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责备孔子没有自由观念，就像我们不能责备他不穿西装一样。假如我们不能把祖先的哲学，变成我们今天的思想力量，那是我们的无能，别苛责先贤。
　　
　　有报道说，“9.5米高孔子像落户天安门广场东侧”。
　　我以为孔子像的位置是在国家博物馆西门广场，坐东朝西，隔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与人民大会堂相望。如果他老人家环视广场一周，向右看到的，是天安门，和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向左看到的，是前门门楼，以及门楼北面的毛泽东纪念堂。
　　于是，一个句子，像济南珍珠泉里的泡沫那样，一字一泡地浮现在脑际：孔子来到天安门。
　　但心里没底，打车到天安门看看。一看，才知道，别说孔子像没有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在他的位置，如果不能转动脑袋，甚至连天安门广场都看不见。
　　在这个广场，孔子曾经两次被无形打倒，一次是1919年，另一次是1960年代中期；这次，他来了，虽然只蹭到它的边缘。
　　在新浪微博上创建了“儒家学派与国家智库”微群的李仲均说：“看见孔子像竖立在庄严的国家博物馆前的时候，有潮湿的感觉在我的眼睛里，那不只是伟大，也是亲切，好像遇见一个老朋友。”
　　看见孔子像，并非所有人都看见了老友，也有人看到的是寇仇，李承鹏就是其中一个：“刚才有猫眼朋友问怎样看孔子像立于广场—很多年了，他们让我们学习孔子，实则要变我们为孙子。孔孟不死，国难不已—这话我较认同。”
　　委婉一点的，是熊培云。我于1月14日发微博说：“孔子来到天安门，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培云评论说：“没有其他诸子，孔子进入天安门充其量只是个大事件，而且属外宣范畴。说伟大，恐怕为时过早。论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孔子甚至不及吕不韦旗下的门客，缘何要一枝独秀？从以伦理治国到以权利治国，中国在文化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不同意承鹏和培云二位先生的看法，理由是：孔子对华夏文明存续有功，对中华帝国专制无罪，甚至，还提供了暴政解毒剂。
　　迄今存活下来的文明，可以分为两大类：海洋文明和河流域文明。规模大，活力小，是河流域文明的特征，它的规模由其所在地区的河流长度决定。一个例外是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从来没有诞生过全流域文明国家。
　　为什么？经过研究我发现，亚马逊河流域是热带雨林气候，不适合大规模农耕；密西西比河流域适合大规模农耕，但墨西哥湾的“奥尔梅克文明”及其后续文明一直忙于“自杀”，没有过剩人口向该河流域迁徙。玛雅文明以及阿兹台克文明之所以消失或不堪一击，是因为它们只重鬼神不重人，用大规模活人献祭天神，是没有心跳的文明。
　　华夏文明，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就有了心跳。这颗心跳，有两个重要节拍：第一是“务人”，以人为本；第二是“贵生”，珍爱生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丘先生用8个字击出第一个节拍：“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用6个字击出第二个节拍：“未知生，焉知死？”他的学生樊迟曾经向他请教“智”的含义，他回答说：“‘智’就是把工夫都下在人和老百姓的事务上，不要在鬼和神那里耽误工夫。对鬼和神，第一要敬畏，第二要离远点儿。”孔丘开创的儒家思想体系，都是围绕人，而不是围绕鬼或神展开的。
　　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看来，华夏文明成为世界四大轴心文明之一，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四大轴心民族之一，关键在于有孔子这样的伟大导师，推动了地域思维的普世化、神巫思维的人性化。
　　那么，孔子要对秦以后的专制负责吗？非也。孔子做梦都梦不到秦国那样的“霸道”国家，他的政治理想，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天下为公”，最低纲领是西周体制。西周体制，并非中央集权体制，它被荀子称为天下“兼制”，而非专制。秦始皇创立的郡县制度，不是孔夫子主义指导下完成的，秦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法家。
　　尽管汉儒将儒家思想体制化为国家正统意识，但孔子政治思想的两个纲领，一直是历代政治思想家对抗过度暴政的思想武器。远的不说，顾炎武提出的郡县制下分权、黄宗羲提出的“公法”治天下，还有康有为的托古改制，都来自孔子的这些思想。
　　不过，如果要从孔子思想里寻找自由宪政观念，那就找错了地方。我们不能责备他没有自由观念，就像我们不能责备他不穿西装一样。假如我们不能把祖先的哲学，变成我们今天的思想力量，那是我们的无能，别苛责先贤。
　　孔子并没有成为过去，他还在天安门西北角守候，等待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