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华大学，恐怕无人不知；提到梅贻琦，知道的人就有限了。但是，清华从一个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名牌大学，梅贻琦先生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不仅对清华大学，对我国现代教育的贡献也是永标史册的。
　　梅贻琦，字月涵，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诞生于天津，一九○九年考取“庚款”首批直接留美生，入美国吴士脱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一九一五年学成回国，应清华学校(一九一一年成立)周治春校长礼聘，莅校执教，先任教员，授数学英语，后升讲师专教物理。一九二一年赴美攻读物理学一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一九二二年回校担任物理学首席教授，一九二五年担任大学校务会委员(本年清华开办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一九二六年由教授会公选为教务长。一九二八年赴美任留学生监督(本年八月南京政府任命罗家伦为第一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一九三一年底回国任清华大学校长。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梅先生任主席，主持校务工作。一九四八年底去香港，后经欧去美。一九五五年到台湾组建清华原子能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之前身)。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病逝于台湾。梅先生一生服务于清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梅先生自任教务长起，一直在清华的领导层。清华的发展过程正是梅先生教育思想的实践过程。对于办大学之目的，梅先生强调，一是造就人材，一是研究学术。为实现此目的，梅先生提出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教授，一是设备。对于前者，梅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九三六年，也就是梅先生长校五周年之际，梅先生发表了《五年来清华发展之概况》，从师资、设备、研究事业、工学院建立、国际交流等方面总结了清华大学的发展。此时的清华形成了大学、学院、系的建制，有文、理、工、法四个学院，十六个系和研究院、研究所、部的建制，研究所部依本科各院系设立。除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外，设有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至抗战时，发展成为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学和国情普查五个研究所。一九四六年由昆明复员后，校系扩充，有文、理、法、工、农五大学院，二十六个学系。陈岱孙教授在梅贻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梅先生可以说是清华大学的主要创建人……，是在他任校长期间，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
　　梅先生教育思想有三个部分。其一是通才教育(或曰自由教育)。梅先生说：“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学生入学第一年不分院系，第二年经考试入系。抗战时期梅先生著文论述“通则一年，而专乃三年”的不足之处，其意欲探求解决当时大学“通识授受不足”的通病。其二是教授治校(或曰民主管理)。自清华大学部成立之后即有教授治校制度，梅先生长校之后，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同时并存，梅先生为“三会”主席，悉心倾听他人所言，审慎阐述己见。与会者互相尊重，民主管理是为楷范。如朱自清教授讲：“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一位校长。他使清华在七、八年里发展成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其三是学术自由，当年清华园的教授群中有老资格的共产主义派(张申府等)，有早期的“国家主义派”(闻一多、罗隆基等)，又有“三民主义派”(周炳琳等)，他们的学术地位始终得到尊重，他们的人身安全始终得到卫护。林从敏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的政治思想。”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为我国现代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黄延复著，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