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一本随笔集,但综观全书,我们完全可以说,作者实际探讨的是同一个主题: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政府改革的努力与期望落空?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激进革命像轮回一般在中国历史上反复演出?雷颐的随笔很通俗,但他的通俗不是讲故事,而是把问题讲明白,讲到点子上,这很难得。本文系该书自序,标题为本刊所加。
　　
　　《历史:何以至此
　　——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
　　雷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8
　　定价:28.00元
　　
　　本书内容看似庞杂,但大体说来,还是三方面的“人与事”。
　　首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与事”。
　　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杨芳传统的“粪桶战法”和林则徐突破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隐喻了以后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两种救国途径间的“紧张”。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连吃败仗,朝廷忙将赫赫有名的猛将、果勇侯杨芳调到广东前线御敌。面对英军的船坚炮利,杨芳在广州城广搜马桶,尤其是妇女的经期用品,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因此留下“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之讥。
　　其实,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所用溺器、经血布等“秽物”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远的不说,稍前的乾隆年间,山东白莲教王伦起事,围攻临清城,守城官军就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找来一些妓女赤身裸体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以破敌阵。稍后的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守城时也曾将女性掳去,脱裤站在城墙上作为守城之法。由此看来,杨芳还真算“文明”了,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女性下体面对敌阵。所以,杨芳此举只是当时国人习以为常的“常识”,实不应对其大加嘲笑。不过,唯其如此,林则徐大胆突破传统“常识”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更令人钦佩。因为,此举当时不仅应者寥寥,而且林则徐还因此被批为“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就是说,破坏了“狄夷”与“华夏”间的“文化防线”,使“华夏”被“夷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主张“师夷长技”者,以后一直受此严斥。
　　容闳是近代留学“第一人”,1854年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先后了解、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幸运者。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且有迥异于他人的独特意义。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他从反对洋务的“清流”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的历程,颇耐人寻味。一旦从只会“坐而论道”的“言官”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他就明白空谈误国的道理,转而务实,开始致力于洋务。当然,作为久经宦海的老臣,他深得通权达变之术,在政治形势的“守旧”与“变革”中左右逢源。当然也有左支右绌之时,甚至有过几次严重危机,但最终“有惊无险”——最紧迫的一次,他毫不留情地斩杀了数十名策动自己“起事勤王”、支持维新的门生。
　　在社会转型中,思想的争论同样激烈。1912年秋,留学美国的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他任总干事。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陈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正是从这段历史中,鲁迅得出了引起时人强烈共鸣的孔子只是“敲门砖”的结论。而对儒学推崇备至、有当代大儒之称、对当代海内外儒学“复兴”厥功至伟的堂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在《道学政》中也承认:“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其他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
　　第二,是当代的“人与事”。
　　当代的“人与事”最主要特点之一,是“政治”与“生活”紧密相连。
　　爱因斯坦仅在1922年末从欧洲乘轮船访问日本时,往返路过上海并停留了两三天。他绝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的相对论和他本人竟会在中国大遭批判,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题材”,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这出折腾了将近十年的闹剧早成笑谈,但泛政治化思维,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恶劣后果,留给人们的教训与反思格外的沉重。
　　后人很难想到,西方古典音乐曾经被严禁,以至于“无标题音乐”能否上演,也与最高层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粉碎“四人帮”后,能否公开演奏贝多芬的音乐,谁都无权做主,层层请示,最后由政治局开会才“拍板”。
　　改革开放以后,对平民百姓文化生活影响最大的“现象”之一,是中断了近30年的“流行音乐”突然再次流行,但引起的争论也最激烈,争论时间也长达十几年之久。这十几年对流行音乐的时禁时放,时放时禁,反映出“转型初”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态。手拿话筒,边唱边走,边唱边舞,被作为腐朽、堕落的表现而大加批判。架子鼓、沙槌、电吉他、五光十色的灯光、舞台中间有斜形台坡等等,女演员穿短裤、短裙在台上荡秋千,报幕员穿得珠光宝气,迪斯科、披肩长发、紧身衣、牛仔裤等都被作为流行音乐的“符号”而严批。台湾儿童歌曲《童年》受到种种严厉批评:“实际上,《童年》所塑造的‘童年’,是台湾社会制度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童年,这种童年在我国(大陆)是少见的,即便是个别存在,也只是个别教育的问题,无须用歌唱大做文章。”《童年》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邓丽君了。
　　从西方古典音乐到现代流行音乐,许多年的时“禁”时“放”说明,没有法律和制度保障,文化是无法繁荣的。
　　第三,是国外的“人与事”。
　　法国革命因其激烈而使后人对其争议不止,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法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他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开始对特权阶层征税,但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于是,他决定向“第三等级”增税,最终引爆了大革命。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革命,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尖锐到“总爆发”的程度。例如,列宁有“伟大革命导师”之誉,但他在十月革命前长期流亡瑞士时,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因为瑞士是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国度,在这种社会,的确很难发生革命,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也将一筹莫展。所以,列宁非常不喜欢景色如画的瑞士。这也说明,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只要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所以,革命、动荡实非“激进”者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当权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当然,相对于大千世界的“人与事”,这本小书所谈的“人与事”最多只是沧海一粟。好在“一滴水也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或许,这便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