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一直伴随着藏区的历史发展。人们在长时期与疾病的接触中开始总结出一些关于传染病的本土化经验。结合藏医学的发展，人们在疾病的暗夜中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生的渴望。
　　需要说明的是，自佛教传入藏区开始，很多本土宗教的文献和档案被人为地破坏，而佛教学者在叙述历史时仅仅侧重于宗教史层面。
　　他们对于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书写极为薄弱。
　　文献中记载的传染病及其预防
　　藏文史料中记载的最早的藏区传染病事件，发生在吐蕃第三十任赞普仲聂底乌赞（516年到556年在位）时期。赞普少年风流，曾与松波地区一苯教徒的妻子甲木恰姜生下一子叫松日仁波，但赞普起先并不承认这个孩子。
　　直到赞普本人患上传染病生命危在旦夕时，才对王后与王后的眼疾王子（即后来的第三十一任赞普达日聂森）说：“你们快点去阿夏（吐谷浑）治疗王子的眼疾。如果无法治愈，那你就装死（按照吐蕃的王位继承法，这里更可能是指自裁）让我与甲木恰姜的私生子松日仁波代替你继承王位。”

　　王后与内丞相娘唐巴亚吉为了不使传染病进一步传播，他们便在“雅砻祥达尔”为仲聂德乌赞修建了一个活墓，让他活着的时候就住进陵墓中，因此这座陵墓也被称为“孙切东波”（意为活时的陵墓）。这是藏文史料中最具体和最早的关于传染病人被隔离的历史。
　　1779年，六世班禅从藏区出发前往北京为乾隆皇帝祝寿。1780年12月2日六世班禅因感染天花在北京圆寂，享年四十三岁。这一重大事件开始让清政府考虑在藏区建立关于天花防御的体制。1794年，驻藏大臣和琳在拉萨竖立《劝人恤出痘碑》，清政府正式在西藏建立天花防御的措施。
　　在藏醫学文献《医典四续》（四部医典）中描述了多种传染病。而在文献中它们被命名的原因各有不同。
　　通过传统文献的叙述我们知道了古代藏区就已经存在传染病和关于传染病的基本常识。可惜的是并没有太多的资料告诉我们一些事件，一些可以作为传染病史证据的信息。
　　在《医典四续》中《外续》的第二十六章中明确记载存在两种方法用于帮助医生在传染病治疗中进行自救：咒语保护和实体保护。
　　一部分伏藏师（伏藏：一部分当时并不适合传播而被掩埋起来的典籍和密咒）如多普曲扎对咒语和药物保护的方式进行了合适的改进。一些被莲花生隐藏起来的源于印度佛教大师和莲花生本人的药方和咒语被上述那批伏藏师发掘了出来。在伏藏师们看来发掘的时机到了，而对于这些药方和咒语一般被认为具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1.其中有可以直接食用和戴在脖子上的咒语，但是这样的防护措施我们只能认为不是医学而是巫术。
　　2.伏藏师发掘出的大部分药方材料如乌头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毒性，且在药剂调配方面刚开始技术并不是很成熟。
　　3.传统医学对于传染病的治疗具有很强的伦理性质，即求助于先贤流传（一种实体的智慧，它不会因为具体情况的改变而丧失其时效）的方法和向神灵祈祷。
　　对于传统医学要在科学化的技术操作中看到它可能具有的科学性（并不是科学），并开发出来造福更多人。如果只是循规蹈矩地使用这些方法，最终的结果可能只是“敌人欺骗儿子，儿子欺骗父亲”;意为陷入相互欺骗的死循环）一般。

　　关于藏区传染病史的猜想
　　那么我们能不能依靠一些全球史和地方史的视角，来对藏区的传染病史进行一定程度的猜想呢？在公元3世纪到5世纪的吐蕃，藏区经历了水德八王和五节王的统治。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本土宗教和佛教叙述中都没有太多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但是从后面的历史叙述来看，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吐蕃王权颇有颠覆之势。
　　按照对赞普们（吐蕃君主的称呼）进行分类的方式，这一时期的十三位统治者极有可能是进行了水葬，还有一种可能是树葬【（Dan Martin）： 在帐篷形状的墓葬中用树木包裹】。而这两种丧葬形式都适用于传染病患者。本土宗教中认为大部分疾病都是由水界神灵“鲁”造成的，而且在一部分本土宗教的仪轨中存在利用鲜香树木来包裹身体祛除传染疾病的习惯。就此一个可能的猜测就是这一时期藏区蔓延的传染病导致人口锐减，政治局势陷入危机之中。对此我们可以对照东西罗马帝国时期瘟疫蔓延所带来的时局变动。

　　而对于人口变动的情况存在三个可能的变化曲线：首先，是从水德八王时期开始的人口锐减到松赞干布祖父达日聂森（之前的眼疾王子）时期人口数量随着对外战争开始恢复正常，这一情况一直维持到松赞干布时期。
　　其次，是吐蕃时期（松赞干布开始）人口增长到吐蕃分裂时期的人口锐减;这一时期本土医学因和其他文化系统的医学的不断交流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公元762年，在工布地方修建了吐蕃的最高医药学府，众多的医学大师共同开创了学院讲授的先河。 　　最后，后期政权（萨迦，帕竹和藏巴汗）时期，因为常年战争和可能的传染病传播（经常出现军队因规模较大的病势而休战的情况）而导致的人口波动，而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甘丹颇章政权前期。
　　这一时期也是藏区医学流派不断丰富，医学体系不断完善，医学大师不断出现的黄金时期。我们可以猜测传染病流行是否是人口变化的一大主要影响因素。这个人口变化的阶段很大程度上可以和藏区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大致对应上。
　　此外，对于人口问题我有一个口述史料，这个资料来源于我的老师—著名学者唐拉泽旺（1902～1989）。老师说，德格（我的故乡）有一个叫八坞（大致在今德格县八邦乡上八坞村）的牧村。这个牧村被称为“八坞八十税户”。而他们的总管的家庭被称为“八坞泽达仓”。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里发生了许多争端与冲突，并爆发了天花和麻疹。至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疾病是如何爆发的，我只是记得到了1957年民主改革的时候昔日的“八坞八十税户”只剩下二十户了。

