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艇测功仪测试结果及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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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我们利用全国1991年赛艇锦标赛机会对参加比赛的部分省市运动员在赛艇测功仪做了测试,把运动员测试结果与优秀运动员标准技术指标做了对照比较,并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1 赛艇测功仪在赛艇测功仪上,可以对运动员进行定时测验,并通过计算机采集显示打印划船过程中运动参数,如:功率(w),桨入水角(θ?),桨出水角(θg),桨频(Sf)和桨柄速度等。由此诊断赛艇运动员的技术,给教练员指导训练、改进运动员的技术动作提供了可靠的科学
其他文献
被誉为在世最伟大法语作家的勒克莱奇奥于1991年出版的小说《奥尼恰》在叙事结构上带有梦魇的色彩。作者从若佛华、玛乌和凡当三个人物的角度围绕着作为叙事焦点的非洲小河港奥尼恰构建故事的情节。本文意图从《奥尼恰》的叙事图景着眼,回归文学的形式内核,反向映射作品的外围观念。小说的语言和叙事结构融合了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两种流程,又分别对应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叙事的双重范畴。魔幻和反殖民主义的色彩让勒克莱奇奥的叙事既与西方文明相对,又贴近主流知识分子的话语,构成一种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
印度裔女作家阿兰德蒂·罗伊在1998年出版的散文集《想象的终结》中提出的"想象的终结"论包含她对"缺乏想象"信念的批判和对"想象/梦想"的追求。事实上,罗伊早在《卑微的神灵》中已通过帕帕奇家族三代人以小见大地剖析和批判印度普通人的"缺乏想象",即膨胀的欲望。同时,她也借助与自己同龄的叙事者表达对民族、种姓和性别问题上"想象"的憧憬,即自由的选择。
约翰·罗斯金认为"情感误置"这一手法虽然在艺术作品中有一定的感染力,但最杰出的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是不会使用"情感误置"的,他们之所以伟大,正在于能够在作品中恰当地控制自己的情感。针对"情感误置"的过度使用,罗斯金指出,伟大的艺术家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自我湮灭,他们的伟大与他们不在作品中呈现成正比。罗斯金的"自我湮灭"论对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六节诗作为中世纪吟游诗人创作的诗歌形式,其作品数量在20世纪的英语诗歌中占有一席之地。苦难成为现代六节诗的重要主题之一。面对这种技术性很强的诗歌形式,也有诗人质疑它与沉重主题结合的能力。但事实表明,六节诗可以书写苦难。它可以提供打破线性时间的可能,它形式上的制约往往能激发语言的生命力。六节诗对不愿意直接声张政治主张的诗人来说,是一种可以折射苦难的利器。
詹姆斯·安格尔(James Engell)是美国哈佛大学Gurney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英语系兼比较文学系主任。2007年12月16日,他应邀前来中国参加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做主旨演讲。本刊和《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征得安格尔教授本人同意在两份刊物上同时发表这篇演讲,以飨读者。
采访人(问):韦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您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的第一届学生,您对朝鲜语专业的设立过程一定非常了解,您能给我们谈一谈朝鲜语专业是如何成立的吗? 韦旭升教授(答):原来的北京大学东语系,即以系主任季羡林先生为首的东语系,只有印地语、阿拉伯语等两三个语种,仅仅两个班,教师也就六七个,是个很小的系。这个数字是否确切还需要再核实一下,但当时的语种的确很少,教员和学员人数也很少,根本没有朝鲜语专业。
采访人(问):潘教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课题组的采访。请问您是怎么开始从事日本古典文学教研工作的?您在日语系是元老级的教师了,能否请您谈谈日语系当初的一些情况? 潘金生教授(答):我于1960年毕业留校后,主要担任教研室秘书,做些行政工作。其间也曾参加一些低年级的教学辅导,以及编写、翻译、进修、实习等工作,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一边工作,一边教课。当时国内能教古典文学的老师非常少,日语系也只有刘振瀛先生一个人能够担当古典文学的教学。
采访人(问):刘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能接受这次访谈。在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之前,您是在哪里读的中学? 刘意青教授(答):我于1959年考进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考大学前,我在北京女一中学习,由于我的外语成绩比较好,于是就想上外语专业。当时报考外语专业就几个选择:在北京,外语专业比较好的学校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北京之外,还有复旦、南开和中山大学等。
2007年12月22日-23日,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东方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师大、华中师大、广西师大、天津师大、青岛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等研究机构、高校和出版界的学者50余人与会,并提交30余篇论文。
对思想理性的追求既是法国左翼文学的鲜明特征又是它潜在的主题,本文梳理这一主题演绎的艰难发展历程:早期的理性反叛滋生于浪漫主义的“固守”与“创建”、巴黎公社文学的“创造”与“破坏”的双重矛盾之中;发展和鼎盛时期则以“开明”实现文化“突围”,以“战争”消融政治而突出了思想理性的反思;“二战”后政治信仰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理性的迷惘,但在反叛传统与悲观绝望中却不失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