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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胡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尽人皆知，可他亲手抓服装、抓民生问题，或许知之者寥寥无几。我既是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又是胡耀邦同志发展服装工业指示的践行者。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对我们鉴往知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服装业在我国，处于“四个尴尬”的境地。首先是产业地位尴尬，直至“六五”服装业还没有“国家户口”，不如大头针能上国家五年计划大本;其次是产业形象尴尬，我国服装工业，脱胎于手工作坊，被戏称为“老太太都能干的事儿”;三是国际形象尴尬，服装虽然属于大宗出口产品，但在外国人眼里只是“大路货、地摊货、便宜货”;四是消费心理尴尬，国人中相当多的人既爱美又不敢美。直到1980年，我国服装业整个行业也只有7400多个规模很小的工厂，设备陈旧简陋，职工不足百万人，队伍的专业素养也很低，甚至连服装研究所所长都不知道什么叫时装，轻工业部科技局在初审代拟分管部长的报告稿时，一位干部竟质疑“服装工业有手艺、有工艺，可有科学技术吗”？
1954年，全国实行限制供应和“布票”制度。“一五”期间全国人均布料28尺，三年困难时期，人均只有7尺，有限的布料不仅要用于衣服、被褥，布鞋的鞋面也要布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文革”期间，穿得稍漂亮一点儿，往往被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本来“穿不上”的国民又“不敢穿”。这样一来，长达30多年里，国民的着装情况基本上都是男子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妇女翻领束腰列宁装，“远看一片蓝黑灰，近看男女不好分。”直到1978年，全国“买衣穿”的成衣率也才有25%。
那个年代，服装业的状况，是国民经济各产业生态严重失序、失衡的一个缩影而已。对此，胡耀邦同志，有着长期的观察，系统的思考。早在1960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倡导“亦农亦工、农工结合”，后来又进一步强调优先发展轻工业。1979年6月15日，胡耀邦同志在一次十二市座谈会上，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发展方针时指出：“调整，八个字不同于1962年，有调上的，有调下的，把有的重工业调下来，把轻工业调上来。我们过去搞了很多盲目性。多少年来一手要投资一手减任务，不知浪费了多少钱，搞了30年，家当可不少了。固定资产除了美国、苏联，我们占世界第三位。但有许多厂不能开工，产品不对路，浪费惊人。已经吃不饱的地方还要新建厂，有的如轻工业却不投资。现在老百姓买东西要求高了，不光布匹、的确良，许多地方要收音机、自行车、电视机、录音机，这些东西又不投资。有些东西不要多少钱可搞上去，不搞，不调整不行……”这期间，对服装业，胡耀邦同志特别指出：“服装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事关出口创汇，应给予更多关注和优先发展。” 同年11月，胡耀邦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几十年的结构不合理，畸形发展，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没有把重工业主要用来武装轻工业，武装手工业，而是把百分八十、九十用来武装重工业。我觉得我们在发展轻工业、手工业上还是老套路，没有钻进去，至少没有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四天后，他就云南白药生产出口报告批示：“轻工业、手工业对我们这样大国的重要性，我们一些同志是否充分认识到了？（一）满足国内人民生活需要;（二）它可以进入国际市场赚外汇;（三）它可以吸收广大青年就业;（四）它可以促进、刺激农业的发展;（五）它有更大利润可以为基本建设提供优厚资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重工业重要得多，有前途得多。”1981年5月，他再次强调“要狠抓消费品生产来促进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带头的东西。”1982年5月，胡耀邦同志从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度明确指出：“当代世界无非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东欧的高积累，加重群众负担，或者高借贷，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第二种是资本主义的模式，高度竞争，追逐高额利润;我们应该搞出中国社会主义的模式来，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重工业的发展，不是先有第一部类后有第二部类，而是第二部类反过来促进第一部类向前增长。人民的需要和增长总是走在前头的，总的讲消费和生产总是相互促进。”
在胡耀邦同志经济思想的指引下，1985年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七五”国家计划建议，同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次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七五”计划。首次破天荒地提出了“轻工三重点”，十分明确地强调“以食品工业、服装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为重点，并带动整个消费品工业发展”。服装工业终于正名了！这极大地鼓舞了服装产业百万大军，从此中国服装工业跨进了快速崛起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服装
