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先生在《中国哲学》一文曾指出，中国哲学家基本上是哲学和政治统一的，“属于苏格拉底、柏拉图那一类”。可是现代人的分工，却造就了“超脱研究对象”的“职业哲学家”。后一种哲学家在中国是新生代，改用现代话是“为哲学而哲学”或“为学术而学术”：“他推理、论证，但是并不传道”。如果从这点上来看金岳霖与冯友兰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金《论道》并不传道，而冯则传道：“为万世开太平”。汪子嵩先生文《“海阔天空我自飞”》(《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四期)对金、冯差异的这种分析是独到而精确的，这不仅有学理文本的依据，也有做他们学生的亲身体验，当属可信。
　　从发展中国哲学角度看，我赞同金的论道，而不大欣赏冯的传道，这与汪子嵩先生有所不同。理由如次：1.中国哲学的传道根深蒂固，绵绵不绝，总是与实用功利纠缠牵扯，在哲学上没有取得独立的价值、地位，与西方哲学相比，创获不多，主要表现为思辨程度浅，近现代鲜有哲学大家出现。2.文革后，哲学界已不止一两人而是一大批人要求哲学从政治的影响和束缚下分化、独立出来，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声，细心翻检许多哲人的文革反思文章，是很容易得到验证的。3.海内外“新儒家”自称是传道的，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儒家第三期”发展很大，然而究竟如何，亦很难说。例如，牟宗三的道德“坎陷”的辩证运动，认为可以“返本开新”，但其高悬的主体的伦理终极、那抽象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如何能开出民主和科学？4.中国正迈向现代化，与其让哲学家挤在传道的小径蜂拥前行，不如分化出论道的哲人群体，反而会使中国哲学把先秦涌现、后被压倒的名辩思潮再度兴盛起来，或者接过近代严复未竟的逻辑普及，或者援引语言分析学派的成绩，对素以含混、模糊著称且至今仍在的哲学粗疏之病予以“治疗”，从思维到语言等改造一番，庶几于中国现代哲学大有益处。5.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为哲学而哲学，并非价值中立，而是现时代赋予哲学工作者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一新中国哲学的面貌，改换传道的旧辙。6.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有些立志于此的人已做出了一些成绩，虽然影响不大，然而希望正在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