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我比较关注的政治哲学课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它的公共文化需要包含什么样的道德意识？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斯蒂芬·平克这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为什么暴力在下降》（以下简称《人性》）带给我直接又深远的冲击与启发，回响所及，对我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思路调整很有帮助。这本书为什么引发我如此大的共鸣与重视？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与道德观，全面挑战现代人对“历史”与“道德”的理解及想象方式，从而使人类的道德感性与社会实践都有了新的含义、新的方向。我认为它值得所有关切历史与道德之现世意义的思想者重视。有鉴于今天的中国正面对着独特的道德危机，以及重建道德的沉重挑战，这本书特别值得译成中文，供中文读者参考。
　　本书开题的第一句话就大胆宣称，它“所谈论的可能是关于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暴力呈现着下降的趋势”。作者进一步质问心存怀疑的人：“如果这不叫进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算是进步？”的确，《人性》之所以引人瞩目，出版之后引起广泛争议，正是因为作者敢于直言人类的历史的确有进步可言，进而又提出了暴力下降作为度量这种“历史进步”的尺度。这两项主张都具有高度的挑衅性。承认人类在进步，就意味着正面挑战了近百年来主流思潮不愿也不敢再谈“进步”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倾向，并强调人类不仅在“改善”之中，而且这种改善从过去到现在乃至未来，足以构成一部相连贯的人类进步史；如果接受以“暴力下降”作为进步的量尺，就等于是在挑战习见的高调道德观，把道德关注的核心议题从“追求德性”下移到了“减少苦痛”，所谓“改善”并非指人类已进入某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而只是减少使用暴力，减少个人所承受的苦难而已。从这两方面出发，本书的浩瀚篇幅与数十万言提供了丰富的论据与材料作为佐证，读来目不暇给（一百一十五张图表，近两千个引注，上千项参考材料），堪称一场知识盛宴。而读完之后，读者或许不会完全接受书中所表述的这两项主张，不过经此论辩的洗礼，你的历史观与道德观都会与此前大为不同。

二

　　面对这样一本篇幅巨大的著作，读者在开始阅读之前会需要一幅简明的地图。在《前言》里，作者对全书的主要结论提供了一个“预览”，读者可以参考。在此，我想简要地综述全书的论证架构，对读者或许也有一些帮助。
　　本书的主旨在于证明，人类历史可以看成“暴力在降低”的历史。这个主旨涵盖了两件工作：一是设法显示历史上暴力的确在降低，二是设法说明这种“降低”的现象原因是什么。
　　针对第一件工作，作者举出了五千年来人类历史的六大“趋势”，每个趋势都显示了暴力在降低。这六项趋势我们稍做简化，大致如下：
　　首先他指出，考古学家检视远古掩埋场挖掘出来的遗骸残骨，发现在国家组织尚未出现的漫长时代里，因暴力冲突而导致死亡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十五，可是到了烽火连天的二十世纪，战争造成的死亡只达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三；在尚未形成国家的原始部落社会中，每十万人有五百多人死于暴力冲突，但即使在二十世纪遭战火严重蹂躏过的德国、俄国，这个数字也只有一百三十人。平克称这个演变为“平靖进程”，他归功于中央政治权威也就是某种“国家”的建立。
　　第二个趋势是个人之间的暴力相向情况在降低。从欧洲的中世纪，到今天的西欧社会，凶杀案的比例从每十万人每年超过一百件（这是十四世纪的英国牛津，也是美国西部在开发时期的情况），降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每十万人零点八件。这种转变，平克借用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术语，称为“文明进程”，其原因包括了政府的治安、司法力量在提升，以及经济的基础从农业（土地）转向贸易。
　　第三方面的趋势，平克称之为“人道主义革命”，主要涉及各种残暴酷刑，特别是法定的酷刑与死刑，都有显著的减少。人类殚精竭虑设计的各种刑求方法与刑具（书中有惊悚的附图）、各种以人献祭的习俗、猎杀女巫、残杀宗教异端、宗教战争，曾经盛行达几个世纪，如今都已经不复存在。此外，在早先，酷刑与死刑不仅频繁，并且往往公开举行，人们扶老携幼以看热闹的心情围观评论，并不以为不忍。十八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大体上不再见到。
　　人道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平克归功于印刷技术发达、书籍报刊的普及流通以及书报读者的大幅度增加。阅读帮助人们设想他人的经验与感受，也理解到“他者”不一定是邪恶的威胁，从而减少了残酷虐杀的意愿。
