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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日举行的G20伦敦峰会是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第一次就全球性问题全面、耐心和细致地共同寻求应对之策。峰会对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意义深远。
美国金融霸权被削弱
此次G20伦敦峰会与1944年布雷顿森林峰会有本质的不同。本次峰会准备时间仓促，且美国实力尚未全面衰败，因此以美元为基础的荚金融霸权格局仍未彻底改变。诚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福阿德·阿杰米所说，“虽然危机中美式资本主义广为诟病，但仍不能盖棺定论地说美利坚帝国衰落了”。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外汇储备的去美元化仍难以在短期内撼动美元的地位。据IMF统计，2008年一季度美元占到世界外汇储备的63％，高出欧元36个百分点。估计到2010年美元比重仍将超过50％。短期内欧洲及新兴经济体无论是实力上还是心理上都远未达到能取代美国发挥国际主导作用的程度，美元的急剧贬值或美元地位的崩溃并不符合当前欧元、日元、英镑等世界主要货币的利益。欧洲和其他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在美元日渐势微时也定会出手“托助”美元。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金融霸权在危机中被削弱。美元地位需要美国实力和公信力的双重支持。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比重的下降和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危机中受到严重质疑，这严重削弱了由美国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基础。G20峰会召开时，金融危机已经从美国扩散到全球，从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就业危机，在一些国家甚至发展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冲击大大削弱了美国未来的领导力和战略影响力。峰会前夕，“金砖四国”相继发声，呼吁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对美元地位明确提出质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撰文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已经与目前的政治体系脱节。他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否则世界将陷入混乱。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在澳大利亚《月刊》发表长文，认为“目前全球出现的经济危机，恰恰是新桃换旧符的机会，是世界改朝换代的开始，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新多边主义时代到来
从金融危机的扩散和各国应对危机及其成效来看，战后形成的国际多边架构已不能适应21世纪的国际现实，时代呼吁“新多边主义”。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主张的，应建立一种包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非一种固定或单一的、灵活而又高效的“新多边主义”。因为当前存在的许多问题，诸如金融、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并不囿于国界的限制，需要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等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合作才能得以解决。新的国际多边框架应该是一个针对问题特性，强调智慧、政策和政治意愿的重要性，尊重国家主权，有利各利益攸关方化解分歧促进合作的灵活有效组织。G20峰会正是这一趋势的明确信号和佐证，面对全球性问题，来自制度各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众多国家和组织联手寻求应对之策。
如果说过去几年，一些国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对改革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还存在诸多质疑和抵触，那么目前的金融危机则让全世界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伦敦G20峰会召开前，瑞士达沃斯论坛、G7罗马会议、欧盟柏林金融峰会、欧盟27国财长布鲁塞尔会议、G20霍舍姆会议等峰会的密集商讨和协调显示出在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让步给新世纪植根于现实的新秩序。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包括国际货币新格局，必将是通过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博弈而产生，这种合作博弈的均衡点将主导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和国际货币新格局的方向。
新自由主义浪潮跌入低谷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突出代表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有三面旗帜，即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无论是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90年代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还是近10年来一些转型国家爆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颜色革命”，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目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政策被指导致了市场监管的放松，国家干预的缺失和经济的过度金融化，这些正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仅仅18个月，这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造成了75年来对全球经济稳定最大的破坏。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金融大海啸导致全球的金融资产价值在去年缩水超过50万亿美元，其中单单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就蒸发了9.6万亿美元的资产值，超过西方七大工业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信贷市场几乎枯竭，其增长率降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根据IMF预测，全球的实体经济领域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困难的阶段，发达国家将遭遇60年来的第一次经济萎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失业人口，将剧升到800万人。国际劳工组织预测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由2007年的1.9亿人猛增到2.1亿人，生活费不足1美元/天的贫困劳动人口总数将增加4000万，生活费不足2美元/天的贫困劳动人口总数将增加1亿以上。与此同时，危机给各国政府带来的债务和成本，将达到破纪录的高峰，波及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显现。据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仅美国政府2009年的赤字，就将高达1.8万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13％，美国未来10年总赤字将高达9.3万亿美元，赤字水平将处于“不可持续”状态；而实际使用和拨备的银行担保金和准备金，估计将逾13万亿美元，超过了近百年来美国用于其所参与的历次战争费用总和。
