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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论者关注起鲁迅当年的经济收入和经济状况来，但看法是截然相反的：一说，鲁迅是富人；一说，鲁迅是穷人。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近读鲁迅晚年书信，他对此都有过明确的表述。这些表述，对于我们了解鲁迅的伟大人格及他的经济生活，是第一手的材料。
“我为了反抗政府，
确实贮了一些钱，以备万一”
鲁迅很重视自己的经济收入。他曾对友人说：“无论什么，总和经济有关，居今之世，手头略有余裕，便或出或处，自由得多，而此种款项，则需豫先积下耳。”（致章廷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2卷211页。以下引用文字，除专门标注的以外，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第12卷51页）
为什么鲁迅重视经济收入和积一点钱呢？除了要过日子和能继续写作以及“防患未然”外，主要还是当时斗争的需要。他曾对日本友人说过：“我为了反抗政府，确实贮了一些钱，以备万一，使我即使被迫害，什么都不能做了，还能有饭吃。”“许多人毫无准备，一受压迫，大都不外屈服。”（致增田涉，转引自《再读鲁迅》，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白色恐怖加剧，进步文人有被捕、被杀的，鲁迅几次避居在外，他写的书、文章，不仅过去的被禁，新写的也常不能发表，使他不断变换笔名，即使这样，还常被删削，因此他的经济收入大受影响。就是这种情况，因他过去“贮了一些钱”，所以生活还能过下去。他给友人信中说：“（近来）文稿很难发表，因压迫和书店买卖坏，经济上自然受些影响，但目下还不要紧”（致曹靖华，第12卷523页）。又说：“至于生活，则因书店销路日减，故版税亦随之而减，此后如何，殊不可知，倘照现状生活，尚可支持半年，如节省起来，而每月仍有多少收入，则可支持更久”（致曹靖华，第12卷299页）。“贮一些钱，以备万一”，这是鲁迅一直到去世都坚持做的。据周海婴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透露，鲁迅去世前，曾为许广平和他“准备了一笔钱”，以供他们今后的生活。
“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
鲁迅于1927年秋天同许广平前往上海定居后，至1936年逝世，这9年期间，他除开始几年受聘过蔡元培的“大学院特约撰稿员”而领每月固定薪酬300元（实则为蔡元培听说鲁迅去上海无职业怕他生活困难而有意帮助他）外，其余全靠写、译作为生。他去上海前给友人信中说：“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致翟永坤，第12卷67页）又说：“到上海去。那边较便当，或者也可以卖点文章。”（致台静农、李霁野，第12卷72页）然而到上海后，他很快发现：“上海到处都是商人气……住得真不舒服。”（致李霁野，第12卷202页）“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致曹靖华，第13卷30页），“我能否以著书生活，恐怕也是一个疑问”。（致李霁野，第12卷202页）“以译书维持生计，现在是不可能的事。”（致李秉中，第12卷239页）因此他在给友人信中发出感叹：“其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致陈浚，第12卷143页）
但不管怎么说，鲁迅毕竟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容易发表，因此稿酬也多，生活总还是优裕的。有研究者统计了鲁迅日记中这9年的经济收入，得出这期间鲁迅总收入为旧币7.8万多元，平均每月收入有700多元，合今天人民币2万多元（这还是前些年研究得出的数字，今则恐怕合3万到4万人民币了）。有人据此认为鲁迅当属富人之列。
这只是从表面看问题罢了。
“卖文为活，亦大不易”
首先，鲁迅这点收入取得是非常不易的，且无保障。他除开始几年有“大学院”固定薪酬300元外，其他全靠辛苦写作和译作来取得。他在给友人信中说：“现在的生活，真像拉车一样，卖文为活，亦大不易”（致曹靖华，第13卷455页）。鲁迅在一封信中又说：“我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花去了。”（致韦素园，第12卷156页）因此，他的写作时间都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另一封信他说：“别的琐事又多，会客，看稿子，绍介稿子，还得做些短文，真弄得一点闲工夫也没有，要到半夜里，才可以叹口气，睡觉。”（致曹靖华，第13卷419页）他给友人写信诉苦说：“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致章廷谦，第12卷225页）
