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最高的成就就是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而且我相信实力应该是达到合乎道义的目标的手段。
　　——布热津斯基
　　《出类拔萃之辈》是美国记者戴维·哈尔伯斯坦于1969年出版的著作，嘲讽那些所谓最聪明最精英的人把美国拖入了越战，并且一陷再陷，造成一个时代的伤痛。虽然颇具讽刺意味，但另一方面，美国这种精英型政府的模式确也有其独到之处，它大部分时候确保美国这艘大船行驶在它所认为的正确的航道上。
　　冷战是个暗流涌动、危机频发的年代，乱世出英雄，这个时期的美国涌现出了一批学者背景的“谋士”。说谋士也并不确切，他们既有知识作为力量，为最高领导人出谋划策，但也个个都手握重权，身居要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方向。在这些人里面，既有世人评价相当正面的，比如该书中布热津斯基，也有毁誉参半、到最后英名不保的，比如麦克纳马拉。这些人导演或者策划了一幕幕的大事件，有些被当作歧途然后知返，有些则奠定了美国现在外交的基础。了解这些出类拔萃之辈们的学术—仕途生涯的过渡与转变，无疑能够让我们更深一层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与传统。世界风云变幻，但一个国家的决策模式却是有规律可循的。让我们从美国历史上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开始，来开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之旅。
　　即使不是专业人士，布热津斯基无疑也是国人相当耳熟的名字。这个略微绕口的姓氏来自他的祖国——波兰。他的父亲是波兰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1938年，10岁的布热津斯基随父母移居加拿大。从哈佛毕业后，他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然后留校任教，是个典型的学者。从1961年起，他开始担任肯尼迪外交政策顾问，从此仕途坦荡，在约翰逊、卡特执政时期都有重要职位。1977年起，布热津斯基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退休后在一家智库担任教授，曾获总统自由勋章。
　　从布热津斯基正统、光辉且顺利的一生来看，他既是“美国梦”的杰出代表，以少数族裔的身份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精英阶层，也无疑非常符合我们的儒家传统——学而优而仕。国人向来爱憎分明，对于那些对中国友好的国际人士，我们一般都会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就像基辛格，国人是很少听到像在美国那样对他的负面评价的。布热津斯基因为在中国与苏联的对立中站对了队，也就天然地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角力中，他力主联合中国制衡苏联，是美国国内强硬的反苏派。他认为，美中关系不仅是双边的问题，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强大和安全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布热津斯基与基辛格既是朋友也是对手，他对于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创举由衷地钦佩。由于尼克松的中途下台，中美关系并没有趁热打铁地再上新台阶，继任的总统福特谨小慎微，在中美关系上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而卡特上台后，布热津斯基看到了机会。他利用每天早晨向卡特汇报国家安全事务的机会，向总统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在他以及其他等持相同意见的顾问的推动下，卡特决定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7年8月2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一向主张美中关系不应破坏美苏关系的万斯，不愿在台湾问题上让步，此次北京之行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空手而回。布热津斯基接过接力棒，他巧妙地利用两次聚会为自己取得了中国外交官的访华邀请，但却遭到万斯的反对。经过他的努力争取，卡特终于批准了他访华的请求。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布热津斯基。与前几次美国高级官员访华的讲话相比，他不再为美苏缓和作辩解，而是强调了反霸是中美重新接近的共同基础，为中美会谈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布热津斯基访华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之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重新开始。1978年12月15日，卡特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彼此承认对方，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些决定和行动，为我国历史，也为世界事务展开崭新而重要的一页。”
　　在冷战年代的学者型官员中，布热津斯基无疑是一个杰出代表。他既有自己成体系的观点学说，又有可付诸实施的现实操作权力，这一点很符合中国儒家入世的理想。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学者，他有极为理想主义的一面；作为政客，他也有排挤异见同事、勾心斗角的一面。这两点在伊朗危机中体现得最为典型。
　　1978年初，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一向亲近美国的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岌岌可危。在此次危机中，布热津斯基认为伊朗拥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美国绝不能丢失伊朗，因而他坚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国在伊朗的利益。当看到巴列维国王过于软弱无法实施强硬手段时，他建议美国直接出兵伊朗发动政变，甚至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而破坏正常的外交决策过程。万斯指责他试图建立一个与伊朗联络的单独渠道。一时间，政府内部分歧重重，决策混乱，作为特别协调委员会主席的布热津斯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79年11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伊斯兰革命者占领，扣押了60多名使馆工作人员，要求美国把正在纽约治病的巴列维国王引渡回国接受审判。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事关国家荣誉，是原则问题，美国不应做出让步向对方妥协，建议采取军事营救行动解决此次危机。然而营救任务最终失败，这不仅使卡特的政治声誉大受影响，也导致了政府的分裂。一直力主以外交手段解决危机的万斯，向总统递交了辞呈。接任他的马斯基，继续了万斯的外交解决路线。1981年1月，在卡特离任前一个多小时，人质问题最终得到解决，53名人质在被关押了444天后得以释放。布热津斯基把此次武力营救的失败视为在白宫四年中最痛苦的失望，但他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他认为冒险是必要的，还宣称：如果知其可为而不为，“将是美国的耻辱，将愧对美国”。
　　除此之外，书中涉及的布热津斯基参与的重大事件还包括对苏谈判、促成阿以和平。该书的重点并不在于呈现他的完整生平，它不是布本人的传记，而是注重他思想观点与现实努力的融合。我们可以看到他早年是如何在哈佛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与基辛格的学术观点有何重合以及不同之处，进入政坛后又如何在国务院将他的观点与现实政策结合起来，并将之发挥作用的。布热津斯基作为学者，突破的地方在于他的地缘政治思想继承了麦金德海权对抗陆权的理论，但颠覆了麦金德关于边缘地带与以及地带的关系。所以他为美国所设计的战略也从地缘政治这一角度出发，放弃了尼克松所开启的美苏缓和进程，推动卡特政府实现由缓和向新冷战的转变。该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从政的优势——扎实的知识基础，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天然弱点——囿于自己的立场而不够灵活。
　　以人写史，以史观人。从思想到观点再到实践来解读一位这样名人，这本书无疑是很精彩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