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4年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来延安的中外记者眼中，边区农村是忙而有序的社会：村选的进行是保证乡村发展中民众意见的体现，以树立先进分子典型为主的民众动员，显示出乡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变工队和合作社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组织过程中改造了传统农村经济，形成中共未来经济模式的雏形。以秧歌为代表的乡村艺术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又实现了政治动员与时事教育的相结合;形式多样的乡村教育更是满足了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记者们的眼中，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发展代表着中国新式发展模式。
中共革命为何会成功？长期以来，学者一直围绕此问题，虽以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就是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①从农民参与的角度来解释革命胜利的原因，是拓展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理念与方法，其分析过程可凸显中共革命胜利的复杂性、艰巨性。但农民参与革命，必须有必要的参与氛围。或者说农民只有通过对其所处氛围的分析后，继而才起来参与和支持革命的。照此说来，分析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怎样的革命氛围，来吸引或动员农民，也应当成为解释革命为何会成功的重要视角。正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
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得到，那就是，它们能统治得住，它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②
以抗战时期为例，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现了有效的治理，这一点已被中外学者们所认同，而且中共的治理模式还被赛尔登誉为“延安道路”。③但这是革命胜利后世人的总结，那么，时人是怎样看待中共的乡村治理呢？或者说，他们能否认可中共的乡村发展模式呢？
1944年正是中国抗战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却在对日斗争中不断地壮大起来。因此，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便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但自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共各根据地进行封锁，而且在新闻宣传方面也进行封锁：
各地党部及警察局新闻邮电检查所等机关，对内容反动及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之各种宣传刊物如图书杂志报纸小册子壁报等，应随时查禁若经一再查禁而仍秘密发行者应从严制裁以儆刁顽。④
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国统区民众和国外对抗日根据地的了解，许多来自于“道听途说”，⑤甚至“一提起延安两字来，大家都不免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延安到底是地狱呢还是天堂？延安和重庆又有什么区别？”⑥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谜”，“千千万万人想知道解放区的真实情况”。①当时，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和由解放区归来的美军飞行员那里，中外有识之士得知了解放区的一些不全面但比较真实的情况。为了满足更多的海内外人士了解解放区的愿望，1944年2月，爱泼斯坦等20名在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给蒋介石写信，要求访问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驻地。②4月10日，受中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批准了部分中外记者的要求。6月9日，福尔曼、斯坦因、赵超构等15名中外记者与6名随团人员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③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他们根据自己在边区的所见所闻，写出了一些新闻纪实著作，先后在国统区与海外出版。
关于中外记者对根据地的采访活动已经有一些论著发表，如赵金康从外国记者角度入手，分析了中共在华北地区抗战的动员组织、动员形式、动员对象，认为广泛发动人民参战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④魏宏运全面梳理了此次中外记者团对抗日根据地的访问过程，以及记者在根据地情况报道方面的努力。⑤还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属于纪实性的作品。因此，关于中外记者参观团对根据地的访问活动仍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本文以这次参观团记者们的论著为中心，考察不同政治背景的记者对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看法，以此来看时人怎样看待中共乡村治理模式。
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乡村社会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动员，动员村民联合起来实现村民自治，同时要选拔和培养农村积极分子来作为中共建立的基层政权领导者。为此，中共对根据地基层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选举是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改造乡村政权的主要方式。关于边区乡村选举，早在抗战初期，美国记者斯特朗有过这样的评价：
共产党人自动发起在一九三七年年底举行了民主化的地方选举，使以前无选举权的地主和商人都可与农民一起投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全体成年男子都参加的选举。选民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妇女。选举前进行了紧张的竞选活动。选民们分到了无记名选票，不识字的选民由学生帮助写选票。在大多数村子里，百分之七十的人民参加了选举;只有一半人参加选举的地区则被认为是落后区。共产党人在大多数地方重新当选，但并非全部如此。⑥
尽管斯特朗对边区选举有了比较客观的介绍，但关于边区乡村如何实现民主选举仍然是中外记者参观团很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外国记者。
边区如何实现乡村民主，以及边区的民意机关、政权机关是怎样选出来的，是中外记者参观团关注的焦点之一。就选举的方法，中外记者采访了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⑦尽管如此，对边区式的民主选举外国记者仍有难解之谜。于是，美国记者福尔曼步行两小时到延安附近一个村庄参加了一次当地参政会代表的选举。福尔曼关注了整个选举过程，包括选举委员会的构成，听取候选人的演讲和对参加会议村民的观察。在福尔曼的著作中，参加选举的民众并不像以前表达的那样积极，而对于中共所主张的民主选举比较木讷，他说：
（选举）对于老一辈的人一定感到有些奇怪，他们还记忆着过去的实际受人奴役的日子。他们大部分坐在那儿，多皱纹的面上，带着被动的表情。然而我也能从他们的面上看出他们的思想：那就是对普通人民幸福感到关切的一个政府，表示惶惑，不相信与感激的混合情感。⑧
民主选举已经开始触动了村子居民的思想和感情。爱泼斯坦则对选举抱有信心和希望，他指出： 人民选出来的首领也许不识字，但始终是多数穷苦农民尊重其农业知识并深信能维护穷苦农民利益的人。
爱泼斯坦还比较了国统区与根据地的乡村政权，他说：
中国有句老话说，“天高皇帝远”。国民党政府还远得很。地主倒离得很近，又有势力。不论是帝国还是共和国，中国的绝大部分乡村在地主的统治下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①
在国统区，地主是乡村社会权力的操控者：
（地主）独占着最高权力，以及军事的统治，凭他私人的武装人员的势力，或者他的本领，他能指挥警察甚至军队去保障他的勒索，因为那儿没有代表人民的政府，不能希望当地法庭对一个可怜的目不识丁的佃农，给与很少人能得到的开庭权和公平的裁判，因此，地主的权利是无限制的。②
