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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休谟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相互生成、彼此制约。在怀疑主义的观照下，证据链消失。关于历史的推论都是一种因果关系的推论，但因果联系不过是主观上的习惯性联想，是现象之间的“恒常连结”，所有关于历史的推理不过是些思辨性的意见，这与历史事实不能等同。坚持人性同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失，虽然那表明休谟对实体说的批判不够彻底。智识经验促成休谟的怀疑主义立场，而生活经验成为休谟在历史研究中所信赖，在古代史研究中，我们应选择相信初始经验，相信恒常连结，习惯是可靠的指南。
关键词 证据，经验，实体，观念，信念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08-0059-05
大卫·休谟（1711—1776年）的怀疑主义与其历史性立场相关，这种历史性立场关涉具体处境和事件，由经验主义衍生而来。在历史研究中，怀疑主义所导致的证据缺失由经验来弥补，二者相互生成、彼此制约。休谟作为经验主义者是学界共识，不过经验还可以细分：生活经验和智识经验。前者倾向于从对生活世界的直觉体验而得出经验结论；后者倾向于从对心理活动的内在体验和反省而得出的经验结论，比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简单地讲，智识经验促成休谟的怀疑主义立场，而生活经验成为休谟在历史研究中所信赖。
休谟质疑所有哲学家的言论，他认为这些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提出过分死板的原理，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广泛的多样性，而大自然在她的所有运作中却极为钟爱多样性。哲学家一旦抓住了他中意得某个原理（它或许能解释很多自然现象），便将它无限扩大，去解释万事万物，将每一种现象都归因于它，尽管他们的推论牵强、荒谬，我们的思维因此而变得狭隘短浅，不能认识大自然的多样性和广度，却以为大自然的运作也像我们的思考一样受到了限制”。①一个生动活泼、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被我们人为的概念和原理切割得支离破碎，这种认识直到19世纪末法国学者柏格森那里才有系统表述，随后这种哲学批判观照下的意识流小说方才兴起。
休谟的怀疑主义立场与其个人学术倾向有关，不过也不能否认当时存在的一种怀疑和批判的学术氛围，可能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反动。实际上，怀疑主义“就含在西方文化的骨髓里。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似乎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怀疑论。启蒙运动领袖之一狄德罗曾说：‘一切事物都需检验，一切都需过滤筛选。没有任何例外，不怕伤谁的感情’。在狄德罗宣布的新时代里，思考的人必须‘无情地践踏’过所有旧的传统，向每一种思考障碍提出质疑。自那时起，没有所谓既定前提，也没有不容置疑的事”。②不过，休谟对怀疑主义也有自觉审慎的反思，他指责那种粗鄙而愚昧的怀疑主义“给通常人以一种抗拒他们所不易了解的事物的普遍的偏见，使他们对于每一种需要精深推理来证明和建立的原则，一概拒不接受”。③肤浅的怀疑主义对知识增长无益。
在这种氛围下，休谟对事实的质疑，对因果关系的重新思考也算情理之中。他发现，“关于实际事情的一切理论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仅凭借这种关系，我们就可以超出我们记忆和感观的证据以外。如果你问一个人，他为什么相信任何不存在的事实，例如，问他为什么相信他的朋友是在国内或在法国，他便会给你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又是别的一些事实，类如他接到他朋友的一封信，或者知道他先前的决心和预告。一个人如果在荒岛上找到一个表或其他任何机器，他就会断言说，从前那个岛上一定有过人”。①因果关系是人们赖以作出判断的根据。人们相信事实情况的一切推理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它们的关系被比作逻辑中的根据和论断的关系，但是休谟却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它其实只是我们的先有观念和后续观念的习惯性推论。我们观察到一些事情前后相连，如寒冷降雪，火能生热，于是我们推论这两种事物之间有因果关系，使得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出现，就期待另一个出现，因果联系只不过是主观上的习惯性推想。心灵因习惯而以为二者有联系，这就是因果关系的真实内容，因此我们深信不疑的科学定律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相信“归纳原则”的结果。波普尔主要从此点出发，提出了对历史学界影响甚深的“覆盖定律模型”，②旨在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统一。