鲁迅晚年身体不好，时常生病，但为了生计，他还得去写作和翻译。有多封书信谈到了这种状况：“近来因为生病，又为生活计，须译著卖钱，许多事情都顾不转了。”（致何白涛，第13卷312页）“上海大热，昨天室内已达（华氏）九十五度，流着汗译《死魂灵》，痱子发痒，脑子发胀。”（致增田涉，第14卷366页）之前鲁迅曾向一位青年作家解释说：“今年也热，我们也都生痱子。我的房里不能装电扇，即能装也无用，因为会把纸吹动，弄得不能写字，所以我译书的时候，如果有风，还得关起窗户来，这怎能不生痱子。”（致萧军，第13卷501页）“又在咳嗽，消化不良。我的一个坏脾气是有病不等医好，便即起床。近来又为了吃饭问题，在选一部小说，日日在读名著及非名著，忙而苦痛。”（致曹聚仁，第13卷364页）就是著名的鲁迅与景宋（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的编辑出版，最初也是为了生计：“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致许寿裳，第12卷326页）总之，鲁迅为了生计，不论严寒和酷暑，也不顾劳累和生病，他总是不停地在写作、翻译和编书，他真是“很苦”的了。
然而，就是这样，鲁迅还经常收不到稿酬和版税。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致章廷谦，第12卷99页）“这里的有些书店老板而兼作家者，敛钱方法直同流氓，不遇见真会不相信。”“我的版税被拖欠得很厉害。”（致黄源，第13卷411页）“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致章廷谦，第12卷99页）“我有三千余，与开明书店交涉至今，还是分文也得不到。”（致曹靖华，第12卷285页）就是鲁迅亲自帮助建立的北新书局，后来也常拖欠其版税，以至有一阵子鲁迅要聘请律师，和北新打官司。鲁迅曾和友人说过，北新欠他有十七八万元。鲁迅逝世后，这位友人写文说：如鲁迅得到这批款子，就有条件易地疗养，还能活得长久些，贡献更大些。再有就是鲁迅写的书文，常被盗版。鲁迅给友人写信说：“上海真是流氓的世界，我的收入，几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选本和翻版剥削完了。然而什么法子也没有。”（致曹靖华，第14卷55页）“翻印的一批人，现在已给我生活上的影响；这里又有一批人，是印‘选本’的，选三四回，便将我的创作都选在他那边出售了。不过现在影响还小，再下去，就得另想生活法。”（致曹靖华，第14卷23页）就是鲁迅自己花钱印的书，放在书店里代售，“他们收下了，我也无此本领向他们收回书款，我自己印的书就从来未有不折本的。”（致王志之，第13卷310页）“还有顶要紧的，是代卖店，他们往往卖去了书，却不付款，我自印了好几回书，都由此倒灶的。”（致吴渤，第12卷498页）不过，鲁迅为了国际文化交流，他对国外作家翻译他的作品是不收报酬和版税的，这成了他的一个惯例。他逝世前不久还答复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说：“我同意于将我的作品译成捷克文，这事情，已经是给我的很大的光荣，所以我不要报酬，虽然外国作家是收受的，但我并不愿意同他们一样。先前，我的作品曾经译成法、英、俄、日本文，我都不收报酬，现在也不应该对于捷克特别收受。况且，将来要给我书籍或图画，我的所得已经够多了。”（第14卷398页）
收入被“各方面纷纷分散”
鲁迅收入虽然不少，但负担重，用钱地方多。“年来每月所收上海及北平版税，不能云少，但亦仅足开支。”（致李小峰，第12卷332页）1930年初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道：“我近来做事多而进款少，另外弄来的钱，又即被各方面纷纷分散，今又正届阴历年关，所以很窘急。”（致李霁野，第12卷219页）
这“各方面”都指什么呢？首先是家庭负担。鲁迅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致台静农，第12卷308页）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我有一个担挑，一边是老母，一边是稚子。”（转引自《再读鲁迅》，第93页）北京有母亲和原夫人朱安（和雇的佣人）要全部负担；上海自生了海婴后，也雇了两个佣人，负担更重了。还有鲁迅的亲属，有困难和急需用处时，鲁迅也要管。如鲁迅三弟周建人的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是鲁迅支付的。有一年，鲁母提出要在家乡修坟，鲁迅身边一时无现款，就给北新老板写信，要他将《桃色的云》和《小约翰》两书纸板带来，“设法集一笔现款，只好藉此设法耳”。（致李小峰，第13卷131页）
