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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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的一天，父亲要饭走到一户人家。看见大门口站着一位姑娘，父亲走上前说：“大妹子，给我一口饭吃吧。”姑娘看我父亲很可怜，就跑回家拿了一个菜窝窝递给我父亲，而后说：“咱们都是穷苦人家啊！”她又问我父亲是哪个村的人，多大年龄了，有媳妇没有。我父亲详细自我介绍。姑娘听了很同情，她觉得我父亲是诚实、善良的人。二人说着说着都有了心思。 姑娘回家后，就给父母讲了我父亲的情况和她自己的心思。她父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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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的一天，父亲要饭走到一户人家。看见大门口站着一位姑娘，父亲走上前说：“大妹子，给我一口饭吃吧。”姑娘看我父亲很可怜，就跑回家拿了一个菜窝窝递给我父亲，而后说：“咱们都是穷苦人家啊！”她又问我父亲是哪个村的人，多大年龄了，有媳妇没有。我父亲详细自我介绍。姑娘听了很同情，她觉得我父亲是诚实、善良的人。二人说着说着都有了心思。
姑娘回家后，就给父母讲了我父亲的情况和她自己的心思。她父母说：“男方比你大20岁，你相得中吗？”姑娘说：“我也是30岁了，再等就老了。”父母说：“那你自己做主吧。”
我父亲回到家里，给我爷爷奶奶讲了要饭中遇见一位姑娘还没有嫁人，姑娘是大脚，年龄30岁。我爷爷奶奶说：“大脚咱不嫌，可是你比人家姑娘大20岁，人家会愿意？”我父亲说：“估计会愿意，因为在自我介绍中我看姑娘表情像是有意。不能再等了，我已经50岁了，要再等下去就更老了。”本来爷爷奶奶就为父亲的婚事着急，听父亲这么一说，就同意了。
三天后，爷爷奶奶亲自去女方家求婚。双方父母都同意，一个月后两人便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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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相貌还算不错，只是差了包装，就降低了档次。到了找媳妇的年龄，我不着急，母亲却急得要命，低三下四请会计娘子帮忙。会计娘子助人为乐，到处火力侦察，表示要给我找个上得了台面的，因为那时我在地区的《万县日报》上发了篇小东西，得了一块四角钱的稿费呢。 在母亲的胁迫之下，我只好跟会计娘子相亲去。母亲先提五斤面条去了柯大侠家，要租用他的绿军装。柯大侠那身军装早成俏货了，被人称作“相亲衣”。他当兵回来
上世纪70年代初，崇明岛上，年轻人婚配都由媒人作伐。介绍成功后，盛行男方向女方呈送彩礼。一般是先送定亲物（彩礼），再开始恋爱。礼物多少并无定数，全视各自家庭经济条件而定，由此也衍生出种种送彩礼的趣闻。 有位男青年定亲后的彩礼包括：毛线、衣服、皮鞋和自行车，总价约一千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某日，双方约上各自的长辈及亲戚等一干人马进城去采购，人多也好有个商量。可见当时采购彩礼，并非一件小事
监狱与看守所不同，考虑到犯人除了劳动以外还应该有适当的娱乐，两三个星期有一次电影。在监狱看电影是件大事，它不仅是一次娱乐活动，对我们这些被阻断信息的“犯人”来说，根据它可以推测政治形势的演变。因为不仅电影中的“新闻简报”报道了国内外大事，就是从不断变化的影片目录中也可见政治的动向。 放电影的地点是狱中的一个露天广场，不大，但狱中的千余人都能装下。时间一般是在休息日的头天夜晚。犯人各自携带小板凳来
解放前，为了对付反动当局对进步书刊的查禁，革命人士大量采用一种叫“伪装书”的办法。 有一个进步刊物，用了一个《脑膜炎预防法》的书名，暗寓可以医治思想、清醒头脑的意思。有一次，有人拿了一本到上海邮局寄发，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驻邮局的检查老爷看到。这位“老爷”刚一伸手，立即缩回去，捏着鼻子走掉了。原来，他以为看这种书的人已经有脑膜炎症状，自己赶快躲开为是。 有的书甚至用庸俗的名称，如《中国共产党第六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会期间，父亲接到命令：为病中的毛泽东录制相声。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当初是谁作出了一个这样大胆的决定？是谁制定了录像的内容？为什么只选中侯宝林的？为什么多数为传统作品而很少新编的？为什么最终只录制了十个大段和两个小段？毛泽东到底看到这些录像没有？没人解答。当然，这些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 从1965年10月父亲最后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到1975年在中央电视台录像，时
那一年霜降，我才16岁，看着丰收了的红薯，父亲决定到几十里外的集镇上卖掉一些贴补家用。于是我们头天傍晚就把家里那辆破旧的架子车装好，第二天凌晨3点钟父亲就把我叫醒，摸着黑一刻也不敢怠慢地踏上了赶集卖红薯的路程。 我和父亲轮流拉着几百斤重的东西，互相帮扶着跋涉几十里来到了镇上，方感到深秋的凉风呼呼地迎面吹过。这时，我们才顾得上彼此打量一番：只见我和父亲被露水打湿的身上，早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怎
卢慕飞与邵启晨都是1964年上的高中，两人不仅在同一个班，而且还是同桌。 卢慕飞与邵启晨皆有文学天赋，刚读高一，他俩就很谈得拢了。那两年，他们的作文经常轮番或同时被语文老师看中，拿到课堂上朗读、评讲。这种时候，他俩总是相视一笑。间或，两人也会在上课时做“小动作”———悄悄传阅报刊上的某篇佳作。可以这么说，双方都当得起“同窗好友”这四个字。 1966年夏，“文革”汹涌而来，裹挟一切，冲击一切，自
20世纪70年代，我在前卫歌舞团工作，经常随团赴各海防部队慰问演出。当时部队和地方百姓的文化生活都十分枯燥。团里的女演员一个个身材修长，婷婷然，袅袅然；男演员一个个潇洒英俊，堂堂哉，灵灵哉。前卫的到来不用发海报，战士和百姓就奔走相告。演出尚未进行，演员们走到哪里，都会引来跷脚探首的围观者。 每次演出前后，歌舞团都会受到军、师、团三级领导和地方政府殷勤的款待。在烟台、长岛、荣城、石岛，摆的都是“海
用薯干做的酒，品名薯干酒，九毛八一斤，也不便宜。我在生产队一天整劳力值三毛五，得干小三天才能买一斤。后来有机会喝了，进嘴辣，烧嗓子，落肚后腾地点着火一般，再猛地蹿到脑瓜顶。头就发晕，脚下轻飘飘，就兴奋，忘了烦恼。那年月深山沟社员有两大快乐：喝酒与偷情。偷情有风险，喝酒没风险，就是缺酒钱。 那年秋天分红，生产队长扣了我两块一毛钱，说替你打酒了，晚上来我家让你婶炒几个菜。队长是直接领导，我不敢说啥，
我管的二百多亩稻田分成四档田，整整齐齐排列在两条笔直的农渠两边。稻田一边靠着农渠，另一边是深深的排水沟。排水沟两旁耸立着高大的芦苇，茂密得透不进风去，如同一堵绿色的高墙。 在我前方，静悄悄的芦苇丛中，清晰地传来划水声，像野鸭子在水面上欢快地扇动翅膀。 我赤着脚，用铁锹小心翼翼地拨开芦苇，一直蹚到芦苇丛的深处。水声更清亮了。哗啦哗啦之后，是淅淅沥沥的细流声，宛如水滴和野草在悄悄地细语。这不像是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