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朋友王小山路过开封，兴奋地给我发短信：“你知道我正路过哪里吗？陈留收费站！你们河南太有文化了。”他当然不是为一座收费站开心，而是这位三国迷踏入了曹操起兵之地，也是汉献帝即位前封王的地方，顿有时空穿越之喜。
　　中国的历史文明非常悠久，留下太多典籍和故事，而地名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小时候家住濮阳，这已然是个古老地名，战国时期就有的名字。濮阳城外有座小村庄叫戚城，村里孩子有时会和城里孩子打架，二十年后我才知道，戚城这个名字，春秋时期是卫国的重要城邑，是孔夫子带弟子住过的地方。一座小小的村庄，竟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名字仍沿用至今。这不是文化是什么？
　　十年砍柴曾到濮阳游历，这位历史学者对我掉书袋，什么郑卫之风、桑间濮上、城濮之战、澶渊之盟、八都牌坊，都娓娓道来，甚至连郑板桥当过县令的范县、孙二娘开过店的十字坡、因柳下惠得名的柳屯、出过户部尚书的户部寨等小地名，都能讲出个来龙去脉，让我对家乡陡生几分骄傲。这些动辄千百年历史的地名，并非只是地名那么简单，其中蕴含着一个国家的传统基因和文化密码，使它不因朝代和政权的变迁而割裂，这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几千年文明能够延续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有专家提出慎重改名、地名要记得住乡愁，我深有同感。保持地名的延续性，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做法，当然随着朝代变迁，地名时常会发生变化，有时规模还很大，但那要么发生在历史的早期，要么改名归于失败，流传至今的，自身已带有约定俗成的文化属性，很难想象再去更改一遍了。
　　乱改地名，王莽堪称鼻祖，这位迷信的僭越者将未央宫改为王路堂，把颍川、河南、洛阳等古雅的地方改为六队郡，将曲周改为直周，改到最后他都认不出名字了。王莽被推翻之后，那些古怪的地名也恢复了原状。
　　在历史上，地名的更改往往伴随着避皇帝讳、疆域的扩张、行政区划调整，大规模改地名的时候并不多见，但是也有，1949年后有一波，“文革”时有一波，近年来又是一波。地名不是不能改，但要尊重历史，并起得有文化。比如把汝南郡改成驻马店，把陕州改成三门峡，舍兰陵而取枣庄，明明有正定、获鹿这么好的地名，非要用石家庄，就是没文化的表现。听说河南鹿邑还想改名为老子县，幸亏是个玩笑，否则贻笑大方。
　　近年来的旅游热，是各地改名的一大原因，湖南大庸市改张家界市，云南中甸县改香格里拉，徽州改黄山，襄樊改襄阳，荆沙改荆州，都是这一风潮的产物。改襄阳、荆州尚属拨乱反正（把荆州、沙市合并成荆沙，襄阳、樊城合成襄樊，改名也真够敷衍潦草），改香格里拉和张家界未见得佳，把徽州改成黄山，可真是没文化到了极致，舍朱熹、胡适故里，而取一座山名，遮蔽了名闻天下的徽商文化，也不知谁的脑袋被驴踢了。
　　地名的更改，只是时代大变迁的一小部分，大量古地名的消失，更是令人痛心的现实。2014年全国地名普查发布数据，从1986年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约6万个乡镇名字、40多万个村名被遗弃，永远地躺在了故纸堆里。而城市的大拆大建“功绩”也所在不小，2013年民政部资料显示，1980年到2003年，北京消失的胡同地名近40%，连崇文、宣武这样古雅的名字，都一夜之间踪迹不见。空间地理和历史脉络，由于地名的消失而中断，正是文化消亡的一部分。
　　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很久以前就呼吁慎改地名，他认为地名是中国的历史坐标，离开了这些坐标，历史的空间就无法准确复原，国家民族和家族个人的记忆就会断裂消失。应该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改名需要尊重历史文脉和民意，行政乱作为将不仅为当下添堵，也会令后人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