其次是帮助人的开支。鲁迅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过：“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的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致曹白，第14卷121页）被鲁迅帮助过的青年作家、画家以及其他人，真是很多。青年作家叶紫，一次写信给鲁迅，说他“已经挨饿了”，请鲁迅帮助问问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鲁迅回信说，“已放十五元在（内山）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致叶紫，第13卷513页）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即失业，他要回广东老家，但苦于没有路费，写信向鲁迅借钱。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致何白涛，第13卷5页）作家萧军、萧红也从鲁迅那里拿过钱救急，一次鲁迅回信说：“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再通知。”（致萧军，第13卷453页）萧军、萧红用了鲁迅的钱，感到“刺痛”，鲁迅回信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的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致萧军、萧红，第13卷280页）
此外还有捐助——对“左联”及一些进步刊物，他不时都有过捐款。如一次鲁迅给“左联”办《文艺群众》刊物的徐懋庸写信说：“附上稿费收据三张，为印刷之用，乞便中往店一取为感。”（致徐懋庸，第13卷538页）等等。
总之，正如晚年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说的：“男为生活计，只能漂浮于外，毫无恒产，真所谓做一日，算一日，对于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办法。”（第13卷128页）
经济收入“窘迫”，
身体日坏
上述“各方面”加在一起，鲁迅的收入就入不敷出了。在鲁迅晚年书信中，在谈到经济生活时，不时看到“窘迫”、“窘急”、“拮据”等字眼，就不奇怪了。这使他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大受影响。如他在上海生活几年后，觉得环境不好，身体也日坏，一次他给友人写信说：“上海的空气真坏，不宜于卫生，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山巅海滨，是极好的，而非富翁无力住，所以虽然要缩短寿命，也还只得在这里混一下了。”（致王志之，第13卷121页）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他的寓所突陷火线中，共中四弹，他携妇孺避入内山书店，友人劝他搬一更好地方，他信中说：“至于搬家，却早在想，因为这里实在住厌了。但条件很难，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如此天堂，恐怕不易找到，而且我又没有力气，动弹不得，所以也许到衰不过是想想而已。”（致曹白，第14卷163页）又说：“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致许寿裳，第12卷287页）又如他的老母在北京，他晚年想去看望，也是怯于财力不能成行：“欲归省，则三人往返川资，所需亦颇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终于不动，未可知也。”（致李秉中，第12卷303页）“本欲往北京一行，勾留一二月，怯于旅费之巨，故且作罢。”（致许寿裳，第12卷293页）就是晚年鲁迅经常生病，医生和友人都劝他搬一好住处以利病情；或到外地疗养。但鲁迅为家中今后生计以及经济考虑，都不能成行：“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较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只好停止了。”（致曹靖华，第14卷171页）“（在苏联的作家萧三）力劝我游历，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觉为难，而家眷（母）生计，亦不能不管也”。（致曹靖华，第14卷11页）
“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
这么说来，鲁迅当然不是富人，但他能划入穷人之列吗？也不是。鲁迅对自己总的经济状况曾有过明确的表述：“我的生活其实决不算苦。”（致曹白，第14卷56页）“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致窦隐夫，第13卷249页）“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中上”。（致母亲，第12卷418页）应该说，鲁迅是一个以写、译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虽然生活不富裕，但还能过上“中上”的生活。这是当时时代使然。鲁迅这样一代文豪还只能过这样的经济生活，其他文人就更等而下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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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了反抗政府，
