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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朝的大一统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楚国随之灭亡。面对楚国的灭亡，屈原选择投河自尽的方式表达对楚国的爱国之情，屈原这样的行为与思想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但是，目前困扰我们的也正是屈原的行为与思想。我们应当认识到屈原的行为与思想受到当时时代的局限，也与其政治上的失意相关，那么屈原的悲剧有其必然性。
关键词：屈原；楚国；爱国；政治
屈原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伟大人物。2009年，中国的端午节被列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端午节的由来正与屈原有关，这也说明屈原及其思想也正在被人们所接受，并逐步成为人类文化遺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当时屈原生活的历史时代，秦朝的大一统才是历史的选择与发展趋势，屈原为了一个行将灭亡的楚国投河自尽，是否抱残守缺，他的行为与思想是否值得后人怀念。本为对此做简要探析。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屈原的政治倾向不会超越历史的局限
周公于周之立国，多所建树，为百世大法，周礼遂为中土建国必参之宝典。至熊绎受成王之封，虽未得分器（周之分器以封同姓者），而必遵其制，不可背。周统治诸侯必遣太史于列国，此所以教之令典者也。[1]周天子以分封和宗法制，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有别进行分封，楚国不同于其他诸侯国，因为楚国国军和周天子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从楚先王熊绎被周天子封为子爵，后僭位为王，虽然楚国恃强称王，但也打着尊王的旗号，其后来得到的霸主地位也要受到周王的认可，虽是形式上的，但却具有合法性。可见楚国是在资格大的周王朝统治区域下，各自割据，并没有脱离周王朝的统治。周王朝虽暗弱，没有能力干涉诸侯国的内政，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屈原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他的思想必定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形成的。屈原作为楚国的贵族，作为楚国的臣子同样有这种关系，屈原和楚王同姓，所以他对楚王和楚国，不仅有一份大臣对国家的忠诚，也有一份难以割断的血脉亲情。屈原在其著名的诗歌《离骚》中，开篇就骄傲的叙述了自己的身世，表明了他对自己高贵血统的重视。反观当时的秦国，中原普遍认为秦国为“虎狼之国”。《战国策·赵策三》所载鲁仲连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权使其土，虏使其民。”这就基本上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对秦的排斥的态度。[2]所以，无论秦国的大一统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这样的思想一定不能被重视血统的屈原所接受，所以在秦灭六国建成统一的封建国家之后，屈原采取了投河自尽的方式以示自己对楚国的忠国忠君之情。
二、政治上的不得志，导致屈原的人生悲剧
面对楚国实力的衰微，屈原想要拯救楚国，但是他却不被重用，怀才不遇，不能有所作为。屈原政治上的失意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从楚国的政治环境上来看，楚国的用人制度和秦国相比比较封闭。秦国的礼贤下士为秦国实力的强大奠定基础。而楚国正和秦国相反，并没有不拘一格用人才，反而重用近亲。“楚材晋用”就是当时的典型事例，正体现了楚国人才不能在楚国发挥作用。第二，从屈原的自身经历来看，屈原的两次流放也决定他政治上的悲剧。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所以就“入则与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这就使得“王甚仁之”。由此观之，屈原并非只是由于出身显赫而身居高位的，更是因为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对内可以管理国事，为楚王分忧解难；对外则可以独当一面，搞好楚国的邦交，使楚国外和内兴。而也是这种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殚精竭虑的奉献精神，给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3]楚国从建国到亡国一共有四十一个国君，七百多年的历史，楚国的政权一只掌握在芈、屈、熊几个姓氏得贵族手中，贵族势力根深蒂固，更由于楚怀王、楚襄王的混庸，屈原想要更改法度必定以失败而告终。杜道明在《试论屈原悲剧的必然性》中如是说：“更何况，楚怀王是一个昏庸的君主”，“正当屈原沿着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勇猛前进时，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楚王轻信党人的谗言，改变了对屈原的态度。正言直行的屈原， 当然不可能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于是一次被迫出走，两次被迫放逐，从政治核心中被抛了出来。”所以，面对楚国当时的用人政策，屈原认识到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复兴楚国的希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变成绝望；经历了两次流放，更深刻的体会到被任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身殉国的悲剧便不可避免。
我认为屈原投河自尽的行为有其历史必然性，他的思想受到时代局限，又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导致其悲剧的人生。虽为了一个行将灭亡的楚国投河自尽，但也决不是抱残守缺，违背大一统趋势的发展。屈原是否值得怀念，就今天来说，我国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爱国主义作为核心，如果屈原的爱国精神能促进中国精神的凝聚，那么屈原就值得人们怀念。
参考文献：
[1]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51.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杨春时.楚文化的挽歌和屈原的悲剧[J].河北学刊，1993（2）.