在休谟看来，不能认为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有必然关系，或者说一件事物造就另一件事物，只是我们比较多的看到一件事物的出现伴随另一件事物的出现，由此，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恒常连结。因果关系不是世界或自然的本质，只是我们对两种事物前后相继出现而形成的心理习惯。休谟之前，这种认识已经在伊斯兰哲学家那里出现，休谟之后，罗素进一步将因果关系斥之为迷信。
因果关系被解构之后，休谟指出：“关于实际事情的一切推论都是这种性质。我们总是假设，在现在的事实和由此推得的事实之间，必然有一种联系。”③历史被休谟列入有关“实际事情”的学问里，因此研究历史不仅需要假设，还有研究假设和推理结论之间联系的必要。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美无缺，我们需要考量的是它能不能启发后人，休谟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休谟在逻辑上承认因果关系，而事实上取消因果关系，是由对历史偶然性的关注生发而来。他说：“有一条原理可被看做确定无疑：任何事物本身都既不高尚也不卑贱，既不可爱也不可憎，既不美也不丑；事物的这些特征来自人类情感倾向的特性与构造。”④将这种观点再推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是：“心灵单独运作，产生了臧否褒贬的情感，断定某个对象是丑的和可憎的，断定另一个对象是美的和可爱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性质其实也并不存在于对象中，而完全属于进行褒贬的心灵的感受。”⑤他甚至发现偶然性的普遍存在：“一切民族特性都不取决于确定的精神因素，而是来自上述一些偶然因素；自然因素对人类心灵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将未显现的原因视为并不存在，这是一切哲学当中的一条基本准则。”⑥即使是政府的起源也带有偶然性。⑦其实，休谟早已经发现“历史的事实和思辨性的意见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⑧这和当代史家柯文的“逻辑推理的正确并不等于那就是历史事实”的意见如出一辙。 经验主义的立场相信知识来源于经验，但历史却很特殊。历史一去不复返，它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经验对象，我们可以感知和经验现在，却不能经验过去，而一切逻辑推理都变得不可靠，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弥补这种缺失？或许这对休谟而言，根本不成问题。首先，休谟的历史研究在其学问体系中相对独立；其次，他区分了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在其学问体系里，相信人性同一性在一定范围内的确定无疑。
休谟的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不是逻辑推演的顺序结构，而是并列、互相制约的关系。休谟对经验主义立场有过经典表述：
任何事物的存在，只能以其原因或结果为论证，来加以证明，这些论证是完全建立在经验上的。我们如果先验地来推论，那任何事物都可以产生任何别的事物。石子的降落也许会把太阳消灭了，人的意志也许可以控制行星的运转。只有经验可以把因果的本性和范围教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根据一件事物的存在，来推测另一件事物的存在。或然性的推论，其基础就是这样的，虽然这种推论形成了大部分人类知识，并且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源泉。①
这段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我们的观念超不出我们的经验”。②柯林武德赞美了从洛克到休谟的经验主义者们对实体的攻击。休谟坚持一种经验主义的立场，坚持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比如你意识到旁边有一张桌子，你所意识的不过是汇聚在你头脑中各种感觉（颜色、形状）的集合。人不能超越自己的意识观察外在于意识的东西，当你闭上眼睛，桌子消失，就无法说明它是持续存在的，仅仅是观察主体在假设它的存在。“实体观念正如样态观念一样，只是一些简单观念的集合体，这些简单观念经由想象结合起来，被我们赋予一个特殊的名称，借此我们便可以向自己或他人提到那个集合体”。③实体已经被休谟主观化或唯名论。对实体观念的摈弃在柯林武德看来是一种历史性思维，这种历史性思维对我们认知是有益的。中国大儒朱熹尊经抑史，他认为：“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邪！”④他主张：“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⑤相较之，休谟认为知识源于经验，经验终结之处便是知识完结之时，从而把社会现象从神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为历史学身份认同和独立创造了条件。人们甚至在休谟的论述中奇迹般地发现“历史主义思想的萌芽”，以至于历史主义论的代表人物赫尔德在看了休谟的《论国民性》一文后热情赞扬道：休谟以“一种生动的方式”表明“每一阶段，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其自己的风俗”。⑥