但在边区，通过选举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中共通过选举把乡村权力从地主手中夺过来交给了农民，“新的村政府不仅对延安负责要执行全面政策，而且对当地农民负责要使政策执行得公平合理。他们的农民选民把权交给他们，但也随时可以把权收回”。③地主和农民在边区乡村成为平等的两个阶层，“地主是村子里的一个公民，和任何其他公民一样，只有一票选举权，因为最大多数的选民是贫农或佃农，村议会和主席常从这些人中选出（虽然有时候人望较好的地主仍会当选）”。④通过比较，爱泼斯坦表达了对中共政权的民主选举的认同。
抗战时期边区乡村政权运作模式主要采取“一揽子会”的决策形式。所谓“一揽子会”就是集中同级政府委员、干部及活动分子在一起开联合会议，把政府委员会、参议会及其他会议合成一次举行。乡村政权面临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解决。基层政权的这种运作模式引起了中外记者的关注，有的记者亲自参加了这样的“一揽子会”。6月30日上午，记者们参观排庄乡时，在乡里旁听了排庄乡的“一揽子会”。《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认为：
（这种会议）是乡长、乡参议员、乡政府委员、自卫队政治指导员、劳动英雄、自卫队长、变工队长、村长等集合举行的乡的“最高会议”。⑤
讨论的内容是一乡的生产及锄草工作，采取谈话会方式。记者们通过参加边区的乡村的“一揽子会”，有的表示赞赏，如《新民报》的主笔赵超构参加“一揽子会”后，认为边区的“一揽子会”具有浓厚的民主气息，体现了边区是一个民主社会。⑥也有记者则表示质疑，如《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认为党的领导干部参与“一揽子会”限制了民选乡村领袖的权力。⑦
培养乡村积极分子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民众动员的主要方式，一些记者把这种方式称之为“找典型”。《商务日报》的记者金东平说：
中共现在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最大的要求，一个是要民众加紧生产，以“发展经济”“发展事业”，另一个是要民众参加“自卫军”，以作军队的补充。在这样两个目标下，中共驱使民众的武器是“找典型”。⑧
孔昭恺也认为：
在农在工，他们皆找出最好的典型，给以劳动英雄的头衔，请到延安开大会，口头上、报纸上，到处宣扬。⑨
有的记者甚至认为这种方式“似乎有点矫揉造作，纯粹是宣传作用”。⑩他们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对中共培养起来的乡村积极分子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吴满有是边区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中外记者通过采访吴满有以解“找典型”之谜。斯坦因、福尔曼、普金科专门到吴家枣园进行了实地采访。？輥？輯？訛在采访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如斯坦因说：
吴满有的名望的的确确是真实的。很明显地，使他在人民心中和毛泽东朱德并列的，不只是他的人格。他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善良、健全、前进的象征，他已经成为对于克服古老落后的成功，对于新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满意还有些惊异的中国农民的模范和骄傲了。①
把吴满有看作根据地农民形象的代表，在根据地乡村很多，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想象的“矫揉造作”和“纯粹是宣传”。在根据地开展吴满有运动，“把千万吴满有变成活动分子，则是新民主主义的功绩”。②树立吴满有类型的新型农民是中共改造乡村社会的基础性工作，通过树立典型，以推动乡村各项工作的展开。吴家枣园的各项工作是以吴满有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通过对吴满有的采访和调查，记者不仅改变了以前的认识，而且对劳动英雄在乡村社会的作用有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劳动英雄不同于一般“有经验的农夫”，而是乡村社会的精英，在变工、妇纺、办小学冬学、移民、改良卫生、改变二流子等事情上，“都比普通乡村做得好些”。③
中外记者还把劳动英雄当作边区政府在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是中共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在中外记者访问延安之前，1943年11月26日，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克兰尔参观了在延安举行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他指出，与会的200余名劳动英雄“是由同村的人选出来的，由政府招待来延，现在被邀与政府领袖们举行会议多次，预备决定明年度的增产计划”。④通过召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方式使他们参与到边区政府生产计划的制定中来，成为边区政府指导民众进行生产可以依赖的力量。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后有同样的认识，如赵超构认为劳动英雄既是中共在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更是民众向中共上层表达愿望的传递者，劳动英雄在中共与民众起着纽带作用。中共之所以给予劳动英雄们这样的待遇，“目的并非酬报他们的辛苦，而是扩大他的影响，到处开民众大会，要英雄报告，要群众向英雄看齐，要大家以英雄为模范来报效共产党政府”。⑤
充满劳动气息是边区乡村给中外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赵超构所看到的边区，一路都是山地，“就是没有荒地，几乎没有一处是荒废的，所有的山地都成了田陌”。⑥延安“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铁铺之多，在300家门面中，打铁铺至少要占50家。即在深夜，我们还可以看见熊熊的炉火映着赤膊的铁匠紧张工作”，“除了打铁铺的丁丁当当，我们只能享受骡马的嘶声”。⑦这些纪实性的记述直接反映出1944年边区乡村经济发展的情况。其实，对于中外记者来说，他们不满足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而是带着问题甚至是疑问观察边区乡村经济，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共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劳动互助是边区组织乡村民众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记者根据亲身体会而给予不同的认识。爱泼斯坦认为劳动互助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形态下的集体生产;⑧孔昭恺认为劳动互助是乡村生产变得程序化和秩序化，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⑨福尔曼把边区的变工队与美国和苏联的乡村经济组织做了比较，认为边区的这种变工制度类似苏联的集体农场，或者更近似美国农民的收获团;⑩金东平则认为变工互助“实际上则是变相的将人民加以控制并榨取其过分的劳力”。？輥？輯？訛在关于劳动互助的各种解释中，只有金东平的立场与边区不同，代表了另外一种声音。与前几位相比，斯坦因的解释更切合当时的实际，他认为变工队是中共适应政策顺应民间习惯的结果，认为民间旧式互助习惯在变工组织中得到充分的考虑，“共产党从年老的农民那里学到了这个，把它精制了一下，配上许多宣传的东西，再交还了农民”。正是这种团体精神，激发了群众生产的热忱。
农民们以新的方式来实行古老的方法，都很高兴，很热心……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办法，不是上面叫我们做的。①
记者也关注劳动互助所产生的效果。爱泼斯坦深入考察了一个由11个农民组成的变工队：
从前，他们每人都要赶一部牛车到田里去施肥和播种，但现在只三个人就可赶所有的牛车，其他的人便能做别的工作了。②
对于节约下来的劳力，可用来开荒。“变工队成员原来的地块属于个人所有，新开垦的地则属变工队所有，产品按劳分配”。③据他考察，这个变工队起到运输合作社的作用。抽出一两个人，利用马、骡、驴和牛等牲畜组成大车队，到产盐区拉货和装运其他东西，来回一次十天，挣钱不少。合作社员每出车一次都能赚到钱，以至于爱泼斯坦形成这样的认识：
以前，农民每到冬天都白白喂养牲口。现在，牲口倒过来帮助农民解决吃饭问题。④
赵超构深入到延安念庄边变工队进行考察，他指出：
变工队只占全村劳动力34%，却能耕种全村42%的耕地，所收粮食占全村收获44%。⑤
可见，他们对边区的集体劳动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是深信不疑的。
