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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家洲公开宣布，因今年新招硕士生郝相赫在微信上对北大、人大教授“无端嘲讽”，经苦口婆心劝导无效，决定与该生断绝师生关系。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相关争议不断。
东汉学者王充在 《论衡·量知》 中说：“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在古代，“师门”是非常神圣之所在，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但是，历史上也有老师与学生，或者学生与老师断绝“师生关系”的个别特例。
冉求为军阀敛财，
孔子与其断绝“师生关系”
《史记》 卷六十七记载：“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冉求是孔子的学生，很能干，鲁哀公三年 （公元前492年），冉求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时，被鲁国的权臣季康子作为人才召回国内，担任季氏家族的大总管，此后一直受到季氏的重用。尤其是在鲁哀公十一年 （公元前484年），齐国进攻鲁国时，冉求显示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谋略。他先是说服鲁国权臣们下了抵抗的决心，然后又亲自率军与齐国作战，打败齐军。由于冉求功勋卓著，季氏最终听取了他的意见，把其老师孔子请回了鲁国，孔子也由此结束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行。
但是，对季氏家族把持鲁国朝政的行为，孔子相当厌恶。在孔子回国的这一年，季氏为了积聚战争储备，决定搞税赋制改革，当时称作“以田赋”，就是说把原先只有战争时期才征收的军赋，制度化为不是战争时期也征收的税赋。要出台新政策，季康子就让冉求去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听说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这与他的执政理念相违背，于是坚决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季氏第二年依然正式“以田赋”。作为季氏的家宰、得力干将冉求，他当然是站在了季氏这一边，并为季氏的这次增收赋税制度的执行出了大力，要不然，政客季康子也不会那么信任他。
但孔子相当看不惯学生冉求为季氏家族敛财的行为，认为“季氏富于周公，而 （冉） 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有一天，季康子同孔子闲聊，问孔子：“冉求是仁义之人吗？”孔子回答：“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冉） 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可见，孔子对于冉求的人品道德是有看法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某一天，孔子大骂冉求后，对自己的其他学生说：“ （冉求）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那意思很明确，冉求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显然，孔子的这句话就是一个与学生冉求断绝师生关系的严正声明。而且，这个声明流传了两千多年。
张居正违背礼制，
学生们跟他断绝“师生关系”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赫赫有名，但是，他的学生们却曾经与他断绝“师生关系”。
张居正受李太后的重托，在辅导万历皇帝的学习以及施政上殚精竭虑，并且，他还针对当时吏治积弊，积极推行改革措施。正在他锐意改革，而且初见成效的时候，万历五年 （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明朝的规定，父母死了，身为官员的儿子必须回家守孝3年，称作“丁忧”，而实际的“丁忧”时间是27个月。
对于一个正在实行改革的政治家来说，27个月实在太长，何况张居正的大业才刚刚起步，时间宝贵，张居正毅然选择了“夺情”。所谓的“夺情”即大臣按照儒家规矩向皇帝申请回家守孝，但是，皇帝因为工作需要不同意其回家丁忧，这叫“夺情”。我国封建时期尤其是礼教鼎盛的明代，士大夫们极其重视所谓的“礼制”，明朝自朱元璋开始，就一直要求以孝治天下，没有孝心的人根本是没办法在官场立足的。而官员“丁忧”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时的张居正是皇室的大红人，当时的士大夫们还是以其不“守孝”之事，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甚至有人大声斥责：“阁臣百僚师表，夺情不丧，何以示天下。”（《万历野获编补遗》）
