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醉的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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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以上的时间,马条是醉着的。他依靠直觉歌唱,心中有愤怒,但终究成不了批判现实主义歌手,甚至两次错失“成为主流歌手”的机会。但老板卢中强却认为,如果民谣的本质是质朴,那么马条应该是民谣最好的代言人。
  
  2010年对于马条来说意味着两件事。一是他发了新专辑《你找错地方了》,年底在北京的星光现场做首发,诗人芒克也来了。马条在这张专辑中把芒克的诗《阳光中的向日葵》谱上曲并唱了出来,芒克称赞马条是所有唱过他的诗的人中唱得最好的。
  另一件事是马条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年龄。某天,他翻着他的朋友董鹏和曾克合写的一本书,叫《说唱三千里》,里头全是一些关于中年男人的牢骚和段子。马条边看边笑,笑着笑着突然笑不出来了。往镜子前面一站,他那张曾经紧凑精确如雕塑线条的脸,如今也有些耷拉的迹象,换个词叫风霜。他才发现,他奔四了。
  当日的心理活动,马条事后写了首歌叫《奔四》。他本是对年龄极度不敏感的人,凯鲁亚克所谓“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如果真有其人,马条绝对是其中之一。大部分人在20岁时有多想要流浪,多希望与女孩和音乐永远生活在一起,到20年后就有多热爱井井有条的家、地段美好的大房子,以及户头稳定增长带来的踏实感。而马条却和20多岁时差不多。依然瘦削,依然长发,穿着简单得不合时宜的衣服,像个老牛仔,热爱酒,热爱醉倒,热爱继续飘着。
  “像没有眼睛的星星,你亮着/ 像没有房间的温暖,你空着/ 像没有拥抱的问候,你飞着”,他在《奔四》里写。写歌那天,他说他大约是醉着的,以至于时至今日他也总结不出当时的心情。写到后来,他似乎醒了,奔四啦,“任时光在荒老,任岁月成磋砣/ 任热血被熬成了欲望,任自己去原谅”。
  
  被困的小城青年
  一半以上的时间,马条是醉着的。剩下来的时间,他则拿着吉他。“而两者交织在一起的时间,就是他写出他那些最好听的歌的时刻。”他的老板,十三月唱片老总卢中强说。
  2007年,十三月唱片开始做民谣,卢中强旗下已逐渐收编了民谣歌手万晓利、苏阳。在北京一个叫将进酒的酒吧里,卢中强听到了马条的歌。这是个好看得颇具异域风情的男人,高大、诚恳而总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但他一开嗓,一拨弄吉他,阅人无数的民谣界老将卢中强就被震到了。马条那天唱的是《封锁线》,“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你灿烂天真的笑,你叫我如何走得掉”,一首纯正的情歌。
  卢中强判断,马条会成为这一批独立民谣歌手中最具商业价值的一个。和周云蓬当时在音乐中表现出的锋利的社会批判、万晓利的出世与嬉皮、苏阳地域色彩强烈的民歌相比,马条的歌更像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谣——来自田间地头,观看原野和城市,唱天上的云和心中的爱情。这样的歌理应打动更多的人。
  马条在新疆克拉玛依长大。他父母本是四川奉节(现属重庆)人,年轻时参与支援新疆,给儿子起了个根正苗红的名字叫马拥军。由于生得瘦高,朋友们一直喊他“条”,他也就逐渐以马条自居。克拉玛依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黑油”,这是一座因为油田而极度富裕的城市。马条大专毕业后,即像小城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所有的生活围绕油田工作展开。他先后做过修井工和测井工。
  每天早晨,班车将一群睡意蒙胧的年轻人拖走,开往数百公里之外四野无人的戈壁中的油田。工作并不复杂,每天他测量完水压、油压、气压,中午即可下班,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个月工资有1000多元。但他感到寂寞。每天开车行驶在戈壁,他觉得脑子里明明有旋律要喷涌出来,可是他无法捕捉它们。这让他更加压抑。“有时候我停下车对着旷野大声喊,那叫声不能称为唱歌,就是吼。”
  每一个小城似乎都有无数被困的年轻人,不愿意像那些被削砍过的麦子一样,和小城的主流人群一样整齐划一地生长。为了能让头脑中的东西真正地流淌出来,马条开始找人学木吉他,三个月后,他决意彻底抛弃他的高薪工作,前往北京。
  