一些记者还认为劳动互助为中共将来组织乡村农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奠定了基础。在采访吴家枣园时，斯坦因认为用劳动互助的方法开垦的土地边际效益低下：
数年之内的耗蚀就会使它成为无用。一旦全中国经济自由充分的发展起来，边区的大部分土地可能因为无利而被放弃。
（但是）中共的决心和他们赢得人民自愿拥护的方法，已使中国这最贫穷的一角成为他们伟大社会试验和作战力量的基地。⑥
也就是说劳动互助是中共未来走集体主义道路的试验。赵超构认为变工组织具有一种政治意义：
现在的变工队，虽然并未打破个体经营私有财产的基础，却已建立起集体劳动的规模。它打破了束缚农业发展的个体劳动，养成他们集体劳动合作互助的习惯。等到农民们逐渐了解集体的好处，就可以进一步提倡集体化的农业经营，而走到工业化的集体农场的道路。⑦
因此，边区的变工互助组织模式，不仅仅是改善边区农业生产的简单经济组织，更是中共培养农民集体劳动意识，尝试建立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开端。
延安南区合作社是边区合作社的典型，记者对边区合作社的认识主要通过对南区合作社的考察获得的。赵超构、斯坦因等专门考察了南区合作社，认为边区合作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吸收民间游资的唯一处所;第二，它差不多包办了民间的商业;第三，它的生产组织也几乎控制了当地民间的副业;第四，它利用资力帮助人民就业;第五，它沟通了公私的经济关系。⑧斯坦因认为：
（合作社）帮助增加农业生产，帮助增加衣着生产，对于抗日军事力量的增加有决定的贡献。它们帮助发展工业，而不是先受工业的帮助。它们在克服乡村阶级斗争，推进民主活动上大有贡献，而不是依靠完成的农业革命的帮助。它们在向其他领域发展，为政府组织的社会教育政策作开路先锋（虽然这些合作社是很幼稚的，但它们是在逐渐发展着的），它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中国人民的主动力，在中国社会的“老根”上，发展基本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⑨
在斯坦因的眼中，合作社不仅仅组织农民进行集体生产，更重要的是中共通过合作社完成必需的政治动员，如在增加抗日军事力量、农民教育、实现乡村控制等方面发挥作用，对合作社的这种认识是以往的研究者所没有关注到的。
中外记者还考察了合作社与农民利益之间的关系，寻找合作社被群众所接受的原因。金东平认为：
因为合作社的利息很高，都愿意大批入股，合作社既然掌握了大批的游资和实物，当然就可以向“陕甘宁边区”以外去做买卖。于是，合作社便用人民的本钱来做生意赚钱，对于中共的财政经济，当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共的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中，合作社是占着一个很重要的成份的。①
赵超构还举例说明这一问题：
1943年春天，吴满有向南区合作社运输队入股10000元边币，当时出了麦子1石6斗7升，到了秋天结账，连本带利分得95000元边币。红利是850%，看起来任何人都要动心的，可是以那时的麦价算，95000元只能买回2石1斗麦，红利就只有40%的样子。②
对于边区合作社之所以获利巨大，赵超构认为“边币的作用是微妙的”，“由于边币的不断跌价，使得合作社的经营获得数字上的厚利，而帮助了它吸收股金的工作”。③孔昭恺认为边币价位的涨落对群众加入合作社有较大的影响：
民间合作社是“民办官助”。民间合作社又（诱）导老百姓入股是很有办法的。他们利用物价高涨的关系，使老百姓得到相当厚的利益，合作社本身资产越积越厚，一天天的发展。④
因此，合作社之所以被农民所接受，一是能获得很高的经济利益，二是合作社利用物价高涨获利来诱导农民积极加入。
关于乡村文化，中外记者关注的是乡村文艺与教育。秧歌是西北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蹈，主要是为庆祝新年和重大节日而表演的。但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改造在边区乡村形成了新秧歌运动，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后文艺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典范。就在中外记者访问延安之前，1943年，英国人克兰尔在延安一年一度的“骡马大会”上，见到当地的土风舞“表演改造一个懒汉成为生产者，一个从河南逃来的难民的经历”，正是中共在“利用一种传统的通俗的娱乐来传达近代的进步思想给观众”。⑤中外记者在边区采访期间观看了一些新秧歌剧的演出，如《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女状元》《张治国》，以及《动员起来》等，这些秧歌剧的内容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们评价边区乡村文化和政治的焦点。如赵超构一开始对于秧歌“这个名词虽然很熟悉，但我总以为这不过是民间的小调，未加注意”，但进入延安之后，发现： 秧歌在边区是最被钟爱的一种艺术。每个延安人都很自负的谈起秧歌的成功。你要是和他们谈到文艺，他总要问你：“看见秧歌剧没有？”仿佛未见秧歌就不配谈这边文艺似的。因为他们如此郑重的推荐，我对于一向漠视的秧歌，也不能不抱着刮目相看的态度了。⑥
经过实地考察后，赵超构认为：
（边区的秧歌）过去是被视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自毛泽东先生发表他的“文艺谈话”，提出普及问题以后，延安文艺界才开始注意到这个民间形式……原来的秧歌，纯粹是民间娱乐，所以内容以发泄民间的苦闷，引起观众的兴奋与欢笑为主。所述的故事，自然以调情的为最多;其次则是讽刺的，譬如形容一个县官怎样糊涂，或者论叙一个士绅老爷的丑行，（但新秧歌）则无论从那点来说，都是教育重于娱乐。新秧歌所给与观众的，主要的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那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⑦
这种“艺术的糖衣”就是中共抗战时期的乡村宣传内容。福尔曼认为：
（边区的秧歌剧）与在中国各地所能看到的东西完全不同。他们大多数采取战争的题材：一个乡村奸细的故事，一个兵士妻子的英雄行为，日本人在俘虏营中残忍行为……除战争的题材外，也有关于本地各种问题的——特别是关于共产党打算着手进行的新的设施。譬如卫生法，小孩保护法，饲养家畜法，滚筒收割法等新式的办法冲破根深蒂固的传统与迷信。这些斗争便是秧歌题材的丰富来源。①
与福尔曼看法相似，斯坦因也认为：
不管戏剧的情节和结构如何，主题似乎是一样的。那就是克服战胜日本及新民主主义更完满的实现过程中的物质的障碍及人的困难。
而秧歌中的角色：
恶徒是日本兵、汉奸、巫师、二流子，或者是妨害作战努力、妨害增加生产、妨害政治经济进步的其他反社会分子。英雄则是八路军、民兵，或者是阶级协调互助的先驱，反迷信、反文盲、反疾病的战士;或者是乡村、工厂、合作社、政府机关的模范工作者。②
斯坦因认为：
（秧歌是）共产党于两年前把它复活加以政治化，在此之前几乎被人忘却了，现在风靡了边区。
因此，新秧歌就是一种“政治舞蹈”。③这种看法是非常贴切的。
记者对新秧歌剧的内容和形式表示认同和赞许。新秧歌剧中有一种叫“活报”，福尔曼对这种“活报”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
共产党的活报是活泼的，真实的，把本日的消息很通俗地描述给不识字的人们，去增广他们的见识，使得他们认识更大的世界。同样的，活报可以与我们普遍的无线电报告相比。
根据福尔曼的记载，他们在观看边区“活报”剧《第二战场》的演出时，“正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法国登陆后的第三天”。④用“活报”的形式不仅把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消息告诉边区民众，而且也鼓舞了边区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念。
对秧歌剧的教育意义，一些记者也是十分肯定的，福尔曼在看了一幕批评巫师的秧歌剧后，对中共的文艺工作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在一场打击“巫师”的戏中，年轻妻子喝凉水导致生病，丈夫提议到乡村医院请医生来，但立刻遭到父母的反对，他们坚持旧的观念，要求请巫师来看病。在巫师结束“治疗”并接受诊费准备离开时，丈夫领着医生和村长进来，医生利用西药医好了病人，而病人病情的好转当场揭露了巫师骗人的事实。面对事实，巫师表示要改行进行劳动，大家也愿意借给耕具并帮其干活，丈夫更愿做他加入本地变工队的保证人。戏剧落幕后，“另一个年老的巫师登台作一简短之演说：这幕戏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在他改行的时候，他曾经将他的用具——即我们在戏中所看到的用具，供给政府做展览。他非常愿意和任何希望更知道一点关于巫医与庸医的人谈话”。⑤福尔曼觉得之所以把这一剧本的情节告诉给读者，原因就在于：
第一，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怎样应用秧歌，其传统价值是仍被保留着，如所有说白是用诗歌体的，每一行都是应用七拍子节奏唱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第二点理由是对于迷信的问题他给予一个良好的观念。⑥
