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和划分“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种标准：一种是职业标准，一种是精神标准。对“知识分子”，人们可以从社会职业分类上下一个颇为宽广的定义，也可以从一种精神思想特征下一个相当狭窄的定义。
　　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而我倾向于不像他们那样对知识分子提出这么高或严格的标准，或者说，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标准或自我要求。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批判”或走向“公共”，而只是说他们比别的职业的人应当更加关注和热爱他们工作的对象，关注某些具有真理性的观念和知识的探寻或守护，为此，他们就应当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考，不为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或立场而扭曲这些观念和知识。
　　正是基于上述兼顾职业和精神两方面的观点，我认为应当是“独立”而不是别的什么，应当是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识标志，这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从而也是知识分子的优先义，或者说“第一义”，即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先有比较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独立当然不是指完全在客观上独立，脱离社会而孤立，而是说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此行，一旦从事观念性的工作，就应当有一种思想和精神上要尽量独立这样的自我意识和要求，并且努力为自己创造保障这种独立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独立是第一步。独立不是最高的要求，而是基本的要求，但在一段时间里也有可能是最高的要求——如果这种独立性的条件被从外部几乎剥夺殆尽。在独立思考之后，知识分子们的观点仍会呈现为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倾向，也许他们掌握的还都是片断的真理，包括一些具有某种时代或历史意义的真理性认识，但是，这种观点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来的，却是所有这些观点的共性。“独立”也就构成所有知识分子应有的“本色”或者说“底色”。
　　独立于什么？怎样才算是独立？如何保持独立？我想知识分子应当首先独立于权力；其次，知识分子也应当独立于金钱；最后，知识分子还应当独立于大众。“独立”主要是指一种精神人格的独立，但就像自尊也需要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也需要有一种社会的基础。独立需要得到社会的保障。如果知识分子不断被软硬兼施地打击、摧残；如果他们连自己人身安全和物质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得不到保障，即便他们独立意识再强，也很难说有一种独立，或者说只可能有极少数人的悲剧英雄式的独立。而这种独立的社会条件又不能说是等待而来的、恩赐而来的，于是这种“独立性”还包括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独立性有明确的自我认识和要求，因而他们也就必须要为此有实际的努力斗争和争取。
　　独立性包括取得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这在我们要独立于权力时往往是特别需要的客观条件；但同时也意味着不以经济利益为自己的主要追求，也就是说不仅客观上要争取经济自立，主观上也要独立于金钱。他们要能够在经济上生存，而且可能的话，还要争取一种经济上体面的生活。虽然“何为体面生活”的标准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差异，不同知识分子所理解的“经济独立”也会因人而异——有些知识分子主要通过自己的挣钱能力或遗产获得一种不错的独立性，而有些知识分子则可能通过自己的生活简单和淡泊同样获得自己的一种经济独立性。但总的说，起码的经济基础和更高的价值追求都是需要的，而他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与他们物质上所求不多或者价值上别有所求也有相当关系。
　　保持独立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是在客观世界争取能够保障自己的独立性的东西，首先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如果可以用笔耕养活自己，使谋生和观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当然最好不过，如果实在不能，也能用其他的工作养活自己；另外，争取独立还包括争取观念产生和传播的自由空间，甚至如果能够自然而然地有一些名望和影响的权力也不刻意拒绝。另一个方面是在内心世界降低欲望，不以追求权钱名为自己的目的，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适可而止，甚至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真理承担艰难的物质生活与其他压制和迫害。就像《理念人》的作者科塞所说，理念人应当是为真理而生活，而不是靠真理而生活。
　　的确，精神独立最重要的根源和动力也还在精神，这种精神淡化我们的物欲，将一种更高的追求放在我们面前。知识分子要独立，首先他自己在精神人格上要站起来而不趴下，就像他要获得社会的尊重，他自己首先要自尊自信自强而不自贬自污自辱一样。当然，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他应当努力以自己的独立精神来扩大自己的独立空间，同时又准备即便受限受压也要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人格。独立并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尤其在社会比较正常的情况下。但有时也会成为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有时会有权力、金钱、大众中的两者结盟、甚至三者结盟的情况，这时的“士”（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就不仅要“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而且要“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一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主张，大概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最直接的来源可以说是来自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我在这里只是想强调独立作为知识分子精神涵义的第一性，强调它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标准。亦即，是“独立”，而非“批判”、或者“公共”、“普遍”等其他标准，是我们辨认知识分子的首要标志。这种独立在我们这里也并不是已经实现的状态，而还是有待于努力奋斗去争取的目标。
　　这一“独立”标准在现当代西方知识分子那里似乎不是太被强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那样一种“最是文人不自由”的过程，没有经历过中国知识分子曾经的那样一种长期压抑和受迫害的状态。或者说，他们感受不到多少硬性的来自权力的强迫和压制，也没有太多危及生存的经济压力，而更多的是感受到来自市场和大众的隐性压抑。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始强烈起来的要求中国知识分子重建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呼吁，其后面的背景是近百年来他们其实很不独立的历史。更一般的原因或还因为观念的精英是比较自由流动的个人，没有很固定的社会根基而容易依附。知识分子不直接生产和掌握物质资料，也不掌握可以直接调配这些物质资料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政治权力。这是他们的优点，又是他们的弱点。说是优点，在于这种自由流动的特征给了他们选择的自由，这对观念的自由孕育不致受先定的阶级和阶层立场影响是有利的；说是弱点，则在于他们缺少实际的资源和物质手段，而知识分子毕竟也还希望看到自己的观念被传播、普及和实现，从而因要去寻求实现它们的实际手段而容易依附某种现实力量。
　　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自由飘游（free-floating）。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而是一个社会中保有相对自由的集团。于是这初看好像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说知识分子是最为自由流动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又说知识分子优先地是要获得自己的独立基础，获得能让自己独立的社会根基，包括获得某种经济基础或物质根基。后者会不会损害前者？强调独立、强调获得自己的结实根基会不会有损他们的自由流动和选择？我理解这里所强调的“独立”是落实于个人的，作为集团，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自由流动的集团，“自由漂移”的含义可解释为知识分子可以参加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者不固定地参加任何一个。而如果他们个人能够独立，恰恰就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这样做——即按照他们所理解的真理的“利益”来进行选择。他们最后实际上会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阵营（当然，如果加入了一种强固的政党组织，完全接受了纪律对思想的约束，是否还能算作知识分子就大概要另当别论了），发出相当不同乃至对立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来说没有它自己的特殊物质和经济利益，没有它自身作为整体的阶级利益。但他们可以参与各个阶级阶层，各个阶级阶层或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选择对他们应当说是自由和自愿的，是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结果，而不是政治裹胁和经济压迫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