胡耀邦同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衣着问题，挂在心上，抓在手上。1981年2月4日，他就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贯彻调整方针，争取今年纺织生产持续增长的报告》，致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胡明、谢红胜、郝建秀等同志并告钱之光：“我对今年应如何满足人民生活能更大幅度增长的需要，在你们的这个报告中批注了一些话，请研究，有些问题，如果你们不能定，请向计委请示。”胡耀邦同志对这个报告前后有五处批示，要求“拿出办法”，找到“路子”，树立“观点”，总结“经验”。当年7月22日，他又约郝建秀、胡明、寿汉卿到中南海汇报工作，其间，胡耀邦插话：“我听了全国工业只能增长3%，心里很不高兴。如果只这样，我们将来可能要上审判台”，“历史是非过去了，我们自己的是非，我们的行动，人家在看着”。“明年的纺织工业多丰富一点”“你们明年计划增长8%”“生产发展了，将来取消布票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手里还要这个票，那个票，去见马克思不光彩！” 为解决服装行业长期以来的供需矛盾，胡耀邦同志提倡大力推动招商引资，发展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双管齐下促进服装业快速发展壮大。
1983年2月7日至9日，胡耀邦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他看到与会干部几乎全部穿着深色卡其布做的四个口袋干部服，便问道：“你们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怎么没有一点变化？我赞成你们穿西装，经常出场，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老是过去的样子，人们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没有什么变化，来你这里投资担风险，不放心。”
考察江苏、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时，看到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胡耀邦同志感触道：“我们应该如何把地方工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看来只是大喊大叫，大力发展，切实整顿还远远没有抓住要害。”
1983年11月，胡耀邦同志在新华社浙江分社关于海盐衬衫厂步鑫生的改革内参上批示：“对于那些松松垮垮，长期甘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轻工业部党组贯彻落实胡耀邦同志批示，立即组织了轻工部和北京、浙江等有关省市联合工作组，到海盐衬衫厂调查研究，进一步总结步鑫生办乡镇企业的经验，然后召开全国服装鞋帽工业现场会，推广步鑫生经验。
1983年2月，胡耀邦视察深圳蛇口工业区
后来，胡耀邦同志再次就步鑫生的材料作出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党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建党工作。”
有了胡耀邦同志抓服装行业的黄金十年打下的基础，仅仅十年左右的时间，到1994年，全国乡镇服装企业达28000多个，成为出口创汇行业老大，产量占全国服装产量的60%以上。
三资服装业也抓住了世界产业结构由西向东转移的历史机遇。80年代先后成立三资企业129家，截至1994年，全国有三资服装企业12194家，位居行业老二，占据全国中高档服装市场，也成了出口大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服装工业基本形成了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城市老企业三足鼎立的形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服装大国。1994年，全国共有服装企业4.4万家，从业人员370万人，服装总产量78亿件，国内的成衣率达到50%，出口40亿件，出口额237亿美元，占全球出口额的16.7%，总产量和总出口额双双跃居世界第一。
纺织生产什么，服装只能用什么，是长期以来制约服装业发展的一大难题。为了理顺纺织工业与服装工业上下游的关系，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经济体制上动了大手术。1986年底，服装工业从轻工业部成建制地划归纺织工业部管理，从组织体制上形成了大纺织格局，开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发挥以服装为龙头的作用。
1982年下半年，在反对精神污染中，有些干部群众怕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出了一股新的“不敢穿”倾向，服装生产和市场均出现了观望停滞的现象。胡耀邦同志及时站出来，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并把服装提高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
1983年12月13日，胡耀邦同志接见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团委书记会议同志时指出，小平同志明明讲主要是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反精神污染，许多地方搞到经济战线的政策上去了，甚至搞到人民群众生活方式中纯属个人兴趣上面去了。他进一步强调说：“现在穿衣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看不好，包括你们今天穿的。现在我们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衣着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话不好。外国人看我们女同志穿长裤子，也认为是奇装异服。日本女的穿和服，我们看来有点像奇装异服。现在我们穿短袖衣服，不是很好嘛！两千多年前，你们看我们的先人衣服的袖子那么大，长袍马褂。战国时期有个赵武灵王，提倡穿短衣紧裤的骑服，这样好射箭，好打仗。服装要发展嘛，我觉得在可能的条件下，衣着搞好点是应该的，衣着搞干净整洁，式样多一点，适当提倡一下是必要的。至少规定一条，不许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要适当提倡穿着，也就是适当刺激消费是我们推动生产不可或缺的措施。要弄清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可以推动生产。同时，人们看我们的面貌，第一是环境卫生好不好。第二是衣着好不好。所以适当提倡一下，注意衣着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当然精神文明建设主要还不在衣着上啰。”