面对如此严重局面，国际社会已开始呼吁深入检讨过去30年来主导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正统”地位，剖析新自由主义在目前这种危机中的中心作用，检讨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法德等国领导人提出只有彻底抛弃新自由主义，才能真正革除旧的国家货币金融体系的弊端，并提出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撰文指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奥巴马当选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复苏。其实，无论是对新世界秩序的呼吁，还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都表明一个阶段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到了一个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刻。
欧美“软脱钩”
欧洲一直在与美国较劲，希望能重掌国际政治经济主导权，但往往处于下风。此次金融危机引发了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的强烈抨击，欧洲找到了唱衰美国的机会。面对这种形势，与其被动改革，不如以受害者姿态主动参与构建新的金融体系，这样既可以将危机责任推卸给 美国，又可以占据道义制高点，还可依借新兴国家之力，求得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机和话语权，与美国“软脱钩”，这是欧洲积极参与和推动20国峰会的真正原因。自危机爆发以来，法德是欧洲国家反应最积极和激进的国家。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公开指责危机根源在于美自由市场模式和美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公开表示金融危机意味着美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现行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推倒重建。G20伦敦峰会前针对美国财长盖特纳要求20国集团国家拿出2009年、2010年两年各国GDP的至少2％用于经济刺激的计划，欧盟再次表示反对。
虽然欧美之间有明争暗斗，但是欧美之间的利益交集仍然要大于别国，且欧洲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实力上都未能达到能与美国彻底脱钩，担起领导世界的“大任”。由此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以欧元区为核心的欧洲仍存在诸如内部不协调、国家利益至上、金融监管落后、应对措施滞后等问题，当危机肆虐时，欧洲还得联合，甚至是依托美国来救市。因此，欧洲寻求的是在美国主导权下，最大限度的谋求对国际社会的领导权和发挥影响力。欧洲不会和美国彻底决裂，只会是“软脱钩”。更何况欧洲内部大国之间仍存有分歧和欧盟的双重治理模式存有弊端，这使欧洲不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削弱了欧洲整体的对外影响力。如虽然会前欧美间就刺激经济和金融改革孰轻孰重争执不下，但在此次G20峰会最后的联合声明中仍然强调“通过共同行动”，达成了“今明两年推出数额为5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新兴经济体作用得到肯定
10年前7国集团的GDP占世界的80％，而今8国集团也只占世界的一半，它们已经不能完全代表世界了。新兴市场GDP现已占到全球的50％，贸易量的40％，外汇储备的70％。高盛公司的吉姆·奥尼尔最早在2001年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并预测2050年全球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些国家这么快就将经济前景转化为了地缘政治力量。随着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重心开始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随着经济区域化与全球化发展步伐加快，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发展，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贡献愈来愈大。IMF预测，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率将减缓到2008年的6.6％和2009年的5.1％，但仍高于过去30年4.5％的平均水平。虽然全球实体经济遭遇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发达经济体也悉数陷入衰退，但相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来说，世界经济降幅还算有限，这关键在于新兴国家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预计2005～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75％。
未来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十分关键。各国采取的各种财政刺激计划，原则上都是摆脱衰退的必要措施，但一些发达国家财政刺激的空间有限。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表示美国已拿出巨额刺激计划，其赤字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美国不能再做出更大努力。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也声称英国的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英国也不能做出更大努力。因此走出衰退新兴经济体“重任在肩”。
对于新兴国家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这一事实，此次G20伦敦峰会的联合公报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并提出应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以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新兴和发展中的经济体”，“必须有更大的发言权”。
“中国元素”凸显
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稳定的最大贡献。中国在这场应对危机的行动中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不一定非要争取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但必须展现出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所具有的责任感和领导素质。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中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中国金融稳定对当前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中国已经占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正不断发出更加自信的声音。对于伦敦峰会期间的“胡奥会”，西方媒体称其使G20峰会“黯然失色”，这次峰会不再是“G20”，而是“G2”。
对于摆脱当前全球的危机，世界对中国寄予极高的期盼。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占GDP1％的财政盈余，超过GDP10％的经常账户顺差，中国有能力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环境、社保、教育、医疗等建设，启动内需，提升出口档次。2008年11月，中国公布了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和近两年中实施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中信心喊话：中国已经准备了应对更大困难的方案，并且储备了充足的“弹药”，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努力实现8％的目标。这些积极举措除了释放出此次危机冲击的凶险程度超过以往的信号之外，更表明了虽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愿意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应对危机，承担救市责任的诚心和战胜危机的信心。英国《泰晤士报》就此发文称：“强大的美国经济出现下滑，一度如此优越的欧洲也步履蹒跚，以亚洲为首的新兴国家将取代发达世界的富裕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集体引擎，而中国自19世纪初以来将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指出，中国在未来国际新秩序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未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几年中美双方如何打交道。为此，基辛格提出了中美关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将中美关系提升到类似战后美国与欧洲关系的高度。