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奏折如同雪片一样，飘到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的面前，虽然铁腕的张居正不怕这样的弹劾，奏折可以留中不发，但是，让张居正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学生赵用贤、吴中行两人竟公开声称与他断绝师生关系！这是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学生反对老师，几乎是大逆不道。但是这些身为读书人的学生，为了坚持儒家训教，冒着极大的风险，与老师张居正断绝“师生关系”。赵用贤、吴中行被朝廷惩罚，受了杖刑。但是，“（张）居正既没，言官攻击不已，吴中行、赵用贤等以论夺情被杖，清议予之。”（孟森 《明史讲义》）——学生吴中行、赵用贤与没有遵守礼教传统的老师一刀两断，赢得了当时及后世的好评，青史留名。
封疆大吏沈葆桢对老师不敬，
老师气得说“拜拜”
刘禺生的 《世载堂杂忆》 记载，清代的孙锵鸣曾是道光丁未年会试的同考官，按照科举惯例，后来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与沈葆桢都是他的门生弟子。李鸿章为人圆滑，他与孙老师关系很好，“执门生礼甚恭”，但是，学生沈葆桢对孙老师就不那么待见了。
光绪四年 （1878年），侍读学士孙锵鸣因事被撤职后，主讲钟山书院。当其时，学生沈葆桢正是当红的两江总督，按理说，在学生的地盘上，孙老师的日子会很好过的。但是，就是在孙锵鸣担任这钟山书院山长的时候，他气得与学生沈葆桢断绝了来往。
沈葆桢才上任两江总督时，按照当时官场规矩，与他同城的江宁藩司应该第一时间来拜见他。但是，这个江宁藩司迟迟不来，让他大为光火。是什么下属敢有这个豹子胆？！——原来，这个江宁藩司是沈葆桢的老师孙锵鸣的哥哥，叫孙衣言，也是个大名士，他“自居老辈”，对于这个后生晚辈领导“既未迎迓，亦未莅衙”，当然，沈葆桢因为他是自己老师的哥哥，也不好拿他怎么样。但是，就因如此，沈葆桢才当两江总督时就对孙老师有了意见。舌头与牙齿近了，难免会咬一口。问题是孙藩司不知领情，在工作中“意见亦与葆桢大不合”，这就让沈总督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了，后来找了一个机会，请求朝廷将这个难缠的主儿调回京城，此是后话。
在孙锵鸣担任钟山书院一把手时，有次选拔考试，孙“院长”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批阅书院学生的试卷，“取课卷前十名”，上报两江总督。但是，沈总督却不认同老师的评判结果，“不独颠倒其甲乙，且于渠田（孙锵鸣） 先生批后，加以长批”，而且，身为学生的沈葆桢拿着总督的架子，当着下属的面指责孙“院长”——他以前的老师——在批卷中的诸多错误，孙老师在朝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一来，他觉得颜面扫地，气得立即抬腿走人，与学生沈葆桢断绝了来往。
对于这件学生挑老师的碴，老师愤而与之断绝关系之事，“江南人士，皆谓……沈文肃无情”，加上沈葆桢与孙衣言之间的龃龉，从此，“沈、孙两家宿怨，始终未解”，成为一桩公案。
章太炎违背师训，
俞樾将其逐出师门
章太炎作为清末民初思想家和学者，是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1891年，章太炎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等人，在俞樾门下学习七年，其间，学问大进，很受俞老师的赏识。俞樾，1850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被罢官而潜心学术，是晚清著名的朴学大师，其学识、人品、修养都为人称道。
后来，章太炎的民主主义观增强，与晚清趋新的知识分子严复、汪康年、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并于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他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反清意识浓厚。
第二年，即1901年春，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执教，特地去拜望住在苏州的恩师俞樾，没想到俞老师对其来访火冒三丈，声色俱厉地斥责章太炎“背父母陵墓，讼言索虏之祸，不忠不孝，非人类也！”，“曲园无是弟子，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可见，秉持忠君底线的国学大师俞樾明确提出了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
俞老师对昔日寄予厚望的弟子毫不留情地斥责，不但当事人章太炎为之惊诧莫名，而且，当时的舆论也极为惊诧。被厉责之后，学生章太炎气愤难平，当晚写下 《谢本师》 一文，也宣布与老师俞樾的师徒关系一刀两断。
不过，事情过去后，俞、章两人并未真正断绝师生关系。1907年，俞樾去世后，章太炎在 《国粹学报》 上发表一篇 《俞先生传》，对老师的学术与人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今见夏报，知俞先生不禄。向以戆愚，几削门籍，行藏道隔，无山筑场，悬斯心丧，寺在天之灵知我耳。”——此中，不仅有学生对老师的哀思之情，也有一点悔愧之意。
历史上，老师将学生逐出门去，即所谓“破门”，这不是小事。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地君亲师”一说，师生关系并不亚于父子关系，学生之于老师，除求学外尚有尊亲之意，所以，在古代，被老师逐出师门、学生与老师断绝师生关系，同样为社会伦理所不容。