  依靠直觉歌唱
  “我一个人,谁也不认识。在朝阳区青年路那儿租了个小院子,一年租金一千块,很豪气地交了两千,租它个两年。我带了五千存款来北京,那时的五千,绝对相当于现在的五万啊!孤独?从来不。一天练八个小时琴,根本想不起来什么叫孤独。那时候特别兴奋,自己都能感觉到自己技术蹭蹭地长着。每天就出门吃两顿饭,在附近转转,看到头发长点的就问:嘿,哥们儿,搞音乐的?”
  那是1994年,他通过长发来识别同类,成为朋友则只需要一瓶酒。贵州人郭涌,当时是附近旅游学校的老师,因为头发够长而被马条发现,两人一碟花生米一瓶二锅头之后,已成莫逆之交。郭涌又带来几个朋友,加上马条,成立了个乐队,马条担任主唱,第一首叫《选择天堂》,“想走流行摇滚的路子”。“里面还有一句英文,大意是我会永远等你什么的,I`ll wait for you forever……其实一共就认识那几个单词。”
  在北京漂了快一年,马条回了趟克拉玛依。那个日子他记得很清楚,12月8号,克拉玛依友谊馆,大火冲天。他发疯般地给姐姐打电话询问他最心爱的小侄女,姐姐说,还好孩子成绩不够好,没选进去参加这次活动。火灾让克拉玛依市一夜间失去了325条生命,其中288个是孩子。他想到自己写的那些闹着玩的歌,言不由衷的歌,他希望他能写点什么像样的,能宣泄他的愤怒。
  但他始终没有办法像周云蓬那样,写出《中国孩子》里“不要做克拉玛依人的孩子”这样的句子。愤怒积在他心里,酿成了情绪,但却无法以针尖对麦芒的姿态冲破出来。他后来婉转写过一首歌叫《高手》,讲小人物和领导握手时战战兢兢的感觉。“他微笑着向我缓缓走来,他伸出手,身后是强大的力量,无所谓拒绝还是迎上去,我的人早已被这种力量震撼,就是这种感觉。”卡夫卡式的荒诞。小人物,他喜欢以这个词自居,小人物们无法敬告别人不要做谁的孩子,只能嘲笑一下自己。
  每一天他在烈酒中醉倒复又醒来,在爱情中跌倒又爬起——这样的生活,再过20年,“我也成不了批判现实主义歌手”。
  “马条依靠直觉歌唱”。卢中强说。有一年,电影学院一个学生要拍一个新疆音乐人纪录片,马条作为“混出了一点点样子”的宋庄歌手代表,光荣出镜。两人一起去新疆,沿途采风卖唱,沟通良好,最后出来的纪录片却令马条大为不满——片中他特别正面,人格完美。
  “把我喝醉啊什么的全剪掉了,他那双笨手唉!”他自己心爱的场景,是在一个路途遥遥叫铁莫的小镇,一位穆斯林老人家招待他吃上好的羊肉汤,他喝酒弹琴,老人在琴声中悠悠讲起了当年:从前有个姑娘啊,叫塔吉汗,我跟她手都没牵过,可是活到这把年纪我懂了,那就是爱情,她可是全新疆最美的姑娘。
  “这故事多美,你说多美。”回去后他写了首情歌叫《塔吉汗》,居然听不出遗憾的忧伤,飒爽昂扬,像真正的爱情。
  
  无缘“主流歌手”
  1994年至今的十多年里,马条有过两次“成为主流歌手”的机会。1997年左右,他写的歌陆续被老狼、叶蓓等人听到,他们很喜欢,就买去唱并录了专辑。在老狼的推荐下,马条和麦田公司签约,合约上写明为马条出两张专辑。专辑拖了三年,2002年他又和华纳签约,到2004年华纳变成了太合麦田,马条的十首歌早已录好,但就是不给发行。“归根结底,可能还是觉得我的歌太单纯,没什么市场,没有流行元素。”
  在十三月,马条也没能像卢中强三年前的期望一样“流行”起来。盗版——网络提供的免费下载让整个唱片业几乎名存实亡,主流艺人通过广告代言、出席通告获得收益,对民谣乐手却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即使这批人在豆瓣、在文艺青年中知名度极高,但这不能为他们换来任何实际的利益回报。”卢中强说。他们让“民谣在路上”,一个一个城市,一座一座酒吧地巡演,真枪实弹地弹琴唱现场,“这是他们的收入支柱。”
  在马条之后,十三月又签下了川子。事实证明这或许是卢中强最成功的一次“投资”。川子的歌嬉笑怒骂社会现实,直戳人们的神经,每一次现场演出都会激起几乎狂热的反响。而马条,他那些优美的、抒情的歌却难以具备这样的能力。
  “从我个人而言,马条这张《你找错地方了》是十三月这么多年出的全部唱片中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张。”卢中强说,上一张给他强烈震动的还是苏阳的《贤良》。“马条的音乐语言非常细腻,这是一张一气呵成的唱片,柔软而不失棱角。或许它更适合戴上耳机在深夜静听而不是现场。”卢中强颇为遗憾。
  “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我们曾经多么穷困潦倒,后来随着晓利(万晓利)、老周(周云蓬)等人知名度的提高,民谣一下子又迎来了春天之类的。”马条说。他没挨过穷,十几年来唱酒吧就像别人朝九晚五上班,没什么不同,“中间还去高级酒吧弹过钢琴呢,是台湾人开的,消费对象都是胡瓜那些人,客人给起小费来上千上千的。”他弹了一阵子,觉得没意思,又一次抛弃了“高薪”工作。
  卢中强认为,如果民谣的本质是质朴,那么马条应该是民谣最好的代言人。但在马条眼里,音乐本来就不是竞赛,它是生活本身而已。新专辑《你找错地方了》里他写了一首歌叫《捉迷藏》,“成都的小酒馆、广州的191、西安的月亮钥匙、大连的跳房子、上海的育音堂”,他历数唱过的酒吧,“我不是去唱歌,不是去表演,只是躲着你,和你玩捉迷藏”,他说,他和所谓的主流捉迷藏,和所谓的乐坛捉迷藏。
  “这是一种怎样的诗意?马条演唱间那种跳跃的自由感,那些柔软的假音,轻易地增加了几倍想象的里程。一个人无论经历多少,都不该消磨他对生命的天真憧憬。”乐评人邱大立这样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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