休谟对实体说的批判并不彻底，他在历史考察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人性不变。涉及具体问题，则充斥了对人性的各种假设，演绎出各种结论。如“见异思迁，反复无常，本是人类的天性，所以极易受种种不同观点、原理和行为准则的影响。一种东西，当你信奉某种思想方法时可能认为是正确的，等到你接受了另一套截然相反的观点态度时就会认为是谬误”。⑦一般认为，启蒙运动导致了一种冰冷的形式主义，就像荷兰小说家尼可拉斯·比茨于1837年所说：启蒙运动“给予我们的是冷冰冰的形式主义：A B=C。温度从人类热血的水平降到冰点以下。它真的像下大雪一样落下了许多宏大观念。虽然很清新，但它最终还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寒冷”。⑧柯林武德甚至指出，18世纪有的只是“人性的科学”，而不是历史学，休谟像启蒙运动的那些人们一样“被一种实质主义的人性观阻拦在科学历史学的门外”。⑨
就休谟本人而言，坚持人性同一性是有道理的。在漫长岁月中，充满偶然性，但人性几乎无甚变化，古人和今人在心性上的相似，有助于我们通过观察和联想，推此及彼，自然地认识历史，“你想知道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感情、心向和日常生活么？你好好研究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情和行为好了。你如把由后两国人所得的大部分观察结果推到前两国人上，你是不会有大错误的。人类在一切时间和地方都是十分相仿的，所以历史在这个特殊的方面并不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新奇的事情”。⑩在休谟看来，“我们不但在身体的动作方面，而且在人类的动机和行为方面，都会确信无疑地普遍地承认有一种一律性”。①正因为人性同一性，“波里比阿和塔西佗所描写过的人物正和现在管理世界的那些人相仿”。②不过，休谟也认识到希腊人在他们行为的许多方面——乱伦、杀婴、同性恋、自杀——是与现代法国人迥然有别的，于是他主张：人类行为的任何差异最终都能用“习惯与教育”这个统一原则来解释，从而保持理论的一致性。
对人性的关注，和对人性不变的坚持者并不仅仅只有休谟。与休谟一样，罗素认为历史在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知识方面，是无可估价的。罗素的人性论是其整个思想的理论基础，1950年他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说谈的仍然是人性和历史。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性，研究人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环境下的具体表现。罗素认为，历史最根本的源头不应该单纯地求之于社会制度或物质生产方式或者其他，而应该进一步向着人心或人性的深处去追寻。在休谟那里，“人性”并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先天给定了的，是永恒不变的。罗素又进一步化约为“本能”来解释历史。他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因素。例如：罗素把人性简约成占有欲、权利欲和创造欲三部分，认为这三者是先天给定的，或者至少是目前还看不出它们的变化。比较来看，似乎对休谟也不能过分苛责。而且休谟本人在思考时始终保持一种开放态度，人们总是能从他那里读出不一样的意思。卡西尔就与柯林武德持相反意见：休谟“不太注意对历史进行静态的研究——这种研究旨在认识人性的恒久属性，而更多地留意历史过程本身，而不是构成这种过程的前提的坚实基础”，“休谟不仅作为逻辑学家，还作为历史哲学家批判了实体概念。他甚至不是把历史描述为稳定的发展过程，而是津津乐道于它的不停的变化和对过程本身的观察”。③
因为休谟作出的某些区分，就得出这样的认识：理性不能驱散怀疑的乌云，但大自然本身却能达到这个目的，并在实际生活中给我们一种必要性来像其他人那样生活、交流。人类知识尽管缺乏绝对的真理，却能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也表现在上述引文的第二层意思上，“只有经验可以把因果的本性和范围教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根据一件事物的存在，来推测另一件事物的存在”。因此休谟认为虽然无法把握古代历史，但古代史的证据并不会随着单纯的长度而毁灭。 这就涉及“恒常连结”的概念，经常性的联系让我们可以理性的推衍。比如雪遇到火会融化，在荒岛上看到废弃的用具会猜测曾经有人来过这里……对于古代史的推测也可以遵循这样一种常识：“联系任何原始事实和作为信念基础的当前印象的那些环节虽然是无数的，可是它们都是相同种类，都依靠于印刷者和抄写者的忠实。一版之后继之以第二版、第三版，这样一直下去，直到我们目前所阅读的这一册。在各个步骤之间没有变化。我们知道了一个步骤，就知道了一切步骤。我们经历了一个步骤，对其余的步骤就不再怀疑。单是这一个条件就保存了历史的证据，且会将当前记忆传到最后一代”。④依赖这种忠实性，初始经验得以一代代保存，如果后代在千万年以后怀疑是否有过尤利斯·恺撒这个人，那似乎就是违反常识的。
对“恒常连结”的信任就可能会对多种初始经验产生认同，比如，“我们相信，恺撒于3月15日在元老院遇刺；是因为这个事实是根据历史学家们一致的证据所确立的，这些历史学家都一致给它指定这个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这里有若干符号和文字呈现于我们的记忆或感官之前；我们也记得这些文字符号曾被用作某些观念的记号；这些观念或者是存在于行刺时亲自在场、并由这件事的存在直接得到这些观念的那些人的心中；或者是这些观念是由别人的证据得来，而那个证据又从另一个证据得来，这样清楚可见地层层推进，直至最后我们达到那些目击此事发生的人们为止”。⑤如此，“即使这些印象已经完全从记忆中消失，它们所产生的信念仍然可以存在。同样真实的是：关于因果的一切推理原来都是由某种印象得来的，正像某种理证的信据永远是来自观念的比较一样，虽然这种比较已被遗忘，信据却仍然可以继续存在”。⑥
