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沉沉的冬天看威塞尔有关集中营的回忆录《夜》再合适不过，虽然窗外并没有书中那疹人的纷飞大雪，但已经可以让人感受到那些在大雪中、在纳粹的皮鞭下几乎裸身前行的犹太人所遭受的折磨与苦难。脑海里又一次漂浮着一幅幅犹太人受难的群像：在火焰中身体逐渐蜷缩的婴孩；绞刑架上诅咒德国的波兰犹太人，他的高声诅咒被死亡切断；小提琴手于列克，他以灵魂作琴弓，最后的演奏献给了死去和将要死去的犹太人；还有在奔跑的人流中被践踏而死的人，以及更多被送进毒气室和焚尸炉的人。太多死亡、太多苦难压迫着这本薄薄的书，使它变得沉重异常，而作为一个纳粹暴行亲历者和受害者的证词，沉重和沉痛只能是它唯一的底色。
　　威塞尔的《夜》是一份证词，他自己在后记里写得清楚：“如果没有这本小书，我作为作家的生涯，或者说我短暂的一生都不会如现在这般：这是一个证人的一生，他相信从道德和人性的角度，自己有义务阻止敌人抹去人类记忆中的罪恶，在死后赢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和一般的小说家不同，艺术性并不是威塞尔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对于威塞尔而言，萦绕于怀的始终是这份证词的真实性和说服力：“我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眼见得语言变成了障碍。每写一句就会停下来对自己说：‘不是这样。’我重新开始。用别的词，别的画面，别的无声的泪水。但总是不对。”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顾虑，威塞尔平铺直叙，摒弃一切可能的修饰和结构上的花样。他从1944年春天写起，“树上花朵绽放”，威塞尔和家人还算平静地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小镇锡盖图。从俄罗斯前线不断传来好消息，德国眼见就要溃败，人们对近在眼前的威胁毫无预见，甚至怀疑希特勒是否真的想要消灭犹太人——“几百万人啊！他如何能做到？而且这是在20世纪！”
　　书中对于威塞尔研习犹太经典《卡巴拉经》的导师莫谢执事的描写，明显含有深意。在厄运降临锡盖图全体犹太人之前，莫谢和锡盖图其他的外籍犹太人被率先驱逐，“匈牙利警察将他们赶进运送牲口的车厢，他们挤作一团，默默哭泣”。随后，威塞尔罕见地用一种讽刺的笔调写道：“又过了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生活恢复正常。柔和的风吹进锡盖图的家家户户。商人勤恳地做生意，大学生待在书堆里，孩子则在大街上玩耍。”人们很快就忘了那些遭受苦难的犹太人，忘记了他人的苦难。一天，莫谢执事又回到锡盖图，他变了，不再谈论上帝或是《卡巴拉经》，他只讲述他所见到的一切：和他同行的那些犹太人在森林里被盖世太保屠杀，孩子们被抛向空中，成为机枪扫射的活靶子。那是1942年的事，可是尚在平静中生活的锡盖图犹太人不相信莫谢讲的故事，甚至拒绝再听。原本他们完全有时间逃脱厄运，可是莫谢执事一再的提醒根本没有引起重视，人们生活在自身的惯性里，直至撞上南墙。
　　威塞尔在写莫谢执事时一定想到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莫谢之于锡盖图的犹太人不正像威塞尔自己之于世界各地的读者！威塞尔从《夜》这本书开始，便主动担当起揭露纳粹暴行的责任，他到美国各大学演讲，参加有关大屠杀的会议，撰写有关大屠杀的文章——一篇又一篇，直至因此获得了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对于自己作为见证者的命运，威塞尔是持悲观态度的，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证词不会被接受：只有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才知道奥斯维辛是什么，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尽管如此，威塞尔依然如莫谢执事那般执着，他甚至用几十年的余生在撰写证词提出警告，他不愿自己的过去成为年轻人的未来，正如他在《夜》的后记里所言：“遗忘意味着危险和侮辱。忘记死去的人相当于再一次杀了他们。”
　　忽视莫谢执事的警告，锡盖图的犹太人在侥幸心理的诱惑下最终栽进漩涡。纳粹在严密组织下按部就班地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运送进诸如奥斯维辛这样的杀人工厂。威塞尔和他的家人则在这凄惶慌乱的背景中被送入某一列火车的一个车厢里，所有的车厢都拥挤不堪，缺水缺食物，酷热难耐，许多人因此而精神崩溃……几位有过集中营经历的作家——莱维、博罗夫斯基、凯尔泰兹——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过这些。车厢里的惨状正是他们未来集中营生活的写照，如果他们能够侥幸逃脱到站后第一次筛选的话。被选中的妇幼病残会直接被送进毒气室和焚尸炉。
　　威塞尔在此着重写了他之前认识的查希特夫人，“五十岁左右，带着十来岁的儿子，蜷缩在车厢一角”，这位平素性情温和的女人彻底失去了理智，在火车上她呻吟不断，第三天夜里，一声尖厉的叫喊划破了寂静：“火！我看见了火！”原来是查希特夫人指着窗外在尖叫，人们对她的态度逐渐从同情转为厌烦，几个年轻人捆住她，给她嘴里塞上东西，甚至为了让她闭嘴，狠揍她的头，“简直要了她的命”。从这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威塞尔证词的复杂性，他没有把集中营的世界简化为邪恶的纳粹和无辜受害的犹太人这两个极端，事实上在这份严酷的证词里，他数度将批评审视的矛头指向犹太人自身，甚至指向他自己。这份自省恰好也说明他追求真实所达到的境界。