（选自《羊城晚报》2015年9月23日）
东汉学者王充在 《论衡·量知》 中说：“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在古代，“师门”是非常神圣之所在，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但是，历史上也有老师与学生，或者学生与老师断绝“师生关系”的个别特例。
冉求为军阀敛财，
孔子与其断绝“师生关系”
《史记》 卷六十七记载：“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冉求是孔子的学生，很能干，鲁哀公三年 （公元前492年），冉求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时，被鲁国的权臣季康子作为人才召回国内，担任季氏家族的大总管，此后一直受到季氏的重用。尤其是在鲁哀公十一年 （公元前484年），齐国进攻鲁国时，冉求显示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谋略。他先是说服鲁国权臣们下了抵抗的决心，然后又亲自率军与齐国作战，打败齐军。由于冉求功勋卓著，季氏最终听取了他的意见，把其老师孔子请回了鲁国，孔子也由此结束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行。
但是，对季氏家族把持鲁国朝政的行为，孔子相当厌恶。在孔子回国的这一年，季氏为了积聚战争储备，决定搞税赋制改革，当时称作“以田赋”，就是说把原先只有战争时期才征收的军赋，制度化为不是战争时期也征收的税赋。要出台新政策，季康子就让冉求去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听说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这与他的执政理念相违背，于是坚决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季氏第二年依然正式“以田赋”。作为季氏的家宰、得力干将冉求，他当然是站在了季氏这一边，并为季氏的这次增收赋税制度的执行出了大力，要不然，政客季康子也不会那么信任他。
但孔子相当看不惯学生冉求为季氏家族敛财的行为，认为“季氏富于周公，而 （冉） 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有一天，季康子同孔子闲聊，问孔子：“冉求是仁义之人吗？”孔子回答：“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冉） 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可见，孔子对于冉求的人品道德是有看法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某一天，孔子大骂冉求后，对自己的其他学生说：“ （冉求）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那意思很明确，冉求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显然，孔子的这句话就是一个与学生冉求断绝师生关系的严正声明。而且，这个声明流传了两千多年。
张居正违背礼制，
学生们跟他断绝“师生关系”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赫赫有名，但是，他的学生们却曾经与他断绝“师生关系”。
张居正受李太后的重托，在辅导万历皇帝的学习以及施政上殚精竭虑，并且，他还针对当时吏治积弊，积极推行改革措施。正在他锐意改革，而且初见成效的时候，万历五年 （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明朝的规定，父母死了，身为官员的儿子必须回家守孝3年，称作“丁忧”，而实际的“丁忧”时间是27个月。
对于一个正在实行改革的政治家来说，27个月实在太长，何况张居正的大业才刚刚起步，时间宝贵，张居正毅然选择了“夺情”。所谓的“夺情”即大臣按照儒家规矩向皇帝申请回家守孝，但是，皇帝因为工作需要不同意其回家丁忧，这叫“夺情”。我国封建时期尤其是礼教鼎盛的明代，士大夫们极其重视所谓的“礼制”，明朝自朱元璋开始，就一直要求以孝治天下，没有孝心的人根本是没办法在官场立足的。而官员“丁忧”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时的张居正是皇室的大红人，当时的士大夫们还是以其不“守孝”之事，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甚至有人大声斥责：“阁臣百僚师表，夺情不丧，何以示天下。”（《万历野获编补遗》）
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奏折如同雪片一样，飘到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的面前，虽然铁腕的张居正不怕这样的弹劾，奏折可以留中不发，但是，让张居正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学生赵用贤、吴中行两人竟公开声称与他断绝师生关系！这是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学生反对老师，几乎是大逆不道。但是这些身为读书人的学生，为了坚持儒家训教，冒着极大的风险，与老师张居正断绝“师生关系”。赵用贤、吴中行被朝廷惩罚，受了杖刑。但是，“（张）居正既没，言官攻击不已，吴中行、赵用贤等以论夺情被杖，清议予之。”（孟森 《明史讲义》）——学生吴中行、赵用贤与没有遵守礼教传统的老师一刀两断，赢得了当时及后世的好评，青史留名。