责任编辑：王 栋
美国金融霸权被削弱
此次G20伦敦峰会与1944年布雷顿森林峰会有本质的不同。本次峰会准备时间仓促，且美国实力尚未全面衰败，因此以美元为基础的荚金融霸权格局仍未彻底改变。诚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福阿德·阿杰米所说，“虽然危机中美式资本主义广为诟病，但仍不能盖棺定论地说美利坚帝国衰落了”。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外汇储备的去美元化仍难以在短期内撼动美元的地位。据IMF统计，2008年一季度美元占到世界外汇储备的63％，高出欧元36个百分点。估计到2010年美元比重仍将超过50％。短期内欧洲及新兴经济体无论是实力上还是心理上都远未达到能取代美国发挥国际主导作用的程度，美元的急剧贬值或美元地位的崩溃并不符合当前欧元、日元、英镑等世界主要货币的利益。欧洲和其他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在美元日渐势微时也定会出手“托助”美元。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金融霸权在危机中被削弱。美元地位需要美国实力和公信力的双重支持。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比重的下降和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危机中受到严重质疑，这严重削弱了由美国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基础。G20峰会召开时，金融危机已经从美国扩散到全球，从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就业危机，在一些国家甚至发展成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冲击大大削弱了美国未来的领导力和战略影响力。峰会前夕，“金砖四国”相继发声，呼吁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对美元地位明确提出质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撰文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已经与目前的政治体系脱节。他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否则世界将陷入混乱。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在澳大利亚《月刊》发表长文，认为“目前全球出现的经济危机，恰恰是新桃换旧符的机会，是世界改朝换代的开始，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新多边主义时代到来
从金融危机的扩散和各国应对危机及其成效来看，战后形成的国际多边架构已不能适应21世纪的国际现实，时代呼吁“新多边主义”。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主张的，应建立一种包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非一种固定或单一的、灵活而又高效的“新多边主义”。因为当前存在的许多问题，诸如金融、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并不囿于国界的限制，需要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等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合作才能得以解决。新的国际多边框架应该是一个针对问题特性，强调智慧、政策和政治意愿的重要性，尊重国家主权，有利各利益攸关方化解分歧促进合作的灵活有效组织。G20峰会正是这一趋势的明确信号和佐证，面对全球性问题，来自制度各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众多国家和组织联手寻求应对之策。
如果说过去几年，一些国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对改革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还存在诸多质疑和抵触，那么目前的金融危机则让全世界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伦敦G20峰会召开前，瑞士达沃斯论坛、G7罗马会议、欧盟柏林金融峰会、欧盟27国财长布鲁塞尔会议、G20霍舍姆会议等峰会的密集商讨和协调显示出在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让步给新世纪植根于现实的新秩序。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包括国际货币新格局，必将是通过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博弈而产生，这种合作博弈的均衡点将主导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和国际货币新格局的方向。
新自由主义浪潮跌入低谷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突出代表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有三面旗帜，即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无论是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90年代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还是近10年来一些转型国家爆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颜色革命”，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目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政策被指导致了市场监管的放松，国家干预的缺失和经济的过度金融化，这些正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仅仅18个月，这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造成了75年来对全球经济稳定最大的破坏。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金融大海啸导致全球的金融资产价值在去年缩水超过50万亿美元，其中单单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就蒸发了9.6万亿美元的资产值，超过西方七大工业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信贷市场几乎枯竭，其增长率降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根据IMF预测，全球的实体经济领域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困难的阶段，发达国家将遭遇60年来的第一次经济萎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失业人口，将剧升到800万人。国际劳工组织预测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由2007年的1.9亿人猛增到2.1亿人，生活费不足1美元/天的贫困劳动人口总数将增加4000万，生活费不足2美元/天的贫困劳动人口总数将增加1亿以上。与此同时，危机给各国政府带来的债务和成本，将达到破纪录的高峰，波及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十年显现。据美国国会预算局估计，仅美国政府2009年的赤字，就将高达1.8万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13％，美国未来10年总赤字将高达9.3万亿美元，赤字水平将处于“不可持续”状态；而实际使用和拨备的银行担保金和准备金，估计将逾13万亿美元，超过了近百年来美国用于其所参与的历次战争费用总和。
面对如此严重局面，国际社会已开始呼吁深入检讨过去30年来主导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正统”地位，剖析新自由主义在目前这种危机中的中心作用，检讨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法德等国领导人提出只有彻底抛弃新自由主义，才能真正革除旧的国家货币金融体系的弊端，并提出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撰文指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奥巴马当选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复苏。其实，无论是对新世界秩序的呼吁，还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都表明一个阶段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似乎已经走到尽头，到了一个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刻。
