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得出结论了，从经验来看，并不是私有制的国家一定成功。假定中国现在搞私有制，能够达到美国和欧洲那样的水平，那离共产主义更近了，但事实上究竟可能不可能？恐怕不可能。在中国搞出来恐怕是官僚资本。脱离条件，脱离前提，脱离地点，这种简单的口号就没有意义，政企分开，就搞不通。很多时候缺乏具体分析。邮政事业，是否需要政企分开？发电、供水、公共交通，私人经营好不好？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对这个政府不干预、这些问题都需要作更具体的分析，避免得出抽象的结论。
曹远征
作为一个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专业工作者，读了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又浅又深。说浅是指这本书在特定的专业领域，至少在经济学领域，分析似嫌粗糙，某些行文上下甚至有矛盾之处。然面，瑕不掩玉，本文的分析达到了任何一个专业的工作者所难以达到的广度。“整体大于局部之和”，正是这一广度所产生的新的系统总和，为我们每个专业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背景，从而促使人反思。不但反思中国问题，而且反思自己的专业领域在这十年的急剧变革究竟做了些什么？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现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大过渡的时期。”这一大过渡无疑是以改革为主旋律的。十年改革，使我们跨入一个新的地平线，天地一体，浑然一片，又是一种混沌初始，又有一种去竟彷徨。人们对大家共同走过的十年路程评价不一，众说纷纭。从总体上看，极而言之，各种说法似乎集中于这样一个对历史的哲学理解分歧上，即历史只能这样还是人能更好地引导历史前进的分歧上。众多迹象表明，那些认为现状不尽人意的人更多地是倾向后一种理解的。
如何扭转这一局面，道理似乎显而易见，摈弃那种逻辑剪裁历史的方法，真正立足于中国现实，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才能说明我们到哪去。这就需要一种严谨的科学的实证态度，先弄明白是什么。我以为对每一个严肃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应做到如厚泽同志刚才所言“思想要解放，学风要严谨”。从某种意义上讲，何博传同志先行了一步。这便是本书给我的启示。
编者按/苏绍智/曾彦修/赵宝煦/于浩成/石小敏/秦晓鹰/远志明/王润生/朱厚泽/项南/孙长江/李洪林/郭树清/曹远征
朋友们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著)颇可一读，以后又见到本书责任编辑许艺农女士，知道不少关于本书的经历。为了使这本苦心写成的大著不致湮没不彰，我们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开了一个座谈会，下面是大家的发言记录。(未经发言者寓目)
苏绍智
在我国建国四十年来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的今天，何博传同志却向全国同胞献上这样一部全面论述中国的危机的书——《山坳上的中国》。读了这本书，深深为他那爱国爱民、披心沥胆，但又充满理性和科学的著作所震撼。使我不由得不想起贾谊和他的《陈政事疏》。
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偏以疏举。进言者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治乱之体者也。”
在汉文帝的盛世，贾谊却说出这样的丧气话来，自然不为皇帝所喜闻，更不要说知所警惕了。但是贾谊以他的才具，知识分子的敏感和爱国爱民之心，观察了当时诸侯王国割据势力逐渐强大，威胁中央集权的状况，作此叹息，决非危言耸听，阿世媚俗，乃是科学的预见。果然，到了汉景帝前元三年终于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居安思危、防患未萌，古有明训。何况事实上，我们并非居安和无患。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以相当的事实根据和科学论证说明我国目前存在着危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环保、人口等方面都存在着危机，给全国同胞以“危机意识”。
中国人往往缺少危机意识，这是因为小农思想和儒家思想强调“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影响，也因为我们长期宣传形势大好，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更比今年好的影响。正如作者所估计的那样，有些政治决策人也许对危机意识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危机’概念本身对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否有利，‘危机’是否会涉及到管理者、决策人的责任，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权力和威望，是否会带来恐惧心理。”(《山坳上的中国》第4页)。因此，往往讳言危机。
我认为，危机不是崩溃，而是由于问题和困境的出现或潜伏，事物发展到了一转折点，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危机就会是转机、希望、黎明前黑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给人民以“危机意识”，正确地引导，才能真正面对现实，冷静观察，深入分析，接受挑战，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掩耳盗铃，闭目塞听，报喜不报忧，永远自我感觉良好，是不能迎接挑战，走出困境的。正如作者所说，“问题是带人走出困境的最好的向导，危机是教人进行创造的最好老师，看到问题就是看到出路，碰到危机就是碰到机会。”(第5页)“只有在危机中不能惊觉新转机到来的人，有真正的危机。”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危机，危机意识不仅有振聋发聩，使贪夫廉、懦夫立的作用，而且使中华儿女树立走出困境的决心和寻取解决危机的办法。所以，这是一本爱国主义的书。