这种历史演进的策略与胡适的“历史的方法”异曲同工，胡适“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子孙”。①学界多认为从结果追溯原因之法是自休谟始。“论辩表明教授历史最好的方法是从已知追溯不知；从我们所熟知的制度、法律和习俗追溯它们遥远时代的起源，这种方法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正如吉本提到的那样，‘人们更乐意于从原因下溯结果，而不是从结果上溯原因’。然而，休谟实践了这种方法。他写历史如霍恩所说，‘像巫师祷告，从后往前’”。②休谟为了对爱尔兰国事有合理的认识，认为“往前回溯一段时间，并且简要的联系一下英国那场难忘的革命时期两地间的交往，是很有必要的”。③
人们相信，历史学家有能力揭示过去所发生的事，“这样一种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常识性的信念，是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所毫无疑义地接受的一种常识性信念”。④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知识可能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但相信这些关于世界的描述是相当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很好地解释我们的感性经验”。⑤这些信念为我们提供行动指南，一般而言，还相当成功。所以我们是出于实践的原因持这种信念的。休谟对历史学的探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
针对古代史证据的可信性，休谟是相信常识判断和理性演绎的。托马斯·里德在批判休谟等人“观念论”基础上建立了“常识学派”，实际上只看到休谟对智识经验的思考，以为自笛卡尔，经洛克、贝克莱至休谟，最核心的主张是哲学思考的唯一正当方法是对心灵和知觉的反省，却忽视了休谟对自身立场的质疑，对智识经验的反省，从而导致他向生活经验寻求确定性慰藉的转变。
知识是相对的，认识主体需要能动性。休谟认为，心灵不能总是无止境的推论，我们需要一些信念，“理性永不能使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对象的存在涵摄另外一个对象的存在；因而当我们由一个对象的印象推移到另一个对象的观念或信念上时，我们不是由理性所决定，而是由习惯或联想原则所决定”。⑥例如，休谟并不认为上帝存在，但是他要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有道德观念，信仰上帝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本能。休谟确信，自然神论者和理性基督徒都错了，因为他们大谈用理性来支持各种宗教，其实我们对宗教的信仰只是一种信念的选择，习俗是可靠的指南。
如果说经验的超验化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色，⑦对休谟思想的考虑还应该更谨慎、全面一些。怀疑主义立场促成他的自我反思，一位真正的怀疑主义者对自己的怀疑主义亦持怀疑态度，他知道自己也终将遭到批判。亦诚如巴特菲尔德所说：“不偏执历史，历史极为有用。”⑧温和的怀疑主义对历史研究极为有用。怀疑的态度助长求知，也促使人们保持一种开放的心境。
【作者简介】段艳，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为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Hume 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Abstract： Hume’s empiricism and skepticism were generated each other. Because of skepticism， historical evidence disappeared. Inference of history was nothing but the kind of causal inference， and causation is nothing but habitual inference， that was constant conjunction. All of historical inferences were nothing but speculative ideas， which were not historical facts. To Hume，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was not same as daily experience. Hume considered that mankind were so much the same， in all times and places， although it showed that his critic about substance was not thorough enough. In history of study， we should choose to believe initial experience and constant conjunction. Habit was a reliable guide.