欧美“软脱钩”
欧洲一直在与美国较劲，希望能重掌国际政治经济主导权，但往往处于下风。此次金融危机引发了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的强烈抨击，欧洲找到了唱衰美国的机会。面对这种形势，与其被动改革，不如以受害者姿态主动参与构建新的金融体系，这样既可以将危机责任推卸给 美国，又可以占据道义制高点，还可依借新兴国家之力，求得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机和话语权，与美国“软脱钩”，这是欧洲积极参与和推动20国峰会的真正原因。自危机爆发以来，法德是欧洲国家反应最积极和激进的国家。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公开指责危机根源在于美自由市场模式和美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公开表示金融危机意味着美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现行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推倒重建。G20伦敦峰会前针对美国财长盖特纳要求20国集团国家拿出2009年、2010年两年各国GDP的至少2％用于经济刺激的计划，欧盟再次表示反对。
虽然欧美之间有明争暗斗，但是欧美之间的利益交集仍然要大于别国，且欧洲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实力上都未能达到能与美国彻底脱钩，担起领导世界的“大任”。由此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以欧元区为核心的欧洲仍存在诸如内部不协调、国家利益至上、金融监管落后、应对措施滞后等问题，当危机肆虐时，欧洲还得联合，甚至是依托美国来救市。因此，欧洲寻求的是在美国主导权下，最大限度的谋求对国际社会的领导权和发挥影响力。欧洲不会和美国彻底决裂，只会是“软脱钩”。更何况欧洲内部大国之间仍存有分歧和欧盟的双重治理模式存有弊端，这使欧洲不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削弱了欧洲整体的对外影响力。如虽然会前欧美间就刺激经济和金融改革孰轻孰重争执不下，但在此次G20峰会最后的联合声明中仍然强调“通过共同行动”，达成了“今明两年推出数额为5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新兴经济体作用得到肯定
10年前7国集团的GDP占世界的80％，而今8国集团也只占世界的一半，它们已经不能完全代表世界了。新兴市场GDP现已占到全球的50％，贸易量的40％，外汇储备的70％。高盛公司的吉姆·奥尼尔最早在2001年提出“金砖四国”的概念，并预测2050年全球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些国家这么快就将经济前景转化为了地缘政治力量。随着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重心开始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随着经济区域化与全球化发展步伐加快，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发展，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贡献愈来愈大。IMF预测，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率将减缓到2008年的6.6％和2009年的5.1％，但仍高于过去30年4.5％的平均水平。虽然全球实体经济遭遇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发达经济体也悉数陷入衰退，但相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来说，世界经济降幅还算有限，这关键在于新兴国家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预计2005～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75％。
未来世界经济走出衰退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十分关键。各国采取的各种财政刺激计划，原则上都是摆脱衰退的必要措施，但一些发达国家财政刺激的空间有限。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表示美国已拿出巨额刺激计划，其赤字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美国不能再做出更大努力。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也声称英国的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英国也不能做出更大努力。因此走出衰退新兴经济体“重任在肩”。
对于新兴国家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这一事实，此次G20伦敦峰会的联合公报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并提出应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以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新兴和发展中的经济体”，“必须有更大的发言权”。
“中国元素”凸显
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稳定的最大贡献。中国在这场应对危机的行动中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不一定非要争取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但必须展现出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所具有的责任感和领导素质。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中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中国金融稳定对当前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中国已经占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正不断发出更加自信的声音。对于伦敦峰会期间的“胡奥会”，西方媒体称其使G20峰会“黯然失色”，这次峰会不再是“G20”，而是“G2”。
对于摆脱当前全球的危机，世界对中国寄予极高的期盼。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占GDP1％的财政盈余，超过GDP10％的经常账户顺差，中国有能力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环境、社保、教育、医疗等建设，启动内需，提升出口档次。2008年11月，中国公布了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和近两年中实施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中信心喊话：中国已经准备了应对更大困难的方案，并且储备了充足的“弹药”，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努力实现8％的目标。这些积极举措除了释放出此次危机冲击的凶险程度超过以往的信号之外，更表明了虽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愿意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应对危机，承担救市责任的诚心和战胜危机的信心。英国《泰晤士报》就此发文称：“强大的美国经济出现下滑，一度如此优越的欧洲也步履蹒跚，以亚洲为首的新兴国家将取代发达世界的富裕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集体引擎，而中国自19世纪初以来将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指出，中国在未来国际新秩序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未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几年中美双方如何打交道。为此，基辛格提出了中美关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将中美关系提升到类似战后美国与欧洲关系的高度。
责任编辑：王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