确实贮了一些钱，以备万一”
鲁迅很重视自己的经济收入。他曾对友人说：“无论什么，总和经济有关，居今之世，手头略有余裕，便或出或处，自由得多，而此种款项，则需豫先积下耳。”（致章廷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2卷211页。以下引用文字，除专门标注的以外，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第12卷51页）
为什么鲁迅重视经济收入和积一点钱呢？除了要过日子和能继续写作以及“防患未然”外，主要还是当时斗争的需要。他曾对日本友人说过：“我为了反抗政府，确实贮了一些钱，以备万一，使我即使被迫害，什么都不能做了，还能有饭吃。”“许多人毫无准备，一受压迫，大都不外屈服。”（致增田涉，转引自《再读鲁迅》，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白色恐怖加剧，进步文人有被捕、被杀的，鲁迅几次避居在外，他写的书、文章，不仅过去的被禁，新写的也常不能发表，使他不断变换笔名，即使这样，还常被删削，因此他的经济收入大受影响。就是这种情况，因他过去“贮了一些钱”，所以生活还能过下去。他给友人信中说：“（近来）文稿很难发表，因压迫和书店买卖坏，经济上自然受些影响，但目下还不要紧”（致曹靖华，第12卷523页）。又说：“至于生活，则因书店销路日减，故版税亦随之而减，此后如何，殊不可知，倘照现状生活，尚可支持半年，如节省起来，而每月仍有多少收入，则可支持更久”（致曹靖华，第12卷299页）。“贮一些钱，以备万一”，这是鲁迅一直到去世都坚持做的。据周海婴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透露，鲁迅去世前，曾为许广平和他“准备了一笔钱”，以供他们今后的生活。
“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
鲁迅于1927年秋天同许广平前往上海定居后，至1936年逝世，这9年期间，他除开始几年受聘过蔡元培的“大学院特约撰稿员”而领每月固定薪酬300元（实则为蔡元培听说鲁迅去上海无职业怕他生活困难而有意帮助他）外，其余全靠写、译作为生。他去上海前给友人信中说：“我先到上海，无非是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致翟永坤，第12卷67页）又说：“到上海去。那边较便当，或者也可以卖点文章。”（致台静农、李霁野，第12卷72页）然而到上海后，他很快发现：“上海到处都是商人气……住得真不舒服。”（致李霁野，第12卷202页）“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致曹靖华，第13卷30页），“我能否以著书生活，恐怕也是一个疑问”。（致李霁野，第12卷202页）“以译书维持生计，现在是不可能的事。”（致李秉中，第12卷239页）因此他在给友人信中发出感叹：“其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致陈浚，第12卷143页）
但不管怎么说，鲁迅毕竟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容易发表，因此稿酬也多，生活总还是优裕的。有研究者统计了鲁迅日记中这9年的经济收入，得出这期间鲁迅总收入为旧币7.8万多元，平均每月收入有700多元，合今天人民币2万多元（这还是前些年研究得出的数字，今则恐怕合3万到4万人民币了）。有人据此认为鲁迅当属富人之列。
这只是从表面看问题罢了。
“卖文为活，亦大不易”
首先，鲁迅这点收入取得是非常不易的，且无保障。他除开始几年有“大学院”固定薪酬300元外，其他全靠辛苦写作和译作来取得。他在给友人信中说：“现在的生活，真像拉车一样，卖文为活，亦大不易”（致曹靖华，第13卷455页）。鲁迅在一封信中又说：“我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花去了。”（致韦素园，第12卷156页）因此，他的写作时间都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另一封信他说：“别的琐事又多，会客，看稿子，绍介稿子，还得做些短文，真弄得一点闲工夫也没有，要到半夜里，才可以叹口气，睡觉。”（致曹靖华，第13卷419页）他给友人写信诉苦说：“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致章廷谦，第12卷225页）
