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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对翻译们的严与慈
周总理待人接物细心周到，这种细心周到甚至用到了翻译身上。
一次周总理会见一个古巴代表团时，中古双方谈到了有关贸易的问题。周总理问对方供油是否紧张，而担任会议的翻译偏偏因为几天连续开夜车没有充分休息，正是脑子昏昏沉沉之时，于是未加思索就随口翻译成了汽油（gasoline）。周总理立即察觉出了问题，他笑着说道：“如果汽油能够通到古巴就好了！”翻译意识到了周总理善意的批评，自己马上纠正了错误，还把周总理的幽默翻译给对方听，结果外方也哈哈大笑，避免了一场尴尬。
周总理虽然要求严格，但对翻译的关照却让翻译们倍感温暖。由于中国的数字和外国的数字进位方法不一样，翻译数字时翻译们不仅要翻译语言，还要转换进制，因此数字的翻译往往令翻译们头疼不已。周总理十分照顾翻译的感受，遇到亿以上的数字，他都自己先转换好再告诉翻译：比如六亿，他就直说“六百个百万”，十亿就说“一千个百万”等等。这样翻译们工作的时候就只需要考虑数字的语言转换了。
（摘编《共和国领袖身边的翻译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不该发生的故事
在马兰的核试验中，曾有这样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核爆即将开始的时刻，基地运输连的一名司机执行任务匆匆赶回场区。这时，场区内的战士已戴好护目镜，做好了参观的准备。这位司机要求和大家一块儿参观。连长对他说：“护目镜没了，你赶快卧倒，用双手捂住眼睛，零时过后再睁眼参观。”
在核试验场上参观，首先要注意的是对光辐射的防护。它是原子弹施威的第一道杀手。一般都要求参观者佩戴可降低光效几万倍的护目镜，或背向爆心卧倒。
这位司机常年执行的任务是从吐鲁番往场区运送器材。他已经历了五次核试验，可都是在远离核爆的途中。也许他太想看看咱们中国自己原子弹的火球了，连长的叮嘱他没放在心上。
这时，参观台的喇叭里传来报时员的倒计时：“10，9，8……”连长也再一次地发出命令：“快卧倒，捂眼！”
在这紧要的时刻，只一念之差，这位司机做出了自己遗憾终生的决定：他只捂住了一只眼睛。
原子弹爆炸了。随着核爆炸光辐射的一道强光闪过，整个天地瞬间化成白昼，多少人的脸膛一阵发烫，场区内的千百件可燃物霎时腾起烈火。这道强光，也同样射向那只没有防护的眼睛。无情的烈焰，永久地夺去了一只眼睛的光明。
这个真实的故事，一年又一年地教育着后来的参试者。
（摘编《我拍核爆炸》，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瞿秋白为翻译《国际歌》的
“国际”二字费踌躇
《国际歌》刚传入中国时有两种中文译本，但翻译的都不太理想。
1923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开始着手重新翻译《国际歌》。重译《国际歌》的宗旨是要让翻译过来的歌词既准确又易唱。瞿秋白对照原文逐字逐句的推敲，在译到“国际”，也就是“International”这个词时颇费踌躇，这个词对应的中文只有两个字，但是外文却是多个字母和音节。
如果照例译成“国际”一词，配上原谱，那么“国际”这个词唱起来就拖得很长，不好唱，瞿秋白想到的办法就是音译，把“International”直接翻译成“英特纳雄耐尔”来解决这一难题。
《国际歌》翻译完成后，瞿秋白曾对人说过，“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的时候，可以和各国的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到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
1924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那天，在上海大学的纪念会上，瞿秋白登上讲台，和任弼时等与师生一起唱起《国际歌》，从此这首歌就一直伴随着中共的革命历程。
（摘编《民国那些年（1911-1924）你所不知道的秘史逸闻》，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
刘伯承创办红军大学
1932年1月，从苏联回国一年多的刘伯承接替何长工担任红军学校（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前身）校长兼政委。刘伯承按照毛泽东“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的指示，推动了红军学校的发展。
刘伯承在红校工作期间，不论在学校教育上，还是在我军军事建设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军最初的战斗条令就是刘伯承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我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等也是由刘伯承学习外军结合我军实际审定的。刘伯承把“军官”称呼改为指挥员，“士兵”改为战斗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改为饲养员，“挑夫”改为运输员，并把这些传授给学员，又由学员扩及部队。许多军语现今仍在使用，这是他对红军建设的一个突出贡献。
刘伯承提出“行教合一”，身先士卒，亲自给学员讲课。全校会操时，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上。刘伯承在给学员讲射击原理时，学员们对弹道是弧形而不是直线不理解，刘伯承便在黑板上画了个草图说，同志们都看过小孩子挺着肚子撒尿吧，弹道和小孩小便时的尿流形状相似，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这个例子使大家茅塞顿开。