次日，胡耀邦同志找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电部等负责人谈话，他坚定明确地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着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们衣着打扮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局面，又拉回到古板、单调的状态中去。”
1984年12月，轻工业部创刊《中国服装》杂志，请胡耀邦同志题写刊名，一贯善于运用舆论工具指导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此时显得格外兴奋，连连说，这么个大行业，衣食住行，衣为首嘛，应该有本刊物。他欣然提笔，连写了一幅横的，一幅竖的，并说，怎么用，让他们自己选定吧。后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廖汉生等也分别为《中国服装》创刊题词。
步鑫生大刀阔斧地进行企业改革，大胆选拔任用年轻干部，打破“大锅饭”，改革分配制度、劳保制度，引起轩然大波。1983年，新华社发表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胡耀邦批示：“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图为1985年9月24日，步鑫生率领时装表演队到达北京
在胡耀邦同志的带动和影响下，中央很多领导同志都积极支持服装业的发展。1985年，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为《中国服装》杂志创刊号题写了发刊词。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大楼施工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一直关注大楼工程的进展。当时模特表演颇有争议，每次邀请他参加中国服装流行趋势发布会、中国模特大赛，只要时间允许，他几乎有请必到。第二届中国模特大赛决赛之日，直到离开赛还有两个小时，田副总理才忙完工作，还是赶来支持模特大赛。出席的还有陈慕华副委员长和中宣部王忍之部长、对外宣传办公室朱穆之主任等三十几位部长，可以说，那次比赛基本确立了中国服装模特业的地位。创办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时，田副总理题词“发展服装工业，美化人民生活”。
1983年6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致信轻工业部部长杨波，提倡穿西服、两用衫、裙子、旗袍，尤其要满足中老年人的爱美要求。《北京晚报》从当年7月22日至7月26日用四个头版头条连载郝建秀致杨波的信，并刊登专访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等的文章，一股“服装舆论”的热浪席卷首都，波及全国。轻工业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落实郝建秀同志的要求。
1990年，在广州西关华贵路的一间裁缝店里，这位女士正要定做新潮时装
胡耀邦抓轻工业的十年间，可以说是轻纺工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奠定产业崛起坚实基础的关键十年。凭借着这黄金十年奠定的基础，轻纺工业实现了 “五个突破”。
第一，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几十年通行我国市场的各种票证相继退出历史舞台。1983年12月1日，全国取消布票。1984年1月1日，深圳率先取消粮油食品证。1993年5月10日，北京凭证停止流通。1993年底，全国95%以上地区都停止凭证流通，开放粮油食品价格。1992年4月22日，彩色电视机取消凭证。仅仅用了10年左右时间，中国10亿老百姓摆脱了“票证生活”的窘迫困境。第二，出口创汇多。比如，纺织服装业不仅美化了10亿国民的生活，而且出口创汇贡献巨大，1980年出口创汇42.5亿美元，年年递增，2014年达到3069.6亿美元。34年纺织服装出口总计达到25291.64亿美元。出口产品既赚了外汇，实际上还树立了中国形象。如今“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一张中国国际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制造赢得国际美誉的前五个产业，基本上都是轻纺业，服装业居首。
第三，安排就业多，轻纺业大都是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吸纳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安排社会就业。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社会纺织服装产业的员工就达2000万人左右。它为不断解决我国农业大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第四，积累资金多。轻纺业投资少，周期短，收益快，30多年来，尤其是前期，是我国财政收入的大户。而今，虽然它的优先地位已经历史性地转移了，但是它作为民生支柱产业的地位永远不会动摇，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2014年，食品工业总产值为10万亿元，纺织业为4.42万亿元，服装业为2.3万亿元，家电业为1.41万亿元，四个产业总产值超过18万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63.64万亿元的28.5%。