Key Words： Evidence， Experience， Substance， Idea， Belief
关键词 证据，经验，实体，观念，信念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08-0059-05
大卫·休谟（1711—1776年）的怀疑主义与其历史性立场相关，这种历史性立场关涉具体处境和事件，由经验主义衍生而来。在历史研究中，怀疑主义所导致的证据缺失由经验来弥补，二者相互生成、彼此制约。休谟作为经验主义者是学界共识，不过经验还可以细分：生活经验和智识经验。前者倾向于从对生活世界的直觉体验而得出经验结论；后者倾向于从对心理活动的内在体验和反省而得出的经验结论，比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简单地讲，智识经验促成休谟的怀疑主义立场，而生活经验成为休谟在历史研究中所信赖。
休谟质疑所有哲学家的言论，他认为这些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提出过分死板的原理，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广泛的多样性，而大自然在她的所有运作中却极为钟爱多样性。哲学家一旦抓住了他中意得某个原理（它或许能解释很多自然现象），便将它无限扩大，去解释万事万物，将每一种现象都归因于它，尽管他们的推论牵强、荒谬，我们的思维因此而变得狭隘短浅，不能认识大自然的多样性和广度，却以为大自然的运作也像我们的思考一样受到了限制”。①一个生动活泼、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被我们人为的概念和原理切割得支离破碎，这种认识直到19世纪末法国学者柏格森那里才有系统表述，随后这种哲学批判观照下的意识流小说方才兴起。
休谟的怀疑主义立场与其个人学术倾向有关，不过也不能否认当时存在的一种怀疑和批判的学术氛围，可能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反动。实际上，怀疑主义“就含在西方文化的骨髓里。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似乎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怀疑论。启蒙运动领袖之一狄德罗曾说：‘一切事物都需检验，一切都需过滤筛选。没有任何例外，不怕伤谁的感情’。在狄德罗宣布的新时代里，思考的人必须‘无情地践踏’过所有旧的传统，向每一种思考障碍提出质疑。自那时起，没有所谓既定前提，也没有不容置疑的事”。②不过，休谟对怀疑主义也有自觉审慎的反思，他指责那种粗鄙而愚昧的怀疑主义“给通常人以一种抗拒他们所不易了解的事物的普遍的偏见，使他们对于每一种需要精深推理来证明和建立的原则，一概拒不接受”。③肤浅的怀疑主义对知识增长无益。
在这种氛围下，休谟对事实的质疑，对因果关系的重新思考也算情理之中。他发现，“关于实际事情的一切理论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仅凭借这种关系，我们就可以超出我们记忆和感观的证据以外。如果你问一个人，他为什么相信任何不存在的事实，例如，问他为什么相信他的朋友是在国内或在法国，他便会给你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又是别的一些事实，类如他接到他朋友的一封信，或者知道他先前的决心和预告。一个人如果在荒岛上找到一个表或其他任何机器，他就会断言说，从前那个岛上一定有过人”。①因果关系是人们赖以作出判断的根据。人们相信事实情况的一切推理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它们的关系被比作逻辑中的根据和论断的关系，但是休谟却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它其实只是我们的先有观念和后续观念的习惯性推论。我们观察到一些事情前后相连，如寒冷降雪，火能生热，于是我们推论这两种事物之间有因果关系，使得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出现，就期待另一个出现，因果联系只不过是主观上的习惯性推想。心灵因习惯而以为二者有联系，这就是因果关系的真实内容，因此我们深信不疑的科学定律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相信“归纳原则”的结果。波普尔主要从此点出发，提出了对历史学界影响甚深的“覆盖定律模型”，②旨在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统一。
在休谟看来，不能认为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有必然关系，或者说一件事物造就另一件事物，只是我们比较多的看到一件事物的出现伴随另一件事物的出现，由此，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恒常连结。因果关系不是世界或自然的本质，只是我们对两种事物前后相继出现而形成的心理习惯。休谟之前，这种认识已经在伊斯兰哲学家那里出现，休谟之后，罗素进一步将因果关系斥之为迷信。
