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阳的作品为文坛早已所关注，七〇后的作家，写出的文字，与同时代的人不相随，循着个性而行。近日读黄孝阳在《天津文学》第三期，发表的随笔《我和我的文学》，表达自己的文学观。
　　 大多的写作者是泛化写作，如同书写的公文，统一的庸俗化标准，发出一致的口号。丧失个性，也不允许个性的存在。没有精神的支撑，散文和随笔，不过是一堆废弃的文字沙石砾，不值一文钱。洪堡特说：“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从每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力面则获得予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
　　 写作者不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是选择泡沫的想象。这和俄罗斯作家对苦难的叩问不同，一些写作者逃避，这样可以不担当任何责任，害怕触碰真实的生活。关于心灵的创作，降低为手艺和工匠的行当。
　　 散文和随笔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它们有共同的特性，不需要戴着面具，做矫情的表演。它们是攀援植物，依附精神的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
　　 文字的水肿，粗糙，失去古典的诗意美。在没有底线的标准，写作变得随意，趣味低级，心胸狭窄，陷入个人的小情感，没有信仰，在急速发展的时代，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反抗。巴金在谈起，自己为什么写作中指出：“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 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文学是有使命感和担当的重任，不囿于个人，蛋壳似的狭窄小天地。如果一个作家失去思想的尖锐，他无法剖解患病的时代，更不能做病理分析，做出准确的判断，拿出合理的方案。文学最终要表现对精神生活的感受，不论文字长短，体裁大与小。一个作家的笔下，不限于写生活，吃穿住行和男女爱情，重要的是精神的高度。
　　 有一種极强烈的刺痛感，比刀子割在手上还要疼。低头去看。能看见那里有一个伤口，一个不曾愈合过的伤口，流着脓血。再仔细凝视，这些脓血分明是我这些年所写下的字词段落。
　　 换句话，我所有的写作，也包括相应的文学批评，皆自这个伤口而出。伤口孕育了我，创造了我。
　　 黄孝阳的感受，有自己的独特发现。他的“刺痛感”不是阵痛，也不是药物可以缓解和治癒好的。它是心灵的疼，这种疼的缠绕，不时发出致命的电流。他去寻找疼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这些终疑问，在寻找过程中，形成沉重的思考，解开这个谜，才能承救生命。这是艰难的旅程，不是几句牢骚，而是精神修复，所产下的文字。
　　 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块钟表，它们即是这块钟表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齿轮。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粒被上帝掷下的滚动着的骰子，它们即是这粒骰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富人，哪来的穷人？没有悲伤，哪来的欢喜？没有你，又哪来的我？首先是认识自我，然后是摆脱自我。执念渐消，山河震动。
　　 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阿波罗神殿中，镌刻着一句人生箴言：“认识你自己。”这句话表达人类对自己、对未来的思考与追求。简单的五个字，却深藏厚重的意义。黄孝阳不断地发出叩问，是对生命的思考，和大声的呐喊。当下的作家得意于小富即乐，小情安逸的生活中。写些隔靴挠痒的文字，制造大量的垃圾作品，贴上花样翻新的标签，很少有作家对生命进行深刻的思索。黄孝阳是一个孤独的行走者，不受时代喧嚣的干扰，独来独往，遵守自己的信仰，绝不接受世俗的污染。
　　 黄孝阳说：“夜里，在房间里坐。是陋室枯坐。世界在窗户外面闪着光。”这句诗意的话，语言张力，而富有弹性。它蕴藏深刻的东西。这不是随手写下的文字，抒发一些矫情，作表演状。一个在黑暗中的人，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四面水泥围墙，只有窗外有光亮。要么在黑暗中消失，要么奋力的反抗，去追求对光明的渴望。
　　 当代文学变成“圈子”子里的事情，大多数人热衷于社交、拉关系，很少耐得住寂寞，忍受孤独，更稀少见到对自己心灵的叩问。文字变得琐碎，浮浅如水上的漂浮物，顺流而下，难以发出金子般的光辉。精神的分子，充盈每一个文字中，散发奇异光彩，而不是徒有其名。内容干瘪，丧失生命的汁液。
　　 网络、报刊的空前发达盛况，发表文字的门槛降低。人们错误的将随笔，误认为随心所欲的写作。一个“随”字，让人们失去辨别的能力，把生活中的碎片，唠唠叨叨的记录下来，寇以随笔，却不知随笔的真正意义。随笔是精神的年轮，多维的展现生命的感悟，更其先锋性，试验性，断片性同，担当重大的责任。
　　 黄孝阳《我和我的文学》是心灵的地图，他用精神的比例尺标注。从每一个文字的点位，我们读到各种各样丰富的形象，变化万千，这是作家的踪迹史。
　　 七〇后的作家，进入一种深层的思考和追求，这是难得的。而不是浮浅随大波，写出油光粉面的所谓大作。在北方的春天，我读黄孝阳火焰一般的文字。
　　 高维生，著名散文家，出版散文集、诗集三十余种，主编“大散文”“独立文丛”等书系，现居山东滨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