第五，它把“农”和“重”连起来了。轻纺工业在供给消费品的同时，既向农业要原材料，又向农村要劳动力，刺激农业向广度深度进军。同时，轻纺业积累资金快而多，尤其出口创汇多，既为重工业引进技术设备埋单，又向重工业要轻纺设备武装自己，双向刺激重工业后来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抓“轻”既促“农”又促“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可以说优先发展轻纺工业，是当时我国这个东方农业大国经济起步阶段，西方“轻纺立国”的中国版。产业地位是一个历史现象，它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而转移。历史的脚步已经迈进了互联网时代，虽然轻工业“带头”的历史地位已经转移，但胡耀邦同志经济思想方法论不仅不会转移，而且它依然放射着指导现实的光华，照耀着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进道路！（编辑 杨 琳）
（作者为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顾问）
胡耀邦同志为轻纺业正名
长期以来服装业在我国，处于“四个尴尬”的境地。首先是产业地位尴尬，直至“六五”服装业还没有“国家户口”，不如大头针能上国家五年计划大本;其次是产业形象尴尬，我国服装工业，脱胎于手工作坊，被戏称为“老太太都能干的事儿”;三是国际形象尴尬，服装虽然属于大宗出口产品，但在外国人眼里只是“大路货、地摊货、便宜货”;四是消费心理尴尬，国人中相当多的人既爱美又不敢美。直到1980年，我国服装业整个行业也只有7400多个规模很小的工厂，设备陈旧简陋，职工不足百万人，队伍的专业素养也很低，甚至连服装研究所所长都不知道什么叫时装，轻工业部科技局在初审代拟分管部长的报告稿时，一位干部竟质疑“服装工业有手艺、有工艺，可有科学技术吗”？
1954年，全国实行限制供应和“布票”制度。“一五”期间全国人均布料28尺，三年困难时期，人均只有7尺，有限的布料不仅要用于衣服、被褥，布鞋的鞋面也要布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文革”期间，穿得稍漂亮一点儿，往往被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本来“穿不上”的国民又“不敢穿”。这样一来，长达30多年里，国民的着装情况基本上都是男子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妇女翻领束腰列宁装，“远看一片蓝黑灰，近看男女不好分。”直到1978年，全国“买衣穿”的成衣率也才有25%。
那个年代，服装业的状况，是国民经济各产业生态严重失序、失衡的一个缩影而已。对此，胡耀邦同志，有着长期的观察，系统的思考。早在1960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倡导“亦农亦工、农工结合”，后来又进一步强调优先发展轻工业。1979年6月15日，胡耀邦同志在一次十二市座谈会上，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发展方针时指出：“调整，八个字不同于1962年，有调上的，有调下的，把有的重工业调下来，把轻工业调上来。我们过去搞了很多盲目性。多少年来一手要投资一手减任务，不知浪费了多少钱，搞了30年，家当可不少了。固定资产除了美国、苏联，我们占世界第三位。但有许多厂不能开工，产品不对路，浪费惊人。已经吃不饱的地方还要新建厂，有的如轻工业却不投资。现在老百姓买东西要求高了，不光布匹、的确良，许多地方要收音机、自行车、电视机、录音机，这些东西又不投资。有些东西不要多少钱可搞上去，不搞，不调整不行……”这期间，对服装业，胡耀邦同志特别指出：“服装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事关出口创汇，应给予更多关注和优先发展。” 同年11月，胡耀邦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几十年的结构不合理，畸形发展，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没有把重工业主要用来武装轻工业，武装手工业，而是把百分八十、九十用来武装重工业。我觉得我们在发展轻工业、手工业上还是老套路，没有钻进去，至少没有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四天后，他就云南白药生产出口报告批示：“轻工业、手工业对我们这样大国的重要性，我们一些同志是否充分认识到了？（一）满足国内人民生活需要;（二）它可以进入国际市场赚外汇;（三）它可以吸收广大青年就业;（四）它可以促进、刺激农业的发展;（五）它有更大利润可以为基本建设提供优厚资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重工业重要得多，有前途得多。”1981年5月，他再次强调“要狠抓消费品生产来促进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带头的东西。”1982年5月，胡耀邦同志从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度明确指出：“当代世界无非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东欧的高积累，加重群众负担，或者高借贷，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第二种是资本主义的模式，高度竞争，追逐高额利润;我们应该搞出中国社会主义的模式来，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重工业的发展，不是先有第一部类后有第二部类，而是第二部类反过来促进第一部类向前增长。人民的需要和增长总是走在前头的，总的讲消费和生产总是相互促进。”
在胡耀邦同志经济思想的指引下，1985年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七五”国家计划建议，同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次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七五”计划。首次破天荒地提出了“轻工三重点”，十分明确地强调“以食品工业、服装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为重点，并带动整个消费品工业发展”。服装工业终于正名了！这极大地鼓舞了服装产业百万大军，从此中国服装工业跨进了快速崛起的轨道。
胡耀邦同志为轻纺业立本