本书除全面地涉及人们时常论及的人口、生态、教育、道德、经济等危机，在中国面临的严峻和日益恶化的情况和原因外，我觉得作者大胆地找出一切危机之源，即“政治生态危机”(见第十一章)，是一个创见。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一切社会生活无不受政治的领导和干预，国家之盛衰兴亡无不与领导党和政治决策人有关。实际上，政治因素往往成为决定的因素，“政治生态危机”已成为一切危机之源，解决“政治生态危机”才有条件解决其他危机，“政治生态危机”的具体表现就是官僚主义以及与之相连的腐败。作者从官冗之患分析到“宋—柏金森定律”，大胆提出“中国式的官僚主义”(第349页)，提出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从金字塔形式转向一个膨胀的多层圆葫芦形式(第352页)。作者还强调指出官僚主义者的文化与心理素质比较低，甚至愚昧落后是中国式官僚主义者的一大特色(第357页)。如果不是讳疾忌医，这些观点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如作者所说，本书任务在于提出问题。我同意他的说法，“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他还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象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反思，有这么多的现实难题需要解决”。因而他提出建立“中国问题学”的建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理论界学术界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我们重视的往往是“对策学”。“对策学”当然需要研究。但是由于“问题学”研究得不够，情况掌握不深不透，对策难免不准而多变，效果亦因之甚微。“中国问题学”的创立和研究将校正只重视“对策学”的偏差，将使我们的社会科学包括“对策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作者的研究方法亦有所建树，一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大量的实证材料和数据的基础之上，熔观点与材料于一炉，二是知识广博，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炉，三是切实把握新型的科学研究方法和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因此，本书具有说服力和可读性。
由于作者出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略嫌不足，尚不足以掌握这么庞大的材料，所以，本书中还存在着某些逻辑性不严和知识上的错误。但是，瑕不掩瑜，希望作者详加修订，甚至可以出版一本压缩本，冀使流传更广，影响更大。
曾彦修
近年来确实出了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书，但比较全面的研究中国问题的还得数这本书。我希望这本书在学风上有一个好的带头模范作用。这些年的学术文章抽象，看不懂。我认为学风要实实在在，提出问题，研究问题。
赵宝煦
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国情的一个如实描述，近年来很少见到这样扎实、实在的东西。我以为决策者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往往不够，缺乏足够的数据。我们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拿出数据，当前的问题不在于，也不需要我们想出一些理论来给政策失误作辩护，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拿出一些实际情况来。为什么有些情况若明若暗？主要如我们看到的，就是对顶头上司负责，我的权利是我的顶头上司给的，对底下的人怠慢点没什么关系。我要对付这个顶头上司，那么这个顶头上司不喜欢的话我就不说。因此，实际情况就不能上去。辛亥革命以后，自不喜欢的人就说成是反革命，现在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不喜欢你说的话，就说你反对改革。因此我觉得这样一部书，拿出一些真实的数据很好，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比如沙漠覆盖面积，森林覆盖率，等等。科学数据无法反驳。理论的问题是很严重，但理论的建立必须依靠科学的数据。我觉得更需要多研究一点实际问题。我们在自己学校里建立了一个民办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我们也是想要对当代中国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过去都是一个一个学科，但许多现实问题不是一个学科能够解决的，要联合经济、政治、法律、教育、文学等等，横向自愿联合，因此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民办的机构。从我们学校来说，中国学还有一个意义，现在的大学生从中学上来，念点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他不知道中国。到了大学，我们给他上的还是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学生说得很尖锐：你们上的课都是大话空话假话。我觉得大学生上了大学之后，应该上的一门课就是中国学。不管他是学什么，他必须了解中国，因此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
于浩成