关键词：屈原；楚国；爱国；政治
屈原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伟大人物。2009年，中国的端午节被列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端午节的由来正与屈原有关，这也说明屈原及其思想也正在被人们所接受，并逐步成为人类文化遺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当时屈原生活的历史时代，秦朝的大一统才是历史的选择与发展趋势，屈原为了一个行将灭亡的楚国投河自尽，是否抱残守缺，他的行为与思想是否值得后人怀念。本为对此做简要探析。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屈原的政治倾向不会超越历史的局限
周公于周之立国，多所建树，为百世大法，周礼遂为中土建国必参之宝典。至熊绎受成王之封，虽未得分器（周之分器以封同姓者），而必遵其制，不可背。周统治诸侯必遣太史于列国，此所以教之令典者也。[1]周天子以分封和宗法制，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有别进行分封，楚国不同于其他诸侯国，因为楚国国军和周天子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从楚先王熊绎被周天子封为子爵，后僭位为王，虽然楚国恃强称王，但也打着尊王的旗号，其后来得到的霸主地位也要受到周王的认可，虽是形式上的，但却具有合法性。可见楚国是在资格大的周王朝统治区域下，各自割据，并没有脱离周王朝的统治。周王朝虽暗弱，没有能力干涉诸侯国的内政，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屈原正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他的思想必定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形成的。屈原作为楚国的贵族，作为楚国的臣子同样有这种关系，屈原和楚王同姓，所以他对楚王和楚国，不仅有一份大臣对国家的忠诚，也有一份难以割断的血脉亲情。屈原在其著名的诗歌《离骚》中，开篇就骄傲的叙述了自己的身世，表明了他对自己高贵血统的重视。反观当时的秦国，中原普遍认为秦国为“虎狼之国”。《战国策·赵策三》所载鲁仲连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权使其土，虏使其民。”这就基本上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对秦的排斥的态度。[2]所以，无论秦国的大一统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这样的思想一定不能被重视血统的屈原所接受，所以在秦灭六国建成统一的封建国家之后，屈原采取了投河自尽的方式以示自己对楚国的忠国忠君之情。
二、政治上的不得志，导致屈原的人生悲剧
面对楚国实力的衰微，屈原想要拯救楚国，但是他却不被重用，怀才不遇，不能有所作为。屈原政治上的失意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从楚国的政治环境上来看，楚国的用人制度和秦国相比比较封闭。秦国的礼贤下士为秦国实力的强大奠定基础。而楚国正和秦国相反，并没有不拘一格用人才，反而重用近亲。“楚材晋用”就是当时的典型事例，正体现了楚国人才不能在楚国发挥作用。第二，从屈原的自身经历来看，屈原的两次流放也决定他政治上的悲剧。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所以就“入则与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这就使得“王甚仁之”。由此观之，屈原并非只是由于出身显赫而身居高位的，更是因为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对内可以管理国事，为楚王分忧解难；对外则可以独当一面，搞好楚国的邦交，使楚国外和内兴。而也是这种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殚精竭虑的奉献精神，给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3]楚国从建国到亡国一共有四十一个国君，七百多年的历史，楚国的政权一只掌握在芈、屈、熊几个姓氏得贵族手中，贵族势力根深蒂固，更由于楚怀王、楚襄王的混庸，屈原想要更改法度必定以失败而告终。杜道明在《试论屈原悲剧的必然性》中如是说：“更何况，楚怀王是一个昏庸的君主”，“正当屈原沿着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勇猛前进时，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楚王轻信党人的谗言，改变了对屈原的态度。正言直行的屈原， 当然不可能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于是一次被迫出走，两次被迫放逐，从政治核心中被抛了出来。”所以，面对楚国当时的用人政策，屈原认识到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复兴楚国的希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变成绝望；经历了两次流放，更深刻的体会到被任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身殉国的悲剧便不可避免。
我认为屈原投河自尽的行为有其历史必然性，他的思想受到时代局限，又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导致其悲剧的人生。虽为了一个行将灭亡的楚国投河自尽，但也决不是抱残守缺，违背大一统趋势的发展。屈原是否值得怀念，就今天来说，我国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爱国主义作为核心，如果屈原的爱国精神能促进中国精神的凝聚，那么屈原就值得人们怀念。
参考文献：
[1]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51.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杨春时.楚文化的挽歌和屈原的悲剧[J].河北学刊，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