胡耀邦同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衣着问题，挂在心上，抓在手上。1981年2月4日，他就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贯彻调整方针，争取今年纺织生产持续增长的报告》，致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胡明、谢红胜、郝建秀等同志并告钱之光：“我对今年应如何满足人民生活能更大幅度增长的需要，在你们的这个报告中批注了一些话，请研究，有些问题，如果你们不能定，请向计委请示。”胡耀邦同志对这个报告前后有五处批示，要求“拿出办法”，找到“路子”，树立“观点”，总结“经验”。当年7月22日，他又约郝建秀、胡明、寿汉卿到中南海汇报工作，其间，胡耀邦插话：“我听了全国工业只能增长3%，心里很不高兴。如果只这样，我们将来可能要上审判台”，“历史是非过去了，我们自己的是非，我们的行动，人家在看着”。“明年的纺织工业多丰富一点”“你们明年计划增长8%”“生产发展了，将来取消布票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手里还要这个票，那个票，去见马克思不光彩！” 为解决服装行业长期以来的供需矛盾，胡耀邦同志提倡大力推动招商引资，发展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双管齐下促进服装业快速发展壮大。
1983年2月7日至9日，胡耀邦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他看到与会干部几乎全部穿着深色卡其布做的四个口袋干部服，便问道：“你们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怎么没有一点变化？我赞成你们穿西装，经常出场，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老是过去的样子，人们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没有什么变化，来你这里投资担风险，不放心。”
考察江苏、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时，看到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胡耀邦同志感触道：“我们应该如何把地方工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看来只是大喊大叫，大力发展，切实整顿还远远没有抓住要害。”
1983年11月，胡耀邦同志在新华社浙江分社关于海盐衬衫厂步鑫生的改革内参上批示：“对于那些松松垮垮，长期甘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轻工业部党组贯彻落实胡耀邦同志批示，立即组织了轻工部和北京、浙江等有关省市联合工作组，到海盐衬衫厂调查研究，进一步总结步鑫生办乡镇企业的经验，然后召开全国服装鞋帽工业现场会，推广步鑫生经验。
后来，胡耀邦同志再次就步鑫生的材料作出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党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建党工作。”
有了胡耀邦同志抓服装行业的黄金十年打下的基础，仅仅十年左右的时间，到1994年，全国乡镇服装企业达28000多个，成为出口创汇行业老大，产量占全国服装产量的60%以上。
三资服装业也抓住了世界产业结构由西向东转移的历史机遇。80年代先后成立三资企业129家，截至1994年，全国有三资服装企业12194家，位居行业老二，占据全国中高档服装市场，也成了出口大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服装工业基本形成了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城市老企业三足鼎立的形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服装大国。1994年，全国共有服装企业4.4万家，从业人员370万人，服装总产量78亿件，国内的成衣率达到50%，出口40亿件，出口额237亿美元，占全球出口额的16.7%，总产量和总出口额双双跃居世界第一。
纺织生产什么，服装只能用什么，是长期以来制约服装业发展的一大难题。为了理顺纺织工业与服装工业上下游的关系，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经济体制上动了大手术。1986年底，服装工业从轻工业部成建制地划归纺织工业部管理，从组织体制上形成了大纺织格局，开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发挥以服装为龙头的作用。
胡耀邦同志助轻纺业腾飞
1982年下半年，在反对精神污染中，有些干部群众怕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出了一股新的“不敢穿”倾向，服装生产和市场均出现了观望停滞的现象。胡耀邦同志及时站出来，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并把服装提高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
1983年12月13日，胡耀邦同志接见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团委书记会议同志时指出，小平同志明明讲主要是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反精神污染，许多地方搞到经济战线的政策上去了，甚至搞到人民群众生活方式中纯属个人兴趣上面去了。他进一步强调说：“现在穿衣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看不好，包括你们今天穿的。现在我们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衣着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话不好。外国人看我们女同志穿长裤子，也认为是奇装异服。日本女的穿和服，我们看来有点像奇装异服。现在我们穿短袖衣服，不是很好嘛！两千多年前，你们看我们的先人衣服的袖子那么大，长袍马褂。战国时期有个赵武灵王，提倡穿短衣紧裤的骑服，这样好射箭，好打仗。服装要发展嘛，我觉得在可能的条件下，衣着搞好点是应该的，衣着搞干净整洁，式样多一点，适当提倡一下是必要的。至少规定一条，不许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要适当提倡穿着，也就是适当刺激消费是我们推动生产不可或缺的措施。要弄清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可以推动生产。同时，人们看我们的面貌，第一是环境卫生好不好。第二是衣着好不好。所以适当提倡一下，注意衣着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当然精神文明建设主要还不在衣着上啰。”