　　接下来，平克整理人类历史上战争、内战，以及种族屠杀的演变。从他所举出的数字来看，一个大致稳定的趋势是：战争的数目在减少，战争直接、间接致死的人数相对于世界人口的比例在减少，种族屠杀的发生次数也急遽减少。平克认为，这些趋势的外因正是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所言及者：民主制度、贸易，以及国际组织。
　　平克特别在意一般视二十世纪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世纪”的成见。他强调，二十世纪死于战火的绝对人数的确是历史上最高，可是考虑到世界人口的总数，它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纪吗？十九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造成四百万人死亡，中叶的太平天国造成两千万人死亡，稍后的美国内战造成六十五万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鲁王国的沙卡王之治造成两百万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国联盟之战，消灭了巴拉圭六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猎捕奴隶、贩卖到美洲的过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纳粹大屠杀。至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发动的殖民战争就不用提了。平克无意美化二十世纪，但是他强调，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长期和平，也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部分，不应忽视。（平克没有忽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中南半岛，但并没有讨论其含意。）
　　说到种族屠杀，二十世纪的记录历历在目，包括晚近的波斯尼亚、卢旺达、达尔富尔。可是打开《圣经》，很多页都在鼓吹或者记录某个种族的灭绝。雅典人消灭掉美洛斯，罗马人消灭迦太基，蒙古人西征，十字军东征，欧洲宗教战争，欧洲人在美洲、非洲与大洋洲都造成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平克也提到了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分割，以及六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亚。） 　　最后，平克关注到“权利革命”的整个趋势。在这个范畴里，平克举出民权（少数种族权利）、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动物权利等方面的重大改进。他用具体数字显示，各类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法律与言行在二十世纪大幅度改善；强暴、家庭暴力都显著地减少；对儿童的体罚、虐待、校园的霸凌、打架逐渐遭禁止；同性恋获得除罪化、受到的敌视与攻击也大为减少；即使在动物保护这个领域，狩猎活动不再流行、素食人口快速增加、保护动物的立法也愈来愈普遍。今天的人，对这些领域格外关注，固然是因为这些议题特别切身，在生活中天天遇到；但也是因为战争、凶杀、各种集体迫害、酷刑等形式的暴力，已经不再是扑天盖地的眼前威胁，让人类稍有余裕去关注并非直接生死之事的权利议题。
　　在展示暴力的降低趋势之后，平克的第二件工作就是设法说明这些趋势的原因。在这方面，他特别强调，他并不假定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也不假定人性在历史上有过明显的变化、改善。他认为，人性中间有一些动机会促使人向恶（他称之为“心魔”），但也有几种动力会促使人为善（他借用林肯的字眼，称之为“善良的天使”）。至于实际上哪些动机会发挥作用，使人倾向于暴力还是倾向于利他与合作，则往往取决于环境因素的触发。所以平克在解释几千年来暴力之减少的原因时，完全不诉诸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内在因素，而是寻找外在于人心、人性的几种社会、经济、制度性的外在推力。（他举出五项外在于人性之善恶的因素：利维坦国家、贸易、女性化、都会化，以及运用理性。）这个基本的方法论取向，可能更接近今天“着重制度，少谈心性”的现代想法。

三

　　如今本书的中译本问世，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正好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历史观，来对照检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于暴力与苦痛的态度，检讨社会、人心中或隐或显的价值观。中国的历史不见得比别人血腥，中国文化也并不特别崇尚武力与残暴，更鲜见宗教迫害与殖民侵略。不过，传统中国绝对不是传说中的“礼义之邦”。面对四邻异族，面对争夺权位的对手，面对社会上属于“卑”的等级，面对异端邪说、违法乱纪之徒，华夏体制不见得心慈手软。而每当体制崩溃，草民反抗，“万家墨面没蒿莱”，则往往带来血流成河的报复与镇压之循环。中国历史应该也有它的进步故事，只是这一页还有待史家的抽丝剥茧（而且里头总有一只被煮死的蚕蛹）。