赵超构也肯定了秧歌剧的宣传作用，他说：“单从宣传的观点说，秧歌的成功是无可怀疑的”，妇女们在看了一个宣传新法接生的秧歌剧后，对秧歌队员说：“你们的秧歌比从前的好。因为你们的秧歌句句话都是有用的，旧秧歌中看不中用。”⑦群众对新秧歌剧的欢迎，代表着中共改造和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成功。
除了秧歌外，乡村教育也是这次中外记者参观团关注乡村文化的焦点之一。除了在他们的著作对边区乡村教育进行了一般性的描述外，对乡村教育制度和内容也进行了评说。关于边区乡村教育的形式，赵超构认为边区乡村教育缺乏章法：
由于现实主义，他们将我们所知道的教育制度搬过去，删除了一些，再添补了一些，终于成了十足的农村本位的教育制度。由于匆忙，他们来不及讲究形式，什么办法都采取，什么机会都利用。⑧
斯坦因认为边区的教育“是用教育游击战术，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不嫌弃任何原始的不正统的办法。并且组织一切一切的主动力去推进这一点”。⑨赵超构和斯坦因认为边区的教育政策是由边区现实要求而制定的。金东平认为：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内所实施的教育制度，也是根据中共宣传上的需要而拟定的。⑩
记者认为边区乡村教育在形式上是多样的，是为中共政治服务的，认为边区的教育制度和目的与国统区有很大的差别：
（在国统区）小学毕业升中学，中学毕业升大学，好像是天然的程序，可是延安却认为升学是最不重要的一方面。六年来边区中学毕业生1000多人中，出去做小学教师的有百分之五十九，做“公家人”（党政军民众工作）的有百分之二十二，升入大学的只是百分之十九，（所以延安）很明确的规定各级学校的任务，中学以下是群众教育。中学以上是干部教育。
因此，“延安教育厅虽然编有一套小学教科书，但他们宁愿尊重家长的意见，先教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等到学生回家能写姓名记账簿，而得到家长的信仰之后，再拿教科书出来教。教科书的内容，自然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上的偏向颇深”。①所以，边区的乡村教育更注重的是政治内容。正如张文伯所说： 就群众教育的内容说，除注重实际一点外，党化得色彩是相当浓厚的……而神话式的语句，如：“太阳出来一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之类，也在小学教科书里出现，并且以秧歌的方式，广泛的传播着。②
在记者们看来，边区的乡村教育内容是注重实际生活的，但同时也具有政治宣传特点。
1944年是陕甘宁边区乡村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参观团的大多数记者，如赵超构、福尔曼、爱泼斯坦等，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也就是说，他们认同了边区乡村的发展模式。对此，有人会追问：对于记者的到来，是否存在着中共的提前准备？而记者们的认同，是否与该准备有关？
此次参观团的到访，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外交工作的成果之一，③中央势必给予重视。如决定由周恩来主管接待工作，并确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④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有相当的准备。如安排记者们首先在西安等地参观。但效果却不同，如在参观泾洛工程局的水利工程时，外国记者“对于这工程技术方面，似乎也感不到多大兴趣。相反的，却详细访问此间工人生活的状况，以及童工的待遇等等。”赵超构感慨道：
在技术方面，我们实在够不上给友邦人参观，我们以为了不得的，对于他们，或许是家常便饭，他们所感兴趣的，似乎在我们的人事和制度方面，他们正要从这些地方察看我们有没有现代化的能力。所以我希望以后各实业机关请外人参观时，与其专门夸示技术，不如同时兼顾到管理制度，与工人福利等问题。⑤
这样说来，记者们之所以认同边区乡村发展，应得益于此时边区乡村透露出的一种新氛围。
第一，边区乡村社会的忙而有序。在赵超构看来：
忙，实在是延安生活的特征。因为过于忙，空气也似乎过于紧张。……不识字的乡农，也会有地方的劳动英雄替他们拟订计划。计划的结果，就是一年到头的紧张。赶不上计划的被批评，“加油”“超过”的被鼓励，人类的好胜心被发扬到极点。劳动力的利用也达到了极点。⑥
制订农户计划是边区生产运动中政府所提倡的，目的在于合理利用已有资源进行农业生产。家庭会议作为制订生产计划的重要途径，是直接促进家庭改革的重要因素。因其不但提高了全家人的生产兴趣，而且发扬了家庭民主，改造了家长制的旧习气，展示出乡村新的秩序。对于在乡村发展中改革旧式家庭关系问题，斯坦因认为：
共产党很积极于改革家庭生活。但他们不用革命手段，或干涉人民私生活的方法来办，中国家庭中古旧的传统（歧视女性，对于长辈的盲目的服从，家庭和社会的隔离），在新民主主义改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渐渐地克服下去了。
在斯坦因的笔下：
以全村合作为重点的新的农业生产方法，渐渐地破坏着古老的家庭孤立主义。十八岁以上的男女的普遍选举权，在公开讨论中解决地方问题的新的习惯，对于家庭成员地位平等的促进，也大有影响。教育和政治觉醒也使老百姓日益感觉到改革家庭生活的必要和好处。⑦
而实现男女平等或者说解放妇女问题，边区此时主要是通过鼓励妇女们参加农业生产、学习纺织和卫生育婴来逐步实现。正如赵超构意识到的：
哪一个丈夫不喜欢他的婆姨多赚几个钱来贴补家用？哪一个婆婆不喜爱媳妇养个胖白的孙儿？①
传统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矛盾的缓和，直接决定着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伦理地位的提高。
第二，民众生活有了相当改善。爱泼斯坦在走访边区乡村后，发现：
所到之处，看到的不是仅仅一个农民扶着他的犁步行，而且一群一群地在干活，边干边唱。西北其它地方的农民通都穿得破破烂烂。我们在边区偶尔也看到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但决不是破烂。②
武道对于边区最大的感想就是民众生活的进步：
不再简单的靠小米和黑豆混日子，同时，也再没有衣服不足的苦痛了。③
根据斯坦因与边区店铺掌柜的谈话，农民的购买力在不断的增高。④孔昭恺对边区的生产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对比：
边区近努力生产的结果，“丰衣足食”四字已喧腾在人口，在街头墙边。以大后方都市眼光去看，丰足的程度，不如想象;不过从过去陕甘宁边区一带农村情况与中共人士流离北上过大草原吃皮鞋的时代比起来，现在边区的人士们自有他们满意的理由。⑤
赵超构也感受颇深，“比起军阀时代，陕北民众生活是改善得多了”。⑥
第三，政府倡导、民众积极参与的乡村新氛围。在边区乡村动员中，爱泼斯坦认为：
法令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村为民主选举的基本单位，减轻农民的田租和利息的重荷，由于农民对多做工作能多得剩余的信心提高，大大地鼓励了生产，由于提高了生产的愿望，合理的方法和合作社组织发展起来了，由于农民对保全并增加全未有过的幸福有了决心，便生长了一种极明显的自觉的抗日的爱国主义。⑦
对于中共在乡村组织起来的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等，赵超构认为“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的综合品”，“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与旧形式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⑧边区乡村社会建设的各项政策正是政府通过利用农村各项传统形式、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来实施的，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接受程度。通过参观，一些记者认为边区发展模式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如斯坦因所言：
在和国民党同业的谈话中，我注意到很多人，当他们发现，一旦潜伏的精力得到自由和刺激，一切阶级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在最困难的情形下能够做的事情时，一种忠心的矛盾使他们苦恼，他们对于中国的爱国的忠心使他们倾向于承认延安的许多成就，因此对中国前途更有希望。⑨
总之，通过这次中外记者对边区的访问，一些对中共和边区有偏见的记者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们对边区乡村社会情况的客观描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边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在国外，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考察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说：“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最好办法，莫如任令人们往来于两个区域之间，许多误会就会消失。”⑩