次日，胡耀邦同志找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电部等负责人谈话，他坚定明确地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着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们衣着打扮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局面，又拉回到古板、单调的状态中去。”
1984年12月，轻工业部创刊《中国服装》杂志，请胡耀邦同志题写刊名，一贯善于运用舆论工具指导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此时显得格外兴奋，连连说，这么个大行业，衣食住行，衣为首嘛，应该有本刊物。他欣然提笔，连写了一幅横的，一幅竖的，并说，怎么用，让他们自己选定吧。后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廖汉生等也分别为《中国服装》创刊题词。
在胡耀邦同志的带动和影响下，中央很多领导同志都积极支持服装业的发展。1985年，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为《中国服装》杂志创刊号题写了发刊词。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大楼施工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一直关注大楼工程的进展。当时模特表演颇有争议，每次邀请他参加中国服装流行趋势发布会、中国模特大赛，只要时间允许，他几乎有请必到。第二届中国模特大赛决赛之日，直到离开赛还有两个小时，田副总理才忙完工作，还是赶来支持模特大赛。出席的还有陈慕华副委员长和中宣部王忍之部长、对外宣传办公室朱穆之主任等三十几位部长，可以说，那次比赛基本确立了中国服装模特业的地位。创办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时，田副总理题词“发展服装工业，美化人民生活”。
1983年6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致信轻工业部部长杨波，提倡穿西服、两用衫、裙子、旗袍，尤其要满足中老年人的爱美要求。《北京晚报》从当年7月22日至7月26日用四个头版头条连载郝建秀致杨波的信，并刊登专访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等的文章，一股“服装舆论”的热浪席卷首都，波及全国。轻工业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落实郝建秀同志的要求。
胡耀邦抓轻工业的十年间，可以说是轻纺工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也是奠定产业崛起坚实基础的关键十年。凭借着这黄金十年奠定的基础，轻纺工业实现了 “五个突破”。
第一，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几十年通行我国市场的各种票证相继退出历史舞台。1983年12月1日，全国取消布票。1984年1月1日，深圳率先取消粮油食品证。1993年5月10日，北京凭证停止流通。1993年底，全国95%以上地区都停止凭证流通，开放粮油食品价格。1992年4月22日，彩色电视机取消凭证。仅仅用了10年左右时间，中国10亿老百姓摆脱了“票证生活”的窘迫困境。第二，出口创汇多。比如，纺织服装业不仅美化了10亿国民的生活，而且出口创汇贡献巨大，1980年出口创汇42.5亿美元，年年递增，2014年达到3069.6亿美元。34年纺织服装出口总计达到25291.64亿美元。出口产品既赚了外汇，实际上还树立了中国形象。如今“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一张中国国际名片。数据显示，中国制造赢得国际美誉的前五个产业，基本上都是轻纺业，服装业居首。
第三，安排就业多，轻纺业大都是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吸纳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安排社会就业。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社会纺织服装产业的员工就达2000万人左右。它为不断解决我国农业大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第四，积累资金多。轻纺业投资少，周期短，收益快，30多年来，尤其是前期，是我国财政收入的大户。而今，虽然它的优先地位已经历史性地转移了，但是它作为民生支柱产业的地位永远不会动摇，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2014年，食品工业总产值为10万亿元，纺织业为4.42万亿元，服装业为2.3万亿元，家电业为1.41万亿元，四个产业总产值超过18万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63.64万亿元的28.5%。
第五，它把“农”和“重”连起来了。轻纺工业在供给消费品的同时，既向农业要原材料，又向农村要劳动力，刺激农业向广度深度进军。同时，轻纺业积累资金快而多，尤其出口创汇多，既为重工业引进技术设备埋单，又向重工业要轻纺设备武装自己，双向刺激重工业后来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抓“轻”既促“农”又促“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可以说优先发展轻纺工业，是当时我国这个东方农业大国经济起步阶段，西方“轻纺立国”的中国版。产业地位是一个历史现象，它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而转移。历史的脚步已经迈进了互联网时代，虽然轻工业“带头”的历史地位已经转移，但胡耀邦同志经济思想方法论不仅不会转移，而且它依然放射着指导现实的光华，照耀着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进道路！（编辑 杨 琳）
（作者为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