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以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了红军大学，成为我军第一所大学，刘伯承任代校长，开创了我军办大学的先河。刘伯承组建了训育部并兼任主任，专门负责管理、教育和改造被俘的敌军人员。国民党军队的许多被俘将领，如陈时骥师长和彭梦庚旅长等都曾在红大学习、生活过。到长征开始时，共有三期学员毕业，为红军培养了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优秀军政人才。
（摘自《北京日报》2016年6月20日）
“荣老板”的平民作风
集“财富人物”与“高官厚位”于一身的荣毅仁，出现在外交场合时雍容华贵，一派大老板的形象和风度。平日在国家机关上班时，人民看到的却是一位平民化的、生活作风简朴的公务员。
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他安排的北京寓所里，摆放着普普通通的卡其布沙发、饭桌、写字台。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时，他跟工作组所有成员一样，同住在工厂的简朴招待所，同在闹哄哄的职工食堂就餐。穿一套棉部中山装，进工厂、下车间，生活上各方面都是自理。有一次出差去辽宁，在营口市委招待所就餐，接待的同志知道他是南方人，提出要为他另做大米饭。他说：“不需要，我也爱吃馒头。我们家就是做面粉起家的。”逗得大家笑了起来。
荣毅仁是摄影爱好者。曾随他出差、蹲点的几位部机关干部，回忆起荣部长在出差时如何微笑地拿出照相机，给大家一个一个拍照。生产司女工程师王培芝，至今还保留着荣毅仁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时与大家合影的照片。荣毅仁把生活情趣和联系群众巧妙自然地融为一体。
（摘编陈锦华《国事续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袁国平和毛泽东《长征》诗
袁国平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及历次“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结束后，袁国平读了毛泽东的《长征》诗后，有感而发写下这首七律。
万里长征有何难？
中原百战也等闲。
驰骋潇湘翻浊浪，
纵横云贵等弹丸。
金沙大渡征云暖，
草地雪山杀气寒。
最喜腊子口外月，
夜辞茫荒笑开颜。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共武装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3月，袁国平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新四军领导成员之一。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袁国平在突围中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部队突围，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向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袁国平牺牲时只有35岁。
（摘编《重读先烈诗章》，
中华书局2016年版）
周总理待人接物细心周到，这种细心周到甚至用到了翻译身上。
一次周总理会见一个古巴代表团时，中古双方谈到了有关贸易的问题。周总理问对方供油是否紧张，而担任会议的翻译偏偏因为几天连续开夜车没有充分休息，正是脑子昏昏沉沉之时，于是未加思索就随口翻译成了汽油（gasoline）。周总理立即察觉出了问题，他笑着说道：“如果汽油能够通到古巴就好了！”翻译意识到了周总理善意的批评，自己马上纠正了错误，还把周总理的幽默翻译给对方听，结果外方也哈哈大笑，避免了一场尴尬。
周总理虽然要求严格，但对翻译的关照却让翻译们倍感温暖。由于中国的数字和外国的数字进位方法不一样，翻译数字时翻译们不仅要翻译语言，还要转换进制，因此数字的翻译往往令翻译们头疼不已。周总理十分照顾翻译的感受，遇到亿以上的数字，他都自己先转换好再告诉翻译：比如六亿，他就直说“六百个百万”，十亿就说“一千个百万”等等。这样翻译们工作的时候就只需要考虑数字的语言转换了。
（摘编《共和国领袖身边的翻译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不该发生的故事
在马兰的核试验中，曾有这样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核爆即将开始的时刻，基地运输连的一名司机执行任务匆匆赶回场区。这时，场区内的战士已戴好护目镜，做好了参观的准备。这位司机要求和大家一块儿参观。连长对他说：“护目镜没了，你赶快卧倒，用双手捂住眼睛，零时过后再睁眼参观。”
在核试验场上参观，首先要注意的是对光辐射的防护。它是原子弹施威的第一道杀手。一般都要求参观者佩戴可降低光效几万倍的护目镜，或背向爆心卧倒。
这位司机常年执行的任务是从吐鲁番往场区运送器材。他已经历了五次核试验，可都是在远离核爆的途中。也许他太想看看咱们中国自己原子弹的火球了，连长的叮嘱他没放在心上。
这时，参观台的喇叭里传来报时员的倒计时：“10，9，8……”连长也再一次地发出命令：“快卧倒，捂眼！”
在这紧要的时刻，只一念之差，这位司机做出了自己遗憾终生的决定：他只捂住了一只眼睛。
原子弹爆炸了。随着核爆炸光辐射的一道强光闪过，整个天地瞬间化成白昼，多少人的脸膛一阵发烫，场区内的千百件可燃物霎时腾起烈火。这道强光，也同样射向那只没有防护的眼睛。无情的烈焰，永久地夺去了一只眼睛的光明。
这个真实的故事，一年又一年地教育着后来的参试者。
（摘编《我拍核爆炸》，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瞿秋白为翻译《国际歌》的
“国际”二字费踌躇
《国际歌》刚传入中国时有两种中文译本，但翻译的都不太理想。
1923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开始着手重新翻译《国际歌》。重译《国际歌》的宗旨是要让翻译过来的歌词既准确又易唱。瞿秋白对照原文逐字逐句的推敲，在译到“国际”，也就是“International”这个词时颇费踌躇，这个词对应的中文只有两个字，但是外文却是多个字母和音节。
如果照例译成“国际”一词，配上原谱，那么“国际”这个词唱起来就拖得很长，不好唱，瞿秋白想到的办法就是音译，把“International”直接翻译成“英特纳雄耐尔”来解决这一难题。