许多边区以外的人士乃至海外人士正是通过这些记者的著述了解了边区的乡村社会和政治制度，大大地提高了中共及陕甘宁边区在国内外的影响。
【作者简介】耿磊，男，河南漯河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政权与中国社会变迁。
【责任编辑：柳文全】
中共革命为何会成功？长期以来，学者一直围绕此问题，虽以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就是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①从农民参与的角度来解释革命胜利的原因，是拓展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理念与方法，其分析过程可凸显中共革命胜利的复杂性、艰巨性。但农民参与革命，必须有必要的参与氛围。或者说农民只有通过对其所处氛围的分析后，继而才起来参与和支持革命的。照此说来，分析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怎样的革命氛围，来吸引或动员农民，也应当成为解释革命为何会成功的重要视角。正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
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得到，那就是，它们能统治得住，它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②
以抗战时期为例，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现了有效的治理，这一点已被中外学者们所认同，而且中共的治理模式还被赛尔登誉为“延安道路”。③但这是革命胜利后世人的总结，那么，时人是怎样看待中共的乡村治理呢？或者说，他们能否认可中共的乡村发展模式呢？
1944年正是中国抗战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却在对日斗争中不断地壮大起来。因此，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便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但自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共各根据地进行封锁，而且在新闻宣传方面也进行封锁：
各地党部及警察局新闻邮电检查所等机关，对内容反动及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之各种宣传刊物如图书杂志报纸小册子壁报等，应随时查禁若经一再查禁而仍秘密发行者应从严制裁以儆刁顽。④
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国统区民众和国外对抗日根据地的了解，许多来自于“道听途说”，⑤甚至“一提起延安两字来，大家都不免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延安到底是地狱呢还是天堂？延安和重庆又有什么区别？”⑥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谜”，“千千万万人想知道解放区的真实情况”。①当时，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和由解放区归来的美军飞行员那里，中外有识之士得知了解放区的一些不全面但比较真实的情况。为了满足更多的海内外人士了解解放区的愿望，1944年2月，爱泼斯坦等20名在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给蒋介石写信，要求访问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驻地。②4月10日，受中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批准了部分中外记者的要求。6月9日，福尔曼、斯坦因、赵超构等15名中外记者与6名随团人员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③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他们根据自己在边区的所见所闻，写出了一些新闻纪实著作，先后在国统区与海外出版。
关于中外记者对根据地的采访活动已经有一些论著发表，如赵金康从外国记者角度入手，分析了中共在华北地区抗战的动员组织、动员形式、动员对象，认为广泛发动人民参战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④魏宏运全面梳理了此次中外记者团对抗日根据地的访问过程，以及记者在根据地情况报道方面的努力。⑤还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属于纪实性的作品。因此，关于中外记者参观团对根据地的访问活动仍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本文以这次参观团记者们的论著为中心，考察不同政治背景的记者对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看法，以此来看时人怎样看待中共乡村治理模式。
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乡村社会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动员，动员村民联合起来实现村民自治，同时要选拔和培养农村积极分子来作为中共建立的基层政权领导者。为此，中共对根据地基层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选举是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改造乡村政权的主要方式。关于边区乡村选举，早在抗战初期，美国记者斯特朗有过这样的评价：
共产党人自动发起在一九三七年年底举行了民主化的地方选举，使以前无选举权的地主和商人都可与农民一起投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全体成年男子都参加的选举。选民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妇女。选举前进行了紧张的竞选活动。选民们分到了无记名选票，不识字的选民由学生帮助写选票。在大多数村子里，百分之七十的人民参加了选举;只有一半人参加选举的地区则被认为是落后区。共产党人在大多数地方重新当选，但并非全部如此。⑥
尽管斯特朗对边区选举有了比较客观的介绍，但关于边区乡村如何实现民主选举仍然是中外记者参观团很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外国记者。
边区如何实现乡村民主，以及边区的民意机关、政权机关是怎样选出来的，是中外记者参观团关注的焦点之一。就选举的方法，中外记者采访了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⑦尽管如此，对边区式的民主选举外国记者仍有难解之谜。于是，美国记者福尔曼步行两小时到延安附近一个村庄参加了一次当地参政会代表的选举。福尔曼关注了整个选举过程，包括选举委员会的构成，听取候选人的演讲和对参加会议村民的观察。在福尔曼的著作中，参加选举的民众并不像以前表达的那样积极，而对于中共所主张的民主选举比较木讷，他说：
（选举）对于老一辈的人一定感到有些奇怪，他们还记忆着过去的实际受人奴役的日子。他们大部分坐在那儿，多皱纹的面上，带着被动的表情。然而我也能从他们的面上看出他们的思想：那就是对普通人民幸福感到关切的一个政府，表示惶惑，不相信与感激的混合情感。⑧
民主选举已经开始触动了村子居民的思想和感情。爱泼斯坦则对选举抱有信心和希望，他指出： 人民选出来的首领也许不识字，但始终是多数穷苦农民尊重其农业知识并深信能维护穷苦农民利益的人。
爱泼斯坦还比较了国统区与根据地的乡村政权，他说：
中国有句老话说，“天高皇帝远”。国民党政府还远得很。地主倒离得很近，又有势力。不论是帝国还是共和国，中国的绝大部分乡村在地主的统治下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①
在国统区，地主是乡村社会权力的操控者：
（地主）独占着最高权力，以及军事的统治，凭他私人的武装人员的势力，或者他的本领，他能指挥警察甚至军队去保障他的勒索，因为那儿没有代表人民的政府，不能希望当地法庭对一个可怜的目不识丁的佃农，给与很少人能得到的开庭权和公平的裁判，因此，地主的权利是无限制的。②
但在边区，通过选举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中共通过选举把乡村权力从地主手中夺过来交给了农民，“新的村政府不仅对延安负责要执行全面政策，而且对当地农民负责要使政策执行得公平合理。他们的农民选民把权交给他们，但也随时可以把权收回”。③地主和农民在边区乡村成为平等的两个阶层，“地主是村子里的一个公民，和任何其他公民一样，只有一票选举权，因为最大多数的选民是贫农或佃农，村议会和主席常从这些人中选出（虽然有时候人望较好的地主仍会当选）”。④通过比较，爱泼斯坦表达了对中共政权的民主选举的认同。
