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隐的诗歌写作因为“个人”主体经验及其想象力的占据而显得更加富有暗示意味，在当下诗歌对历史、语言、文化等领域的想象以及个体体验的真实性发起总攻击的时候，他却对个人化的诗性存在充满了想象。在诗坛上，诗人们对个体的存在抱持着各种态度。比如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是一个“珍爱怀疑”的人，批评家陈超先生认为“她以独特的思考，沉静而犀利的反讽语言，有力地将人的生存状况、生命经验总结成可供分析和命名的‘图示’：坚信——恐怖——反思——逃离。”在田晓隐这里，似乎完全看不到这一点，但你却不必急切地下结论认为这样的诗人不是一个对生命进行深刻反思的人。田晓隐的反思恰恰深植于他对个体生存的智性与美感想象。他从未期许将个体生命向社会以及历史的深处进行开掘，以期在宏阔的背景上映照出自己的价值，也不将现实托付于个人最本质的“身体”，相反，他将最重要的意旨交给了一场富于想象力的“夜雨”：“借我一生不还是因为我还输得起/但从我身体里/掏出的两钱雨水必须记账/秋后或者来年/那时我已经走得很远/因了断壁残垣上那朵没有盛开的花/我彻夜失眠/昨夜的雨差一点就推开了窗户（《借我一生》）这是一种感性的认知，他很容易让我们忽略掉其中的情绪和深层表达。
　　 那么，诗人用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企图表达什么呢？我想他并不是在简单地对自己进行一种不确证的认知，它希冀的其实是一种安置灵魂的方式，并觊觎得到外界对自己“最真实部分”的接纳和认可，他的《骨头》是这样的诗篇，《冬日简书》也带有这样的性质。但是要让这种存在的真实性被认可和接纳何其容易？因为现实中的我们常常深陷“镜中”，并且“镜中”的我与现实世界中作为个体存在的“我”常常沦陷在矛盾中，互相缠绕，无法自拔：“我的视线被垫高，我的水草茂盛/我在一根被抽空的芦苇里熟睡/我自己跟自己走私，越轨，幽会”（《冬日简书》）这种对个体存在的有力想象，与当下诗歌强调的“去蔽”与“在场”完全相反。并且，这种对存在想象的話语运用带有独特的古典气质。当然，每一位写作的人只对自己独特的话语创作机制有快感，这样的话语尽管极尽锤炼，但作为一种语言方式，无可指摘。
　　 与对生命体验的直接呈示不同，晓隐的诗歌写作侧重缠绕、迂回，侧重对生命想象的内在玩味。如果从特殊的视角看，晓隐的诗歌中还带有一种“童话”和“寓言”的性质，这种写作在同代人之中非常少见。比如他的《在王城》和《提灯人》，智性的叙述中潜伏着朦胧的“想象化背景”，但是平静、唯美的叙述给人带来广阔的阅读空间。它们所昭示给人的是，这纯粹是诗人对个体生存的一种“栖息式”想象，其中淡淡的忧伤泄露了个人创作的秘密。
　　 对个体生存的想象是艰难的。它首先让你回到人的最直觉的现实之中，然后遮蔽掉最敏感的感官，此后再向着一连串的物象事理出发，由此生发引喻，最后再通过语言的“派对”建立起它们之间的隐性秩序和想象关系。尽管词与物之间有着严密的区别，但是诗歌隐喻的机制让它们互相生发，这让原本自在的物本空间在语言的国度中思接内外，从而攫取出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组合体。其此前的作品《洗脸》非常细致地体现出了这一点，而《月色硬如铁幕》也是如此，其中的许多意象都构成了互相激发的源泉。这或许是诗人直觉中的无意合成，但是其间感性的价值判断也纠结其中。这种想象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近譬喻”方法，但如果以“远取义”的方式进行个体想象力的建构，则诗意会显得更加遥远。其《洗雪》一诗曾经是后一类作品的完美体现，而《疼痛索引》一诗也是此类诗作的精致表达。在这类诗作中，你将体会到这种“取义”的艰难，有时你甚至无法想象诗人是如何进行“取义”的。从具体的诗歌展开来看，诗人的取义是纷繁复杂的，逻辑时有断裂。这样的诗篇更多地体现为个体遭际与精神命运的想象性交锋，在诗中核心意象的反复纠缠中，诗人完成了对个体生存的合理性想象。这种“远取义”的方式，对于诗人联想、调动以及融合外在物象事理的能力有着巨大考验。然而，这种对个体生存想象的建构方式在晓隐的诗歌中却最为常见。即使有些以日常经验为临界点所激发的诗歌创作也无不采取此种建构，如其《风吹过瓦面》。当然，此类诗歌在经过一番淘洗式阅读之后，也还能发现一些暗藏的“神谕”。本来此类隐喻性的诗歌就是以“诗思”为指归，只不过含蓄性弥漫得过于开阔罢了。“来龙去脉是孤傲的隐喻”，这当然与诗人对语言的态度密切相关。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