封疆大吏沈葆桢对老师不敬，
老师气得说“拜拜”
刘禺生的 《世载堂杂忆》 记载，清代的孙锵鸣曾是道光丁未年会试的同考官，按照科举惯例，后来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与沈葆桢都是他的门生弟子。李鸿章为人圆滑，他与孙老师关系很好，“执门生礼甚恭”，但是，学生沈葆桢对孙老师就不那么待见了。
光绪四年 （1878年），侍读学士孙锵鸣因事被撤职后，主讲钟山书院。当其时，学生沈葆桢正是当红的两江总督，按理说，在学生的地盘上，孙老师的日子会很好过的。但是，就是在孙锵鸣担任这钟山书院山长的时候，他气得与学生沈葆桢断绝了来往。
沈葆桢才上任两江总督时，按照当时官场规矩，与他同城的江宁藩司应该第一时间来拜见他。但是，这个江宁藩司迟迟不来，让他大为光火。是什么下属敢有这个豹子胆？！——原来，这个江宁藩司是沈葆桢的老师孙锵鸣的哥哥，叫孙衣言，也是个大名士，他“自居老辈”，对于这个后生晚辈领导“既未迎迓，亦未莅衙”，当然，沈葆桢因为他是自己老师的哥哥，也不好拿他怎么样。但是，就因如此，沈葆桢才当两江总督时就对孙老师有了意见。舌头与牙齿近了，难免会咬一口。问题是孙藩司不知领情，在工作中“意见亦与葆桢大不合”，这就让沈总督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了，后来找了一个机会，请求朝廷将这个难缠的主儿调回京城，此是后话。
在孙锵鸣担任钟山书院一把手时，有次选拔考试，孙“院长”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批阅书院学生的试卷，“取课卷前十名”，上报两江总督。但是，沈总督却不认同老师的评判结果，“不独颠倒其甲乙，且于渠田（孙锵鸣） 先生批后，加以长批”，而且，身为学生的沈葆桢拿着总督的架子，当着下属的面指责孙“院长”——他以前的老师——在批卷中的诸多错误，孙老师在朝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一来，他觉得颜面扫地，气得立即抬腿走人，与学生沈葆桢断绝了来往。
对于这件学生挑老师的碴，老师愤而与之断绝关系之事，“江南人士，皆谓……沈文肃无情”，加上沈葆桢与孙衣言之间的龃龉，从此，“沈、孙两家宿怨，始终未解”，成为一桩公案。
章太炎违背师训，
俞樾将其逐出师门
章太炎作为清末民初思想家和学者，是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1891年，章太炎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等人，在俞樾门下学习七年，其间，学问大进，很受俞老师的赏识。俞樾，1850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被罢官而潜心学术，是晚清著名的朴学大师，其学识、人品、修养都为人称道。
后来，章太炎的民主主义观增强，与晚清趋新的知识分子严复、汪康年、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并于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他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反清意识浓厚。
第二年，即1901年春，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执教，特地去拜望住在苏州的恩师俞樾，没想到俞老师对其来访火冒三丈，声色俱厉地斥责章太炎“背父母陵墓，讼言索虏之祸，不忠不孝，非人类也！”，“曲园无是弟子，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可见，秉持忠君底线的国学大师俞樾明确提出了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
俞老师对昔日寄予厚望的弟子毫不留情地斥责，不但当事人章太炎为之惊诧莫名，而且，当时的舆论也极为惊诧。被厉责之后，学生章太炎气愤难平，当晚写下 《谢本师》 一文，也宣布与老师俞樾的师徒关系一刀两断。
不过，事情过去后，俞、章两人并未真正断绝师生关系。1907年，俞樾去世后，章太炎在 《国粹学报》 上发表一篇 《俞先生传》，对老师的学术与人品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今见夏报，知俞先生不禄。向以戆愚，几削门籍，行藏道隔，无山筑场，悬斯心丧，寺在天之灵知我耳。”——此中，不仅有学生对老师的哀思之情，也有一点悔愧之意。
历史上，老师将学生逐出门去，即所谓“破门”，这不是小事。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地君亲师”一说，师生关系并不亚于父子关系，学生之于老师，除求学外尚有尊亲之意，所以，在古代，被老师逐出师门、学生与老师断绝师生关系，同样为社会伦理所不容。
（选自《羊城晚报》2015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