抗战时期边区乡村政权运作模式主要采取“一揽子会”的决策形式。所谓“一揽子会”就是集中同级政府委员、干部及活动分子在一起开联合会议，把政府委员会、参议会及其他会议合成一次举行。乡村政权面临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解决。基层政权的这种运作模式引起了中外记者的关注，有的记者亲自参加了这样的“一揽子会”。6月30日上午，记者们参观排庄乡时，在乡里旁听了排庄乡的“一揽子会”。《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认为：
（这种会议）是乡长、乡参议员、乡政府委员、自卫队政治指导员、劳动英雄、自卫队长、变工队长、村长等集合举行的乡的“最高会议”。⑤
讨论的内容是一乡的生产及锄草工作，采取谈话会方式。记者们通过参加边区的乡村的“一揽子会”，有的表示赞赏，如《新民报》的主笔赵超构参加“一揽子会”后，认为边区的“一揽子会”具有浓厚的民主气息，体现了边区是一个民主社会。⑥也有记者则表示质疑，如《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认为党的领导干部参与“一揽子会”限制了民选乡村领袖的权力。⑦
培养乡村积极分子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民众动员的主要方式，一些记者把这种方式称之为“找典型”。《商务日报》的记者金东平说：
中共现在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最大的要求，一个是要民众加紧生产，以“发展经济”“发展事业”，另一个是要民众参加“自卫军”，以作军队的补充。在这样两个目标下，中共驱使民众的武器是“找典型”。⑧
孔昭恺也认为：
在农在工，他们皆找出最好的典型，给以劳动英雄的头衔，请到延安开大会，口头上、报纸上，到处宣扬。⑨
有的记者甚至认为这种方式“似乎有点矫揉造作，纯粹是宣传作用”。⑩他们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对中共培养起来的乡村积极分子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吴满有是边区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中外记者通过采访吴满有以解“找典型”之谜。斯坦因、福尔曼、普金科专门到吴家枣园进行了实地采访。？輥？輯？訛在采访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如斯坦因说：
吴满有的名望的的确确是真实的。很明显地，使他在人民心中和毛泽东朱德并列的，不只是他的人格。他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善良、健全、前进的象征，他已经成为对于克服古老落后的成功，对于新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满意还有些惊异的中国农民的模范和骄傲了。①
把吴满有看作根据地农民形象的代表，在根据地乡村很多，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想象的“矫揉造作”和“纯粹是宣传”。在根据地开展吴满有运动，“把千万吴满有变成活动分子，则是新民主主义的功绩”。②树立吴满有类型的新型农民是中共改造乡村社会的基础性工作，通过树立典型，以推动乡村各项工作的展开。吴家枣园的各项工作是以吴满有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通过对吴满有的采访和调查，记者不仅改变了以前的认识，而且对劳动英雄在乡村社会的作用有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劳动英雄不同于一般“有经验的农夫”，而是乡村社会的精英，在变工、妇纺、办小学冬学、移民、改良卫生、改变二流子等事情上，“都比普通乡村做得好些”。③
中外记者还把劳动英雄当作边区政府在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是中共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在中外记者访问延安之前，1943年11月26日，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克兰尔参观了在延安举行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他指出，与会的200余名劳动英雄“是由同村的人选出来的，由政府招待来延，现在被邀与政府领袖们举行会议多次，预备决定明年度的增产计划”。④通过召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方式使他们参与到边区政府生产计划的制定中来，成为边区政府指导民众进行生产可以依赖的力量。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后有同样的认识，如赵超构认为劳动英雄既是中共在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更是民众向中共上层表达愿望的传递者，劳动英雄在中共与民众起着纽带作用。中共之所以给予劳动英雄们这样的待遇，“目的并非酬报他们的辛苦，而是扩大他的影响，到处开民众大会，要英雄报告，要群众向英雄看齐，要大家以英雄为模范来报效共产党政府”。⑤
充满劳动气息是边区乡村给中外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赵超构所看到的边区，一路都是山地，“就是没有荒地，几乎没有一处是荒废的，所有的山地都成了田陌”。⑥延安“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铁铺之多，在300家门面中，打铁铺至少要占50家。即在深夜，我们还可以看见熊熊的炉火映着赤膊的铁匠紧张工作”，“除了打铁铺的丁丁当当，我们只能享受骡马的嘶声”。⑦这些纪实性的记述直接反映出1944年边区乡村经济发展的情况。其实，对于中外记者来说，他们不满足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而是带着问题甚至是疑问观察边区乡村经济，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共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劳动互助是边区组织乡村民众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记者根据亲身体会而给予不同的认识。爱泼斯坦认为劳动互助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形态下的集体生产;⑧孔昭恺认为劳动互助是乡村生产变得程序化和秩序化，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⑨福尔曼把边区的变工队与美国和苏联的乡村经济组织做了比较，认为边区的这种变工制度类似苏联的集体农场，或者更近似美国农民的收获团;⑩金东平则认为变工互助“实际上则是变相的将人民加以控制并榨取其过分的劳力”。？輥？輯？訛在关于劳动互助的各种解释中，只有金东平的立场与边区不同，代表了另外一种声音。与前几位相比，斯坦因的解释更切合当时的实际，他认为变工队是中共适应政策顺应民间习惯的结果，认为民间旧式互助习惯在变工组织中得到充分的考虑，“共产党从年老的农民那里学到了这个，把它精制了一下，配上许多宣传的东西，再交还了农民”。正是这种团体精神，激发了群众生产的热忱。
农民们以新的方式来实行古老的方法，都很高兴，很热心……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办法，不是上面叫我们做的。①
记者也关注劳动互助所产生的效果。爱泼斯坦深入考察了一个由11个农民组成的变工队：
从前，他们每人都要赶一部牛车到田里去施肥和播种，但现在只三个人就可赶所有的牛车，其他的人便能做别的工作了。②
对于节约下来的劳力，可用来开荒。“变工队成员原来的地块属于个人所有，新开垦的地则属变工队所有，产品按劳分配”。③据他考察，这个变工队起到运输合作社的作用。抽出一两个人，利用马、骡、驴和牛等牲畜组成大车队，到产盐区拉货和装运其他东西，来回一次十天，挣钱不少。合作社员每出车一次都能赚到钱，以至于爱泼斯坦形成这样的认识：
以前，农民每到冬天都白白喂养牲口。现在，牲口倒过来帮助农民解决吃饭问题。④
赵超构深入到延安念庄边变工队进行考察，他指出：
变工队只占全村劳动力34%，却能耕种全村42%的耕地，所收粮食占全村收获44%。⑤
可见，他们对边区的集体劳动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是深信不疑的。
一些记者还认为劳动互助为中共将来组织乡村农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奠定了基础。在采访吴家枣园时，斯坦因认为用劳动互助的方法开垦的土地边际效益低下：
数年之内的耗蚀就会使它成为无用。一旦全中国经济自由充分的发展起来，边区的大部分土地可能因为无利而被放弃。
（但是）中共的决心和他们赢得人民自愿拥护的方法，已使中国这最贫穷的一角成为他们伟大社会试验和作战力量的基地。⑥
也就是说劳动互助是中共未来走集体主义道路的试验。赵超构认为变工组织具有一种政治意义：