鲁迅晚年身体不好，时常生病，但为了生计，他还得去写作和翻译。有多封书信谈到了这种状况：“近来因为生病，又为生活计，须译著卖钱，许多事情都顾不转了。”（致何白涛，第13卷312页）“上海大热，昨天室内已达（华氏）九十五度，流着汗译《死魂灵》，痱子发痒，脑子发胀。”（致增田涉，第14卷366页）之前鲁迅曾向一位青年作家解释说：“今年也热，我们也都生痱子。我的房里不能装电扇，即能装也无用，因为会把纸吹动，弄得不能写字，所以我译书的时候，如果有风，还得关起窗户来，这怎能不生痱子。”（致萧军，第13卷501页）“又在咳嗽，消化不良。我的一个坏脾气是有病不等医好，便即起床。近来又为了吃饭问题，在选一部小说，日日在读名著及非名著，忙而苦痛。”（致曹聚仁，第13卷364页）就是著名的鲁迅与景宋（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的编辑出版，最初也是为了生计：“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致许寿裳，第12卷326页）总之，鲁迅为了生计，不论严寒和酷暑，也不顾劳累和生病，他总是不停地在写作、翻译和编书，他真是“很苦”的了。
然而，就是这样，鲁迅还经常收不到稿酬和版税。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致章廷谦，第12卷99页）“这里的有些书店老板而兼作家者，敛钱方法直同流氓，不遇见真会不相信。”“我的版税被拖欠得很厉害。”（致黄源，第13卷411页）“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致章廷谦，第12卷99页）“我有三千余，与开明书店交涉至今，还是分文也得不到。”（致曹靖华，第12卷285页）就是鲁迅亲自帮助建立的北新书局，后来也常拖欠其版税，以至有一阵子鲁迅要聘请律师，和北新打官司。鲁迅曾和友人说过，北新欠他有十七八万元。鲁迅逝世后，这位友人写文说：如鲁迅得到这批款子，就有条件易地疗养，还能活得长久些，贡献更大些。再有就是鲁迅写的书文，常被盗版。鲁迅给友人写信说：“上海真是流氓的世界，我的收入，几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选本和翻版剥削完了。然而什么法子也没有。”（致曹靖华，第14卷55页）“翻印的一批人，现在已给我生活上的影响；这里又有一批人，是印‘选本’的，选三四回，便将我的创作都选在他那边出售了。不过现在影响还小，再下去，就得另想生活法。”（致曹靖华，第14卷23页）就是鲁迅自己花钱印的书，放在书店里代售，“他们收下了，我也无此本领向他们收回书款，我自己印的书就从来未有不折本的。”（致王志之，第13卷310页）“还有顶要紧的，是代卖店，他们往往卖去了书，却不付款，我自印了好几回书，都由此倒灶的。”（致吴渤，第12卷498页）不过，鲁迅为了国际文化交流，他对国外作家翻译他的作品是不收报酬和版税的，这成了他的一个惯例。他逝世前不久还答复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说：“我同意于将我的作品译成捷克文，这事情，已经是给我的很大的光荣，所以我不要报酬，虽然外国作家是收受的，但我并不愿意同他们一样。先前，我的作品曾经译成法、英、俄、日本文，我都不收报酬，现在也不应该对于捷克特别收受。况且，将来要给我书籍或图画，我的所得已经够多了。”（第14卷398页）
收入被“各方面纷纷分散”
鲁迅收入虽然不少，但负担重，用钱地方多。“年来每月所收上海及北平版税，不能云少，但亦仅足开支。”（致李小峰，第12卷332页）1930年初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道：“我近来做事多而进款少，另外弄来的钱，又即被各方面纷纷分散，今又正届阴历年关，所以很窘急。”（致李霁野，第12卷219页）
这“各方面”都指什么呢？首先是家庭负担。鲁迅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致台静农，第12卷308页）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我有一个担挑，一边是老母，一边是稚子。”（转引自《再读鲁迅》，第93页）北京有母亲和原夫人朱安（和雇的佣人）要全部负担；上海自生了海婴后，也雇了两个佣人，负担更重了。还有鲁迅的亲属，有困难和急需用处时，鲁迅也要管。如鲁迅三弟周建人的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是鲁迅支付的。有一年，鲁母提出要在家乡修坟，鲁迅身边一时无现款，就给北新老板写信，要他将《桃色的云》和《小约翰》两书纸板带来，“设法集一笔现款，只好藉此设法耳”。（致李小峰，第13卷131页）