《国际歌》翻译完成后，瞿秋白曾对人说过，“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的时候，可以和各国的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到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
1924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那天，在上海大学的纪念会上，瞿秋白登上讲台，和任弼时等与师生一起唱起《国际歌》，从此这首歌就一直伴随着中共的革命历程。
（摘编《民国那些年（1911-1924）你所不知道的秘史逸闻》，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
刘伯承创办红军大学
1932年1月，从苏联回国一年多的刘伯承接替何长工担任红军学校（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前身）校长兼政委。刘伯承按照毛泽东“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的指示，推动了红军学校的发展。
刘伯承在红校工作期间，不论在学校教育上，还是在我军军事建设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军最初的战斗条令就是刘伯承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我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等也是由刘伯承学习外军结合我军实际审定的。刘伯承把“军官”称呼改为指挥员，“士兵”改为战斗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改为饲养员，“挑夫”改为运输员，并把这些传授给学员，又由学员扩及部队。许多军语现今仍在使用，这是他对红军建设的一个突出贡献。
刘伯承提出“行教合一”，身先士卒，亲自给学员讲课。全校会操时，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上。刘伯承在给学员讲射击原理时，学员们对弹道是弧形而不是直线不理解，刘伯承便在黑板上画了个草图说，同志们都看过小孩子挺着肚子撒尿吧，弹道和小孩小便时的尿流形状相似，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这个例子使大家茅塞顿开。
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以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了红军大学，成为我军第一所大学，刘伯承任代校长，开创了我军办大学的先河。刘伯承组建了训育部并兼任主任，专门负责管理、教育和改造被俘的敌军人员。国民党军队的许多被俘将领，如陈时骥师长和彭梦庚旅长等都曾在红大学习、生活过。到长征开始时，共有三期学员毕业，为红军培养了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优秀军政人才。
（摘自《北京日报》2016年6月20日）
“荣老板”的平民作风
集“财富人物”与“高官厚位”于一身的荣毅仁，出现在外交场合时雍容华贵，一派大老板的形象和风度。平日在国家机关上班时，人民看到的却是一位平民化的、生活作风简朴的公务员。
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他安排的北京寓所里，摆放着普普通通的卡其布沙发、饭桌、写字台。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时，他跟工作组所有成员一样，同住在工厂的简朴招待所，同在闹哄哄的职工食堂就餐。穿一套棉部中山装，进工厂、下车间，生活上各方面都是自理。有一次出差去辽宁，在营口市委招待所就餐，接待的同志知道他是南方人，提出要为他另做大米饭。他说：“不需要，我也爱吃馒头。我们家就是做面粉起家的。”逗得大家笑了起来。
荣毅仁是摄影爱好者。曾随他出差、蹲点的几位部机关干部，回忆起荣部长在出差时如何微笑地拿出照相机，给大家一个一个拍照。生产司女工程师王培芝，至今还保留着荣毅仁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时与大家合影的照片。荣毅仁把生活情趣和联系群众巧妙自然地融为一体。
（摘编陈锦华《国事续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袁国平和毛泽东《长征》诗
袁国平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及历次“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结束后，袁国平读了毛泽东的《长征》诗后，有感而发写下这首七律。
万里长征有何难？
中原百战也等闲。
驰骋潇湘翻浊浪，
纵横云贵等弹丸。
金沙大渡征云暖，
草地雪山杀气寒。
最喜腊子口外月，
夜辞茫荒笑开颜。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共武装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3月，袁国平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是新四军领导成员之一。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袁国平在突围中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部队突围，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向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袁国平牺牲时只有35岁。
（摘编《重读先烈诗章》，
中华书局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