这本书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国的各种实际问题，确实是难能可贵。关于“中国病”，前一段《世界经济导报》谈“球籍”问题，还有电视片《河殇》。最近纪念北京解放四十周年，为什么不想想四十年以后的现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局面？水的问题、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等等。现在看起来是改革遇到了困境，困境的原因还在探索中。现在有人提倡新权威主义，说起来很新其实很旧，不就是中国还要个好皇帝吗？我们过去也有好皇帝嘛，好皇帝把我们搞成不断的灾难，长达十年的动乱，这教训还不够吗？我七九年在《读书》杂志就写过一篇《言者无罪》，后来八一年第一期又写了一篇，都是惹起麻烦的。其实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虽然赵紫阳在报告上讲了要迅速地制定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律，但至今新闻法出版法还是没订出来。立法也要有一个法。由政府机关起草法律，而不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这么做是否合适，可以研究。政府机关是从限制出发，而人民代表大会考虑的是如何保障民主权利，这是不一样的。不要认为一搞民办就要天下大乱了，就是舆论失去控制了，我们这样脆弱吗？就这样没有信心吗？结果是不让人民监督。没有新闻法出版法出来，却有许多条例出来了，法规搞成内部文件，而靠这些条例来限制。有见解的研究是不是能够反映到最高层。
王润生
我同这本书的作者见过一面，交换了一些意见，对书里的一些观点及分析问题的方法并不完全同意，不过我比较赞成他研究问题的角度和对这样一类问题的关注。像这样的书——比较全面地分析当代中国危机的——从出版的角度看，是第一步，恐怕马上紧接着就有一些书要出来了。据说《世界经济导报》编的《球籍》，《第三代人面临的问题》，还有《二十一世纪面临的问题》已经出版了，三月份天津要出版一本《中国的危机》，篇幅与这本书差不多，四十来万字，据说订数已达到四十万。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走向成熟。我想就这个问题谈开去，而不谈这本书了。我以为现在从学术界的情况来看，恐怕主要有三种情况，或者说从关心的问题研究的角度，兴趣和情绪有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比较热衷于对策研究的，有人给它一种贬义性的称谓，叫作“奏折经济学”，或“奏折政治学”；另外一种是搞纯理论研究的，有人讥为“清谈”或“风花秋月”；还有一种是发牢骚，甚至是一些很无聊的牢骚。我觉得前两种研究显然是很必要的，但在这两种研究之间缺乏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就是对中国现实的背景研究。从学术界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三大块是缺一不可的，一是理论研究，一是背景研究，一是对策性或叫操作性的研究。实际上现在理论研究也弱，分析模式，分析方法，引进方面，造成一种莫衷一是的状况。刚才说到的对策性研究，被人认为是急功近利的，甚至被同行认为是一种没学问的研究，这一块实际上也还弱。但比较起来，背景研究更弱，原因可能在于在中国文人里面始终缺少一种实证研究的传统，为什么要划成这样三块？看起来似乎对策研究和背景研究是联系很密切，但我觉得有它不一样的地方。背景研究应该独立，独立于一种对策性的研究。理由在于这种研究的研究者代表了社会良知，具有一种社会良知的批判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它至少应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政府，独立于社团，或者独立于它所为之服务的某一个具体的对象，比如说企业。搞对策性研究、对策设计的人比较容易受到聘任者价值取向的影响，比如说为政府服务的，就比较容易受政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为企业服务的，也同样。这样就容易犯一种如培根所说的市场假象，有意无意，更多的是无意的回避一些问题，往往寻找一些有利于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辩护的事实材料。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是太弱了，这本书是一个开头吧。在经济学界，像石小敏他们这种研究方式是不多的，比较注重一种实证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方面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现实情况究竟怎样，全面的描述出来，这种注意，至少自觉意识是不够的。政治方面，热衷于搞改革的很多，但是对现行的政治结构，比如说运行方式的分析，等等，也是弱的。我曾经在几个场合呼吁过，应该建立一门经验政治学。中国政治究竟怎么回事？比如说共和国四十年，它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是怎么回事？政治运行机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一块我们缺乏一种描述，包括我们在经济学方面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运行过程也缺乏一种比较细致的描述。文化方面也是这样，这几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之风很盛，这种批判是基于一种假定，很多我们在现实中遭遇到的苦难，是来自传统的包袱，这种假定是关于事实的假定，这个事实究竟是否成立，事实是不是这个样子，这本身是需要证明的。如假定我们认定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国人在行为方式上更多的是由它的政治经济、各种体制、各种利益赏罚机制所决定的话，我们把帐算到传统文化上，显然就是一个失误，显然是唐吉诃德举着长矛对风车作战。所以我觉得这种实证研究、对现状的研究，十分重要。我主要的想法是，希望每年能够出一些关于中国各个方面的现实状况的研究报告，当然是以某种理论作为研究框架，作为解释模型的。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对搞对策研究的提供背景材料，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关系，理论研究是塔尖，背景研究是中段，对策性的或者说是操作性的研究则为基座，最大的一块应该是在对策研究上，理论研究应该稍微小一些。实际中国目前的情况，理论界的不成熟，学术界的不成熟，反映了这种金字塔恰好是倒过来的，或者说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当然对策研究不仅仅是为政治的对策研究。
朱厚泽