其次是帮助人的开支。鲁迅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过：“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的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致曹白，第14卷121页）被鲁迅帮助过的青年作家、画家以及其他人，真是很多。青年作家叶紫，一次写信给鲁迅，说他“已经挨饿了”，请鲁迅帮助问问他投稿的稿酬如何。鲁迅回信说，“已放十五元在（内山）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致叶紫，第13卷513页）青年木刻家何白涛从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即失业，他要回广东老家，但苦于没有路费，写信向鲁迅借钱。鲁迅回信说：“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致何白涛，第13卷5页）作家萧军、萧红也从鲁迅那里拿过钱救急，一次鲁迅回信说：“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再通知。”（致萧军，第13卷453页）萧军、萧红用了鲁迅的钱，感到“刺痛”，鲁迅回信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的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致萧军、萧红，第13卷280页）
此外还有捐助——对“左联”及一些进步刊物，他不时都有过捐款。如一次鲁迅给“左联”办《文艺群众》刊物的徐懋庸写信说：“附上稿费收据三张，为印刷之用，乞便中往店一取为感。”（致徐懋庸，第13卷538页）等等。
总之，正如晚年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说的：“男为生活计，只能漂浮于外，毫无恒产，真所谓做一日，算一日，对于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办法。”（第13卷128页）
经济收入“窘迫”，
身体日坏
上述“各方面”加在一起，鲁迅的收入就入不敷出了。在鲁迅晚年书信中，在谈到经济生活时，不时看到“窘迫”、“窘急”、“拮据”等字眼，就不奇怪了。这使他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大受影响。如他在上海生活几年后，觉得环境不好，身体也日坏，一次他给友人写信说：“上海的空气真坏，不宜于卫生，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山巅海滨，是极好的，而非富翁无力住，所以虽然要缩短寿命，也还只得在这里混一下了。”（致王志之，第13卷121页）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他的寓所突陷火线中，共中四弹，他携妇孺避入内山书店，友人劝他搬一更好地方，他信中说：“至于搬家，却早在想，因为这里实在住厌了。但条件很难，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如此天堂，恐怕不易找到，而且我又没有力气，动弹不得，所以也许到衰不过是想想而已。”（致曹白，第14卷163页）又说：“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致许寿裳，第12卷287页）又如他的老母在北京，他晚年想去看望，也是怯于财力不能成行：“欲归省，则三人往返川资，所需亦颇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终于不动，未可知也。”（致李秉中，第12卷303页）“本欲往北京一行，勾留一二月，怯于旅费之巨，故且作罢。”（致许寿裳，第12卷293页）就是晚年鲁迅经常生病，医生和友人都劝他搬一好住处以利病情；或到外地疗养。但鲁迅为家中今后生计以及经济考虑，都不能成行：“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较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只好停止了。”（致曹靖华，第14卷171页）“（在苏联的作家萧三）力劝我游历，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觉为难，而家眷（母）生计，亦不能不管也”。（致曹靖华，第14卷11页）
“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
这么说来，鲁迅当然不是富人，但他能划入穷人之列吗？也不是。鲁迅对自己总的经济状况曾有过明确的表述：“我的生活其实决不算苦。”（致曹白，第14卷56页）“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致窦隐夫，第13卷249页）“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中上”。（致母亲，第12卷418页）应该说，鲁迅是一个以写、译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虽然生活不富裕，但还能过上“中上”的生活。这是当时时代使然。鲁迅这样一代文豪还只能过这样的经济生活，其他文人就更等而下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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