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关于自杀参与行为的认定,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多种观点.目前司法实践对于自杀参与行为的认定存在三种路径.立足于单一制,认定自杀参与行为的观点与我国刑法规范体系相悖.在区分制体系下,应当认定自杀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该当性和违法性,而自杀者在实施自杀行为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处罚自杀行为不符合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 ,应当阻却自杀者的责任.根据共犯从属性原理,自杀参与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自杀参与行为的认定,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多种观点.目前司法实践对于自杀参与行为的认定存在三种路径.立足于单一制,认定自杀参与行为的观点与我国刑法规范体系相悖.在区分制体系下,应当认定自杀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该当性和违法性,而自杀者在实施自杀行为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处罚自杀行为不符合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 ,应当阻却自杀者的责任.根据共犯从属性原理,自杀参与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其他文献
自贸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制度以行政自觉为价值取向,以内部规则为规范依据,以自我预防、自我发现为核心内容,本质上属于行政系统的自我规制.确保自贸区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不仅是推进自贸区“先试先行”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而且是增强自贸区改革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关键.自贸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制度作为一种“前置审查”方式,能够有效预防违法性文件出台、降低纠错的难度与成本,减少因违法性文件所导致的行政复议、诉讼,乃至赔偿.在审核标准方面,应考量法律的稳定性与先试先行改革的特殊性、中央立法授权与地方的关系等,借由法律方法
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古代社会伦理与政治秩序的基本逻辑.仁与礼,分别代表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德性内核与外在规范,由此探讨儒家伦理之中的家国同构不失为一条具有可行性的思路.在法律实践过程中,对于亲亲相隐以及血亲复仇等涉及家国冲突的裁断与处置,体现了儒家法律体系中家庭本位的价值观.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建构,则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基础,仁具备的道德情感与礼具备的礼制规范也成为儒家法制思想的重要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的功能以及人们对于家庭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家庭之于国家治理始终具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数据爬取行为的司法规制中,存在一般条款构成要件不明和专项条款适用空间受限的问题.面对传统私法以权利化方式保护数据尚存局限,且数据专门立法仍待完善的现实情况,借助法律解释方法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解释具有必要性.通过对互联网专项条款的体系解释,能够明晰该条款适用的主客观要件,从而增强对数据爬取行为规制的针对性;通过在一般条款适用中的利益衡量,可以实现用户权益、平台商业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法益平衡.
刑法是现代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而并非全部.只有当刑法的解释功能已用尽,无法再进行合理的实质解释时,刑法修正和增设新罪才有必要,轻易改变法律和制定新法,很容易导致过度刑法化.过度刑法化隐藏着难以预见和控制的法治风险,在构建刑事法治的当今中国,需要时刻警惕国家刑权力的扩张与越位,理性思辨和检讨过度刑法化的原因,纠正和反思过度刑法化的倾向,避免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于活跃,促使其遵从法治逻辑,回归刑法谦抑.
区域经济政策不仅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亦是指引司法审判的重要法源.针对政策主导、制定法相对滞后的区域经济治理制度现状,明确区域经济政策的法源属性与司法适用,对丰富和完善我国区域经济治理规则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对区域经济政策法源属性及其介入司法的方式、司法适用方法等未给予充分关注,甚至诱发同一案件中不同审级的法院对区域经济政策截然相反的态度.区域经济政策无论在现行法律规定中抑或实然层面均具有当然的法源地位,并通过司法政策或解释的转介、借助特定解释方法、作为裁判理由等通道广泛渗透于司法之中.同时,区
登记机关应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将被撤销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恢复至初始登记状态,该登记行为并未改变权利相关事项,不属于更正登记.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对于恢复登记是否收费及如何收费未作规定,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无法消除该欠缺,可以认定规则出现漏洞.基于行政法上不利类推禁止原则,当行政法出现漏洞时,行政机关不得作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类推适用.登记机关类推适用更正登记的收费标准向行政相对人收取登记费,增加了行政相对人的负担,违反了不利类推禁止原则,该收费行为应被撤销.
追缴乃刑事法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法律措施之一,但目前对追缴的理解与适用缺乏法秩序统一视阈下的刑事法解释.追缴在刑事法中应是兼具刑事属性和民事属性的独立措施,具体是为确保行为人履行财产义务的措施,其具有程序控制功能.追缴范围不仅包括违法所得还包括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和违禁品.对不起诉的刑事案件,一般不予追缴涉案财物,但特赦类案件及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案件仍应追缴其涉案财物.此外,犯罪未遂不影响追缴的适用;追缴的起算时间应以“利益保持论”为标准;对已过追诉时效的案件中的涉案财物仍应予以追缴.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多元化的,通过行政法解释实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其重要方法手段之一.其本质是行政程序控制,具有事中性、过程性及自我规制性优势,行政法解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以说明理由为基本承载.各种行政法解释方法的控制行政裁量权以适合为基本要求,而正当性解释方法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中运用最为常见.行政法解释方法的准确运用能够实现行政法律适用的合法性诉求,正当性解释方法的运用能够补足行政法适用的实质合理性.由于行政法解释本身就具有裁量性,因而需要法治的双向介入与制度的保障.
刑事指导性案例既有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指导性案例的具体内容、合法性、合理性及类案判断等本体论层面,而之于指导性案例的法律论证结构鲜有涉及.遵循法律论证的基本程序,为了确立对判决结果的理性论辩框架,刑事指导性案例主要从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两个维度展开.具体而言,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内部证成主要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和形式逻辑的有效性展开,而外部证成主要着眼于刑事裁判的融贯性以及后果论证展开.考察刑事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判决中的论证结构,对合理认识刑事指导性案例论证价值和发生机制等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诉讼的识别标准一直是民事诉讼的重要议题,识别标准的简单化造成共同诉讼识别的困难.由于实体法上欠缺相关共同权利和共同责任(义务)明确规定,共同诉讼的适用更多的是在识别程序主导下的予以适用,故将研究集中于共同诉讼的识别程序,不断优化和充实识别程序实为化解共同诉讼应用困境的一个出路.识别标准与识别程序的协调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共同诉讼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反映.我们应重视识别程序在共同诉讼中的作用,共同诉讼的识别应从单一化的客观标准研究转向客观标准与识别程序的互动型研究.针对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应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