　　在德格存在对于税户的三种不同的分类方法：神户，人户和法户。神户主要向德格土司赋税，人户向地方的总管们赋税，而法户则是向各寺院赋税。上文中的“八坞八十税户”似乎在德格的税户系统中属于神户。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般民众会说在八坞有一个叫竹木岗的岩顶，在岩顶上有两户人家。而在有普通住户之前，这里矗立着一间屋檐装饰接近寺院风格的佛堂，当地人称里面居住着德格王的代理人喇嘛玛米（红眼）。
　　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可靠性，因为在一世蒋贡康珠仁波切云丹嘉措（1813～1899）所写的《八坞地方神煨桑词》中标明了一位在八坞地区具有代理人性质的喇嘛贡噶白典。只是到了后来这个地方从德格土司的神户变成了德格八邦寺的法户。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喇嘛贡噶白典可能是一位来自萨迦派寺院更庆寺的僧人。

　　藏區传染病治疗的常识
　　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天花和麻疹是藏区最主要的两种传染病。其中麻疹死亡人数低，而天花的死亡人数高。从这两种疾病中治愈的人们常被称为“摆脱天花者”或者“摆脱麻疹者”。
　　藏区民众一般认为患天花和麻疹是常见的疾病，对于治愈他们也抱有一定程度的期望。一般藏区民众会认为天花有两种传播原因：接触传染和口食传播。前一种死亡率较高，而后一种较容易治愈。所谓口食传播，是指一些人讨取治愈者脸上遗留的肉疤并将其和鼻烟搅拌吸入【“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八世司徒仁波切曲吉迥乃（1700～1775）在书中将其称为（刺伤天花）】。出现这个现象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吸入此物虽然有患病的可能，但是容易治愈并会成为治愈之人不再患病（产生抗体）。
　　另外，古代藏区的人们害怕在远行时患上传染病，这在他们看来等于间接宣布死亡。人们在家中使用各种方法试图治愈疾病，但对于人的隔离治疗好像并不是很常见。
　　而家畜所患的传染病，一般称为“土疾”（即炭疽），这个疾病传染给人便称之为“洛巴”（即疔疮）。此病死亡率极高，家畜死亡率一般可达到100%，人患病也很难治愈。同样我们也将此病治愈的人称之为“摆脱炭疽者”。如果因为这个疾病出现家畜的死亡，一般会用铜锅将小蘗煮烂并将汁液和铜水倒入尸体内用以消毒。随后由几个人将经过一次消毒的尸体抬至人烟稀少的地方挖坑掩埋。一般掩埋前会再次将小蘗汁液和铜水倒入其中，进行二次消毒并立上标志与障碍警告人畜不要靠近。
　　如果当地有此病治愈的人，一般会被叫来帮忙。首先还是用小蘗汁液对尸体进行消毒，随后由已治愈的人将死尸剥皮并将毛皮放在铜水里煮沸。这样毛皮就可以继续使用。不仅如此，传统上认为尸体上的部分肉在经过药汁和铜水煮熟后也可以继续食用。因为生活的艰辛，人们总会用尽办法为生活保留更多的资源。这都是我的老师唐拉泽旺亲身经历过的。

　　有关家畜的传染病种类繁多，如肺结核、牛瘟、口蹄疫和闭喉症等。 但这些仅仅是家畜的疾病，人类一般不会被传染。但是由于牧业作为藏区一大主要产业，人们就有必要用一些办法来对付这些家畜传染病。传统上认为将患病的家畜隔离起来就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一户人家出现较为严重的家畜传染病，那么这个家庭就必须搬离村镇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当然村镇的邻里会一直帮助这个家庭渡过难关。
　　根据民间的故事，大家认为炭疽的病主是一个耳聋者，所以人们一般喜欢在夜间搬离这个病区;而牛瘟的病主是一个机灵鬼，所以人们无论搬到哪里，病主都会紧随其后。
　　对于肺结核人们不仅知道需要隔离，还发展出了一套治疗方法。人们通常把“治肺精华”和“九味黑药防疫散”喂给生病的家畜。
　　1960年公社牧场就出现并蔓延过这种传染病。当时从德格聘请了满头白发的扎芒神医来治疗家畜的传染病。我记得他所使用的就是上述的疗法。以前经常听说闭喉症导致了许多家畜丧命。自从民主改革后人们都会定期用药防御，所以现在牧区已经很少听说闭喉症爆发的情况了。
　　藏族谚语中这样说道：“知道了一些苦因，便可借助智慧得出一些善果。”我们人类始终需要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威胁，但是就像印第安人领袖和哲学家坐牛（1831～1890）所说的那样：“威胁更多的是一次次接受自我反思的机会，毕竟人们始终会在大地上呼喊着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