书是编辑送给我的，因为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的，我还算个老乡吧。但书还没有来得及看完，因此对整个书提不出一个评价性的意见，我只能说这样几点意见，就是赞成形成和发展中国问题学，各个方面的分别的研究我们已经进行了若干年，至少是三中全会到现在的十年，深浅不一，层次不同，方面，专业，取向不同，但都是在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能够逐渐形成对中国的背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形成一门可以称之为科学的中国问题学，或者叫当代中国问题学：这很必要，特别是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导报》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关于危机问题的讨论，据说一些领导同志也在内部讨论，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贵州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眼光，选择的眼光，出版这样一本著作，是一件好事情。从实质问题研究入手，批判了一些下笔千言，没有任何数据的学风，很有必要。一九八六年夏天，小平同志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然就改不下去，这时候，中央党校开了个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当时把我找去了。那时我在宣传部，他们请我说一点意见，我说，别的意见我说不出，我只有两句话：思想要解放，学风要严谨。如果我们对这样一个严肃主题的研究不采取严谨的学风，就不能达到目的，如果思想不解放，也就是说不把我们的视野展拓得更宽一些，不把当前问题的研究与世纪之交这样一个历史跨度，不从这样一个空间的角度来研究，那么我们的实证研究也就不能很好地提出问题。说到这里，顺便提几个书中统计数字的失误，或者说是严重的失误。第六十四页，第二段讲到七九年到八三年粮食商品增加到八百八十亿斤，棉花增加五千零十担，这显然是错了。接下去讲零售总额也错了；另外六十五页下边，讲到八三年中国、苏联牛奶、肉类的对比情况，恐怕也有很大误差。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是作者原稿的错误还是排版印刷的错误？在搞实证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统计数字的准确。至于书中提到的许多观点，有些我是赞成的，有些我是不赞成的，有些甚至是持相反意见的，这都没关系，总之它是集中研究当前中国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工作。
项南
我拿到这本书之后，就被题目所吸引。为什么我们的报刊宣传没有人看，就是大部分是报喜不报忧，明明不是这样，偏偏要说成这样。朝代一换，说法就颠倒了，后一个朝代就把前一个朝代完全否定。这种宣传有什么力量？这本书当然不是尽善尽美，有些观点我也不同意，但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比较实在地道出了中国的真相，问题之所在。我觉得看到了问题就是看到了希望，讲问题有什么害处呢？完全不必紧张。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存在这么多的问题，避而不闻，实在是可悲，所以我很赞成对中国某一个部分，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全面地、深刻地，尖锐地提出中国的现实问题，目前还是不多的。这本书是不是第一本？可以说为“问题学”奠定了基础吧。我今天提不出更多的意见，只是对作者和编辑者表示钦佩。
孙长江
我只讲两点，第一是这本书的主题非常好，找准了我们现在的情绪，为什么不讲危机呢？书里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危机就是失败，失败就要追查责任，追查责任就是……所以干脆不讲。中国的传统并不是这样的，当然也有许多避讳，但却是一贯强调总结历史经验的。汉初有人说过一句话：“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我觉得这段话很深刻，危机很严重，但不敢告也，所以这一主题我是十分赞成的，而且我建议要加意爱护它。“思想要解放，学风要严谨”，在这一方面，这本书有欠缺，我随便翻了翻，找出几点毛病。比如讲马克思谈异化的问题，还有说费正清是华裔人才，不对。再有赵无极错为张无极。我是信手翻来，还没有仔细看，还有一个五百一十三页，写孔子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应是李白说的，这是不该错的。此外还有一些观点上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以为这本书的立意非常好，击中了我们当前的时弊，这一点本身是非常好的，因此我建议再重新改一下，这种书太大，可不可以搞得小一点。
李洪林
讲危机，在我们出版界恐怕是第一次集中地、这样大的规模讲中国的危机。可能在材料方面有一些粗糙，但是从研究问题提出问题的角度来看，毕竟是很值得重视的，我们不准讲危机，而且还不准讲与我不一样的话，不能有第二种思想，特别强调一种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我总怀疑这个口号，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要容许讲不同的话，这还根本不是民主的要求离民主还差得远，还没到民主那个台阶呢。因此我觉得出这本书是很好的，是极有意义的。
郭树清