现在的变工队，虽然并未打破个体经营私有财产的基础，却已建立起集体劳动的规模。它打破了束缚农业发展的个体劳动，养成他们集体劳动合作互助的习惯。等到农民们逐渐了解集体的好处，就可以进一步提倡集体化的农业经营，而走到工业化的集体农场的道路。⑦
因此，边区的变工互助组织模式，不仅仅是改善边区农业生产的简单经济组织，更是中共培养农民集体劳动意识，尝试建立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开端。
延安南区合作社是边区合作社的典型，记者对边区合作社的认识主要通过对南区合作社的考察获得的。赵超构、斯坦因等专门考察了南区合作社，认为边区合作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吸收民间游资的唯一处所;第二，它差不多包办了民间的商业;第三，它的生产组织也几乎控制了当地民间的副业;第四，它利用资力帮助人民就业;第五，它沟通了公私的经济关系。⑧斯坦因认为：
（合作社）帮助增加农业生产，帮助增加衣着生产，对于抗日军事力量的增加有决定的贡献。它们帮助发展工业，而不是先受工业的帮助。它们在克服乡村阶级斗争，推进民主活动上大有贡献，而不是依靠完成的农业革命的帮助。它们在向其他领域发展，为政府组织的社会教育政策作开路先锋（虽然这些合作社是很幼稚的，但它们是在逐渐发展着的），它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中国人民的主动力，在中国社会的“老根”上，发展基本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⑨
在斯坦因的眼中，合作社不仅仅组织农民进行集体生产，更重要的是中共通过合作社完成必需的政治动员，如在增加抗日军事力量、农民教育、实现乡村控制等方面发挥作用，对合作社的这种认识是以往的研究者所没有关注到的。
中外记者还考察了合作社与农民利益之间的关系，寻找合作社被群众所接受的原因。金东平认为：
因为合作社的利息很高，都愿意大批入股，合作社既然掌握了大批的游资和实物，当然就可以向“陕甘宁边区”以外去做买卖。于是，合作社便用人民的本钱来做生意赚钱，对于中共的财政经济，当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共的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中，合作社是占着一个很重要的成份的。①
赵超构还举例说明这一问题：
1943年春天，吴满有向南区合作社运输队入股10000元边币，当时出了麦子1石6斗7升，到了秋天结账，连本带利分得95000元边币。红利是850%，看起来任何人都要动心的，可是以那时的麦价算，95000元只能买回2石1斗麦，红利就只有40%的样子。②
对于边区合作社之所以获利巨大，赵超构认为“边币的作用是微妙的”，“由于边币的不断跌价，使得合作社的经营获得数字上的厚利，而帮助了它吸收股金的工作”。③孔昭恺认为边币价位的涨落对群众加入合作社有较大的影响：
民间合作社是“民办官助”。民间合作社又（诱）导老百姓入股是很有办法的。他们利用物价高涨的关系，使老百姓得到相当厚的利益，合作社本身资产越积越厚，一天天的发展。④
因此，合作社之所以被农民所接受，一是能获得很高的经济利益，二是合作社利用物价高涨获利来诱导农民积极加入。
关于乡村文化，中外记者关注的是乡村文艺与教育。秧歌是西北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蹈，主要是为庆祝新年和重大节日而表演的。但抗战时期，中共通过改造在边区乡村形成了新秧歌运动，成为延安整风运动后文艺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典范。就在中外记者访问延安之前，1943年，英国人克兰尔在延安一年一度的“骡马大会”上，见到当地的土风舞“表演改造一个懒汉成为生产者，一个从河南逃来的难民的经历”，正是中共在“利用一种传统的通俗的娱乐来传达近代的进步思想给观众”。⑤中外记者在边区采访期间观看了一些新秧歌剧的演出，如《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女状元》《张治国》，以及《动员起来》等，这些秧歌剧的内容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们评价边区乡村文化和政治的焦点。如赵超构一开始对于秧歌“这个名词虽然很熟悉，但我总以为这不过是民间的小调，未加注意”，但进入延安之后，发现： 秧歌在边区是最被钟爱的一种艺术。每个延安人都很自负的谈起秧歌的成功。你要是和他们谈到文艺，他总要问你：“看见秧歌剧没有？”仿佛未见秧歌就不配谈这边文艺似的。因为他们如此郑重的推荐，我对于一向漠视的秧歌，也不能不抱着刮目相看的态度了。⑥
经过实地考察后，赵超构认为：
（边区的秧歌）过去是被视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自毛泽东先生发表他的“文艺谈话”，提出普及问题以后，延安文艺界才开始注意到这个民间形式……原来的秧歌，纯粹是民间娱乐，所以内容以发泄民间的苦闷，引起观众的兴奋与欢笑为主。所述的故事，自然以调情的为最多;其次则是讽刺的，譬如形容一个县官怎样糊涂，或者论叙一个士绅老爷的丑行，（但新秧歌）则无论从那点来说，都是教育重于娱乐。新秧歌所给与观众的，主要的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那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⑦
这种“艺术的糖衣”就是中共抗战时期的乡村宣传内容。福尔曼认为：
（边区的秧歌剧）与在中国各地所能看到的东西完全不同。他们大多数采取战争的题材：一个乡村奸细的故事，一个兵士妻子的英雄行为，日本人在俘虏营中残忍行为……除战争的题材外，也有关于本地各种问题的——特别是关于共产党打算着手进行的新的设施。譬如卫生法，小孩保护法，饲养家畜法，滚筒收割法等新式的办法冲破根深蒂固的传统与迷信。这些斗争便是秧歌题材的丰富来源。①
与福尔曼看法相似，斯坦因也认为：
不管戏剧的情节和结构如何，主题似乎是一样的。那就是克服战胜日本及新民主主义更完满的实现过程中的物质的障碍及人的困难。
而秧歌中的角色：
恶徒是日本兵、汉奸、巫师、二流子，或者是妨害作战努力、妨害增加生产、妨害政治经济进步的其他反社会分子。英雄则是八路军、民兵，或者是阶级协调互助的先驱，反迷信、反文盲、反疾病的战士;或者是乡村、工厂、合作社、政府机关的模范工作者。②
斯坦因认为：
（秧歌是）共产党于两年前把它复活加以政治化，在此之前几乎被人忘却了，现在风靡了边区。
因此，新秧歌就是一种“政治舞蹈”。③这种看法是非常贴切的。
记者对新秧歌剧的内容和形式表示认同和赞许。新秧歌剧中有一种叫“活报”，福尔曼对这种“活报”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
共产党的活报是活泼的，真实的，把本日的消息很通俗地描述给不识字的人们，去增广他们的见识，使得他们认识更大的世界。同样的，活报可以与我们普遍的无线电报告相比。
根据福尔曼的记载，他们在观看边区“活报”剧《第二战场》的演出时，“正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法国登陆后的第三天”。④用“活报”的形式不仅把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消息告诉边区民众，而且也鼓舞了边区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念。
对秧歌剧的教育意义，一些记者也是十分肯定的，福尔曼在看了一幕批评巫师的秧歌剧后，对中共的文艺工作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在一场打击“巫师”的戏中，年轻妻子喝凉水导致生病，丈夫提议到乡村医院请医生来，但立刻遭到父母的反对，他们坚持旧的观念，要求请巫师来看病。在巫师结束“治疗”并接受诊费准备离开时，丈夫领着医生和村长进来，医生利用西药医好了病人，而病人病情的好转当场揭露了巫师骗人的事实。面对事实，巫师表示要改行进行劳动，大家也愿意借给耕具并帮其干活，丈夫更愿做他加入本地变工队的保证人。戏剧落幕后，“另一个年老的巫师登台作一简短之演说：这幕戏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在他改行的时候，他曾经将他的用具——即我们在戏中所看到的用具，供给政府做展览。他非常愿意和任何希望更知道一点关于巫医与庸医的人谈话”。⑤福尔曼觉得之所以把这一剧本的情节告诉给读者，原因就在于：
第一，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怎样应用秧歌，其传统价值是仍被保留着，如所有说白是用诗歌体的，每一行都是应用七拍子节奏唱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第二点理由是对于迷信的问题他给予一个良好的观念。⑥
赵超构也肯定了秧歌剧的宣传作用，他说：“单从宣传的观点说，秧歌的成功是无可怀疑的”，妇女们在看了一个宣传新法接生的秧歌剧后，对秧歌队员说：“你们的秧歌比从前的好。因为你们的秧歌句句话都是有用的，旧秧歌中看不中用。”⑦群众对新秧歌剧的欢迎，代表着中共改造和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成功。
除了秧歌外，乡村教育也是这次中外记者参观团关注乡村文化的焦点之一。除了在他们的著作对边区乡村教育进行了一般性的描述外，对乡村教育制度和内容也进行了评说。关于边区乡村教育的形式，赵超构认为边区乡村教育缺乏章法：