　　平克在书中指出，从古代到近代初期，某种“国家”形式的政治掌权者坐镇大局，加上一般生活方式的“文明化”，这是促成暴力降低的两项主要历史动力。他没有特别注意中国的历史，不过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可能远比世界其他地区都更为先进与发达，故此应该也有相应的降低暴力的效应。但到了近代与现代的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触发了一场“人道主义革命”，把人道、人权以及对于他者的包容，对于弱者的同情关注，逐渐摆放到人们道德意识的核心位置，由此开启了至今仍然以各种“权利”为名进行的思想革命与社会改革。但是在中国，“启蒙”的诉求虽不断有人提出，却好像并不容易看到类似的道德意识大变动。近代中国人饱受暴力欺凌、家国苦难、社会政治制度的迫害，以及现实生活的种种折磨，却始终不曾有意识地把暴力的降低、苦痛的减少当作独立而自成一格的道德价值看待。中国的文化与人心也强调恻隐与怜悯，不过在我们的道德观中，它们基本上属于个人修养的一部分，并没有被视为道德思考的根本原则，更不曾成为社会伦理与公共规范的基础性价值。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人普遍忧虑于侵蚀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在日常生活中，为己的私利与对人的权力似乎变成了驱动整个社会运作的关键性力量，淡漠与冷酷则构成了个人自我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在政府与民间举办的不少“道德状况调查”中，频繁见到“道德素质下降”、“道德规范崩溃”之类的字眼。不过，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中国近代的“道德危机”由来已久，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即接连不断，至少包括了清季民初的儒家道德秩序崩溃，“文革”带来的共产主义道德崩溃，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热潮，将此前甫告萌芽的人文主义道德秧苗冲刷殆尽。百余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摧残与失望，难免滋生犬儒心态和虚无主义。面对这样残破贫瘠的历史遗产，加上生活经验早已教导我们不能信任制度，更不可以信任他人，道德规范与道德价值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必然只会徒具形式，不太可能取得真实的生命。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所熟悉的各种“道德重建”的努力，通常只能停留在口号的层次，不容易产生具体的结果。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培育出一种比较丰富的道德意识，一方面为大家日常惯用且常用的道德概念、道德评价字眼填充具体的内容，另一方面又为社会生活与个人言行提供可信、有效的道德准则，为人际关系与社会制度增加一些道德面向？
　　这类问题几乎不可能有现成的具体答案。不过平克在这本书里所发展的观点，多少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向。一方面，对于“道德”这一概念的理解，我们应该务求踏实，不必陈义过高，设想道德乃是某种需要人们提升心性与修养方克成就的境界；并且最好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需求与遭遇着眼，把各种苦痛与剥夺视作道德所关注的人间大恶，让排斥暴力、减少这类苦难成为道德感性与道德关怀的注意焦点。换言之，我们需要经营、发展一种道德意识，强调“排斥暴力”与“减少痛苦”这两项核心原则。道德意识的这种改变，主要是文化、思想层面的工作；文学、哲学、历史叙事与生命史的叙述、媒体与大众传播、知识分子的思考与评论，都有助于发展一套新的道德叙事方式，从点滴开始，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平克书中关于西方当年人道主义革命的分析（第四章），很值得我们参考。
　　另一方面，各种社会运动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性格，会带来可观的正面影响，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正视。社会运动之所以产生，原本便是某些弱势者的处境与遭遇造成了苦痛，需要道德关注，但现有的社会制度却压抑了他们的声音，于是需要由当事人或关心者自行集结，形成社会力量，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与命运。因此，社会运动发自弱势者日常切身的利害，所依据的正当性完全寄身于道德诉求，所追求的则是消除不公正的压迫。与利益团体不一样，社会运动的特质正好就是以道德为理由要求“减少苦痛”，消除社会中的隐藏性暴力，从而也就直接间接地改善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质量。如果这种实践层面上的运动，能与上述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意识改革相互学习，相互配合，大家所盼望的道德重建，或许便能逐渐积累成形。平克书里所讲述的权利革命故事（第七章），不仅激励人心，也足以为我们的道德重建工作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