　　威塞尔对自己的语言能力并不自信，因为这种不自信，在从集中营获救后的数年内，他都不曾触碰这生命中最深的痛。直到他作为特拉维夫一份报纸的记者去采访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大作家莫迪亚诺，当莫迪亚诺谈起他夫人看到的奥斯维辛火车站装满犹太孩子的车厢时，威塞尔对莫迪亚诺说：“我就是其中一个。”威塞尔开始谈起自己的集中营经历，莫迪亚诺深受感动，“泪水流淌到他的脸颊，而他没有做任何掩饰”。当莫迪亚诺问起有关威塞尔的父母和家庭时，威塞尔拒绝了。最后，莫迪亚诺在送年轻的威塞尔上电梯时，用一种深沉庄重的语调忠告威塞尔：“我想你错了。你不说话是错误的，听我这样的老人一句：一个人也必须说出来。”一年以后，威塞尔寄给莫迪亚诺《夜》的手稿，并在他的帮助和推荐下出版了此书。
　　实事求是地说，无论对语言的操控能力，还是对艺术的敏感度，威塞尔确实不如莱维、博罗夫斯基和凯尔泰兹；就文学价值而言，威塞尔的书也不如那几位作家，但是威塞尔的文字里自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热情，一种拥抱真实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外露的，并没有因为顾及艺术效果而有所收敛。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威塞尔的文字获得了另一种感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来自道德——至少在这本书里，道德似乎可以短暂地脱离美学而独立存在。或者可以说，威塞尔文字里包含的道德热情弥补了他的文字在美学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威塞尔对真实的渴望，使他更专注于对事实本身复杂性的描述。 　　奥斯维辛的日子似乎千篇一律：早上是黑咖啡，中午是汤，下午6点钟点名，然后是面包和别的食物，晚上9点钟上床。夹杂其间的则是苦役、虐待、疾病、恐惧和死亡。威塞尔写到犹太人之间的倾轧，写到他亲眼目睹的绞刑，写到犹太新年前夜上万人参加的祈祷，在这次祈祷中，威塞尔质疑了，上帝：“而现在，我不再祈求。不再会发出哀鸣。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非常强大。我是原告。被告是：上帝。我睁开了眼睛，我很孤独，在这尘世中孤独得可怕。没有上帝，没有同类，没有爱情也没有怜悯。我只是一撮灰烬，却比无所不能的上帝更强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的生命一直为他所捆缚。”威塞尔还写到他经历的一次筛选——筛选体弱的犹太人直接送进焚尸炉。据说，到1944年威塞尔他们进集中营时，条件已有所改善，大概是因为纳粹在战场上的失败，使他们更需要为他们干活的苦力。早几年，奥斯维辛每天必须送一定数量的囚犯去死，每个星期都有所谓的筛选。死亡的威胁和求生的渴望摧毁了许多东西，包括亲情。一个儿子为了摆脱年迈累赘的父亲而故意和他走失，而威塞尔也真实地道出“自己并不是很情愿把汤让给病重的父亲”。
　　1945年1月中旬，威塞尔的脚冻肿了，不能着地。集中营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在医务室待着一点儿也不坏：有新鲜面包吃，还有浓汤喝。没有钟声、点名和体力活。”集中营里的医生和他们还算仔细的照料，或许和人们对集中营的惯常想象相背离，让人惊异。凯尔泰兹在《无形的命运》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主人公哲尔吉在蔡茨集中营因为劳累和缺少食物病倒了，竟然也受到细致的医治和照顾，直至康复。
　　战线的逼近，不容威塞尔手术后完全康复，几天后，集中营就开始大撤离，犹太人被押往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如果说威塞尔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经历是一种粗线条勾勒，那么对于这最后的撤离则给了更多的笔墨、更细致的描述。这最后的旅程充满死亡和艰辛，一月寒天里纷飞的大雪则更增添了一种凄凉悲壮的气氛。在刺骨的寒风中，衣衫褴褛的犹太人在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党卫军的看管下被迫急行军，落下的人立刻被党卫军枪毙，摔倒的人则被奔跑的人流践踏致死。他们一天跑了70公里，许多人倒毙途中。到达格莱维茨后待了三天，三天没吃没喝，幸存者也都徘徊在死亡边缘。第三天深夜，火车终于到了，那是“一列长得看不到尽头的火车”，一列开往地狱的火车，挂着运送牲畜的车厢，没有顶棚，每节车厢塞进一百来人。没有任何食物，人们靠雪活了下来，蜷缩在一起，一言不发，“我们只是冻僵的躯体，闭着眼睛，等着再一次停下来清理的死人”。偶尔当火车停下来，路经车站的德国工人会向车厢里扔进一片面包，然后兴致盎然地欣赏几十个饿鬼为了这片面包扭打在一起。
　　火车上的最后一夜，刮起了可怕的狂风，雪一直在下，所有车厢里的人都感觉末日不远了。突然，车厢里响起一声号叫，很快每个人都开始号叫，那浸透着怨恨的哀鸣，悲苦的号叫声穿透了风雪。当火车终于在当夜抵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只有十二人活了下来，其中就包括威塞尔父子。但是经过这地狱般的旅程，威塞尔的父亲已是奄奄一息。威塞尔在整本书里持续地逼视着自己的内心，特别是在书的末尾，威塞尔就父亲之死做了残酷的自省，当父亲遭到党卫军官的虐打，“我没有动。我害怕，害怕自己也挨上一下”；当父亲弥留之际唤着威塞尔的名字，“而我，没有回应”。这种自省极为残忍，但那是真实的一枚印章，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实威塞尔有关纳粹暴行的真实性。他拒绝把苦难变为一种抽象的观念，“就像把它变成一件宣传工具一样可恶”。这苦难不是理论，不是漫画，也不是优雅的艺术品，它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令人惊悚，唤起人们心底善的情感，让那列开往地狱的火车永远不再回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