由于现实主义，他们将我们所知道的教育制度搬过去，删除了一些，再添补了一些，终于成了十足的农村本位的教育制度。由于匆忙，他们来不及讲究形式，什么办法都采取，什么机会都利用。⑧
斯坦因认为边区的教育“是用教育游击战术，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不嫌弃任何原始的不正统的办法。并且组织一切一切的主动力去推进这一点”。⑨赵超构和斯坦因认为边区的教育政策是由边区现实要求而制定的。金东平认为：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内所实施的教育制度，也是根据中共宣传上的需要而拟定的。⑩
记者认为边区乡村教育在形式上是多样的，是为中共政治服务的，认为边区的教育制度和目的与国统区有很大的差别：
（在国统区）小学毕业升中学，中学毕业升大学，好像是天然的程序，可是延安却认为升学是最不重要的一方面。六年来边区中学毕业生1000多人中，出去做小学教师的有百分之五十九，做“公家人”（党政军民众工作）的有百分之二十二，升入大学的只是百分之十九，（所以延安）很明确的规定各级学校的任务，中学以下是群众教育。中学以上是干部教育。
因此，“延安教育厅虽然编有一套小学教科书，但他们宁愿尊重家长的意见，先教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等到学生回家能写姓名记账簿，而得到家长的信仰之后，再拿教科书出来教。教科书的内容，自然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上的偏向颇深”。①所以，边区的乡村教育更注重的是政治内容。正如张文伯所说： 就群众教育的内容说，除注重实际一点外，党化得色彩是相当浓厚的……而神话式的语句，如：“太阳出来一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之类，也在小学教科书里出现，并且以秧歌的方式，广泛的传播着。②
在记者们看来，边区的乡村教育内容是注重实际生活的，但同时也具有政治宣传特点。
1944年是陕甘宁边区乡村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参观团的大多数记者，如赵超构、福尔曼、爱泼斯坦等，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也就是说，他们认同了边区乡村的发展模式。对此，有人会追问：对于记者的到来，是否存在着中共的提前准备？而记者们的认同，是否与该准备有关？
此次参观团的到访，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外交工作的成果之一，③中央势必给予重视。如决定由周恩来主管接待工作，并确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④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有相当的准备。如安排记者们首先在西安等地参观。但效果却不同，如在参观泾洛工程局的水利工程时，外国记者“对于这工程技术方面，似乎也感不到多大兴趣。相反的，却详细访问此间工人生活的状况，以及童工的待遇等等。”赵超构感慨道：
在技术方面，我们实在够不上给友邦人参观，我们以为了不得的，对于他们，或许是家常便饭，他们所感兴趣的，似乎在我们的人事和制度方面，他们正要从这些地方察看我们有没有现代化的能力。所以我希望以后各实业机关请外人参观时，与其专门夸示技术，不如同时兼顾到管理制度，与工人福利等问题。⑤
这样说来，记者们之所以认同边区乡村发展，应得益于此时边区乡村透露出的一种新氛围。
第一，边区乡村社会的忙而有序。在赵超构看来：
忙，实在是延安生活的特征。因为过于忙，空气也似乎过于紧张。……不识字的乡农，也会有地方的劳动英雄替他们拟订计划。计划的结果，就是一年到头的紧张。赶不上计划的被批评，“加油”“超过”的被鼓励，人类的好胜心被发扬到极点。劳动力的利用也达到了极点。⑥
制订农户计划是边区生产运动中政府所提倡的，目的在于合理利用已有资源进行农业生产。家庭会议作为制订生产计划的重要途径，是直接促进家庭改革的重要因素。因其不但提高了全家人的生产兴趣，而且发扬了家庭民主，改造了家长制的旧习气，展示出乡村新的秩序。对于在乡村发展中改革旧式家庭关系问题，斯坦因认为：
共产党很积极于改革家庭生活。但他们不用革命手段，或干涉人民私生活的方法来办，中国家庭中古旧的传统（歧视女性，对于长辈的盲目的服从，家庭和社会的隔离），在新民主主义改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渐渐地克服下去了。
在斯坦因的笔下：
以全村合作为重点的新的农业生产方法，渐渐地破坏着古老的家庭孤立主义。十八岁以上的男女的普遍选举权，在公开讨论中解决地方问题的新的习惯，对于家庭成员地位平等的促进，也大有影响。教育和政治觉醒也使老百姓日益感觉到改革家庭生活的必要和好处。⑦
而实现男女平等或者说解放妇女问题，边区此时主要是通过鼓励妇女们参加农业生产、学习纺织和卫生育婴来逐步实现。正如赵超构意识到的：
哪一个丈夫不喜欢他的婆姨多赚几个钱来贴补家用？哪一个婆婆不喜爱媳妇养个胖白的孙儿？①
传统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矛盾的缓和，直接决定着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伦理地位的提高。
第二，民众生活有了相当改善。爱泼斯坦在走访边区乡村后，发现：
所到之处，看到的不是仅仅一个农民扶着他的犁步行，而且一群一群地在干活，边干边唱。西北其它地方的农民通都穿得破破烂烂。我们在边区偶尔也看到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但决不是破烂。②
武道对于边区最大的感想就是民众生活的进步：
不再简单的靠小米和黑豆混日子，同时，也再没有衣服不足的苦痛了。③
根据斯坦因与边区店铺掌柜的谈话，农民的购买力在不断的增高。④孔昭恺对边区的生产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对比：
边区近努力生产的结果，“丰衣足食”四字已喧腾在人口，在街头墙边。以大后方都市眼光去看，丰足的程度，不如想象;不过从过去陕甘宁边区一带农村情况与中共人士流离北上过大草原吃皮鞋的时代比起来，现在边区的人士们自有他们满意的理由。⑤
赵超构也感受颇深，“比起军阀时代，陕北民众生活是改善得多了”。⑥
第三，政府倡导、民众积极参与的乡村新氛围。在边区乡村动员中，爱泼斯坦认为：
法令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村为民主选举的基本单位，减轻农民的田租和利息的重荷，由于农民对多做工作能多得剩余的信心提高，大大地鼓励了生产，由于提高了生产的愿望，合理的方法和合作社组织发展起来了，由于农民对保全并增加全未有过的幸福有了决心，便生长了一种极明显的自觉的抗日的爱国主义。⑦
对于中共在乡村组织起来的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等，赵超构认为“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的综合品”，“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与旧形式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⑧边区乡村社会建设的各项政策正是政府通过利用农村各项传统形式、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改造来实施的，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接受程度。通过参观，一些记者认为边区发展模式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如斯坦因所言：
在和国民党同业的谈话中，我注意到很多人，当他们发现，一旦潜伏的精力得到自由和刺激，一切阶级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在最困难的情形下能够做的事情时，一种忠心的矛盾使他们苦恼，他们对于中国的爱国的忠心使他们倾向于承认延安的许多成就，因此对中国前途更有希望。⑨
总之，通过这次中外记者对边区的访问，一些对中共和边区有偏见的记者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们对边区乡村社会情况的客观描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边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在国外，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考察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说：“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最好办法，莫如任令人们往来于两个区域之间，许多误会就会消失。”⑩
许多边区以外的人士乃至海外人士正是通过这些记者的著述了解了边区的乡村社会和政治制度，大大地提高了中共及陕甘宁边区在国内外的影响。
【作者简介】耿磊，男，河南漯河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政权与中国社会变迁。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