这本书看了以后确实很有感想，这是我们出版界知识界第一次这样来公开地描述中国的危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觉得，我们现实中面临的危机决不亚于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我想提一点书中的不足，前边几位同志也已经提到了，就是作学问要严谨。属于材料方面的大家已经提了一些，如第十一页，讲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的报道，列为七个方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够的。《导报》说的东西和我们改革实践的过程距离很远，以此来判断我们改革的情况，是不可靠的。作者所作的分析，特别是属于专业方面的分析，应该有科学的态度，比如国民收入消费的统计等等，需要给以科学的解释，不要简单地引用这些数字。第三点，我前边已经说过，危机是严重的，能够真正揭示这个危机恐怕还要考虑很多。也许可以从别一角度另出一本书，列举成绩，也可以无限制地列举下去。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它不是事例的堆积，而是要作总体的对比的研究，在表面的繁荣背后有什么东西。比如人均收入，你说十年改革不好，那我可以说农民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三百，工人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你怎么说不好？所以要和官僚主义呀腐败呀结合起来研究，从总体上来把握。第四方面，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包括书中列举的问题，作为一个制度来说，体制也好，政策也好，背后实际上还有很多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是简单能够回答的。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很多做法产生的问题都是在“革命”、“为人民服务”、“强国”、大跃进等等口号下进行的，至少给人的印象是出于好意，这该如何分析？中国赤贫情况较少(三年困难时期除外)，这一情况背后就是户口制度啊，不让人流动啊等等，又产生许多弊病。我是主张市场化的改革的，但我又觉得问题不那样简单。讨论任何一个制度任何一个政策，都不能简单批评了事。我们一五时期二五时期搞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你很难说它是不成功的。不把这些似是而非互相矛盾的情况说清楚，你就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危机所在。比如大家说我们十年有很大改善，可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我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问题太一般化了，具体到市场消费供应，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切身体会。我去过东欧的几个国家，发现我们消费品供应十年来的确有很大的改善，当然背后有很多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揭示出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要顺势深入下去，很多矛盾，很多问题，不是可以用是、好来说清的，不能用简单的结论来代替，这样就不至于把研究变为变相发牢骚，或者说高级牢骚，我们过去并不缺乏这样的牢骚。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我们这个民族还没有提高，因为从这里面往往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应该如何如何。比如说应该市场化，市场机制起作用，从理论上讲这是没有问题了，但实际上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样，最糟糕的情况并不比计划经济的国家好。民主是大家都在提的，但是战后以来有些国家建立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几乎都失败了，在很多国家是发展产生反作用。对经济我们民族的思维喜欢极端化。私有化，其实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得出结论了，从经验来看，并不是私有制的国家一定成功。假定中国现在搞私有制，能够达到美国和欧洲那样的水平，那离共产主义更近了，但事实上究竟可能不可能？恐怕不可能。在中国搞出来恐怕是官僚资本。脱离条件，脱离前提，脱离地点，这种简单的口号就没有意义，政企分开，就搞不通。很多时候缺乏具体分析。邮政事业，是否需要政企分开？发电、供水、公共交通，私人经营好不好？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对这个政府不干预、这些问题都需要作更具体的分析，避免得出抽象的结论。
曹远征
作为一个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专业工作者，读了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又浅又深。说浅是指这本书在特定的专业领域，至少在经济学领域，分析似嫌粗糙，某些行文上下甚至有矛盾之处。然面，瑕不掩玉，本文的分析达到了任何一个专业的工作者所难以达到的广度。“整体大于局部之和”，正是这一广度所产生的新的系统总和，为我们每个专业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背景，从而促使人反思。不但反思中国问题，而且反思自己的专业领域在这十年的急剧变革究竟做了些什么？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现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大过渡的时期。”这一大过渡无疑是以改革为主旋律的。十年改革，使我们跨入一个新的地平线，天地一体，浑然一片，又是一种混沌初始，又有一种去竟彷徨。人们对大家共同走过的十年路程评价不一，众说纷纭。从总体上看，极而言之，各种说法似乎集中于这样一个对历史的哲学理解分歧上，即历史只能这样还是人能更好地引导历史前进的分歧上。众多迹象表明，那些认为现状不尽人意的人更多地是倾向后一种理解的。
如何扭转这一局面，道理似乎显而易见，摈弃那种逻辑剪裁历史的方法，真正立足于中国现实，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哪，才能说明我们到哪去。这就需要一种严谨的科学的实证态度，先弄明白是什么。我以为对每一个严肃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应做到如厚泽同志刚才所言“思想要解放，学风要严谨”。从某种意义上讲，何博传同志先行了一步。这便是本书给我的启示。
编者按/苏绍智/曾彦修/赵宝煦/于浩成/石小敏/秦晓鹰/远志明/王润生/朱厚泽/项南/孙长江/李洪林/郭树清/曹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