因果关系被解构之后，休谟指出：“关于实际事情的一切推论都是这种性质。我们总是假设，在现在的事实和由此推得的事实之间，必然有一种联系。”③历史被休谟列入有关“实际事情”的学问里，因此研究历史不仅需要假设，还有研究假设和推理结论之间联系的必要。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美无缺，我们需要考量的是它能不能启发后人，休谟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休谟在逻辑上承认因果关系，而事实上取消因果关系，是由对历史偶然性的关注生发而来。他说：“有一条原理可被看做确定无疑：任何事物本身都既不高尚也不卑贱，既不可爱也不可憎，既不美也不丑；事物的这些特征来自人类情感倾向的特性与构造。”④将这种观点再推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是：“心灵单独运作，产生了臧否褒贬的情感，断定某个对象是丑的和可憎的，断定另一个对象是美的和可爱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性质其实也并不存在于对象中，而完全属于进行褒贬的心灵的感受。”⑤他甚至发现偶然性的普遍存在：“一切民族特性都不取决于确定的精神因素，而是来自上述一些偶然因素；自然因素对人类心灵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将未显现的原因视为并不存在，这是一切哲学当中的一条基本准则。”⑥即使是政府的起源也带有偶然性。⑦其实，休谟早已经发现“历史的事实和思辨性的意见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⑧这和当代史家柯文的“逻辑推理的正确并不等于那就是历史事实”的意见如出一辙。 经验主义的立场相信知识来源于经验，但历史却很特殊。历史一去不复返，它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经验对象，我们可以感知和经验现在，却不能经验过去，而一切逻辑推理都变得不可靠，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弥补这种缺失？或许这对休谟而言，根本不成问题。首先，休谟的历史研究在其学问体系中相对独立；其次，他区分了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在其学问体系里，相信人性同一性在一定范围内的确定无疑。
休谟的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不是逻辑推演的顺序结构，而是并列、互相制约的关系。休谟对经验主义立场有过经典表述：
任何事物的存在，只能以其原因或结果为论证，来加以证明，这些论证是完全建立在经验上的。我们如果先验地来推论，那任何事物都可以产生任何别的事物。石子的降落也许会把太阳消灭了，人的意志也许可以控制行星的运转。只有经验可以把因果的本性和范围教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根据一件事物的存在，来推测另一件事物的存在。或然性的推论，其基础就是这样的，虽然这种推论形成了大部分人类知识，并且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源泉。①
这段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我们的观念超不出我们的经验”。②柯林武德赞美了从洛克到休谟的经验主义者们对实体的攻击。休谟坚持一种经验主义的立场，坚持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比如你意识到旁边有一张桌子，你所意识的不过是汇聚在你头脑中各种感觉（颜色、形状）的集合。人不能超越自己的意识观察外在于意识的东西，当你闭上眼睛，桌子消失，就无法说明它是持续存在的，仅仅是观察主体在假设它的存在。“实体观念正如样态观念一样，只是一些简单观念的集合体，这些简单观念经由想象结合起来，被我们赋予一个特殊的名称，借此我们便可以向自己或他人提到那个集合体”。③实体已经被休谟主观化或唯名论。对实体观念的摈弃在柯林武德看来是一种历史性思维，这种历史性思维对我们认知是有益的。中国大儒朱熹尊经抑史，他认为：“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邪！”④他主张：“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⑤相较之，休谟认为知识源于经验，经验终结之处便是知识完结之时，从而把社会现象从神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为历史学身份认同和独立创造了条件。人们甚至在休谟的论述中奇迹般地发现“历史主义思想的萌芽”，以至于历史主义论的代表人物赫尔德在看了休谟的《论国民性》一文后热情赞扬道：休谟以“一种生动的方式”表明“每一阶段，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其自己的风俗”。⑥
休谟对实体说的批判并不彻底，他在历史考察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人性不变。涉及具体问题，则充斥了对人性的各种假设，演绎出各种结论。如“见异思迁，反复无常，本是人类的天性，所以极易受种种不同观点、原理和行为准则的影响。一种东西，当你信奉某种思想方法时可能认为是正确的，等到你接受了另一套截然相反的观点态度时就会认为是谬误”。⑦一般认为，启蒙运动导致了一种冰冷的形式主义，就像荷兰小说家尼可拉斯·比茨于1837年所说：启蒙运动“给予我们的是冷冰冰的形式主义：A B=C。温度从人类热血的水平降到冰点以下。它真的像下大雪一样落下了许多宏大观念。虽然很清新，但它最终还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寒冷”。⑧柯林武德甚至指出，18世纪有的只是“人性的科学”，而不是历史学，休谟像启蒙运动的那些人们一样“被一种实质主义的人性观阻拦在科学历史学的门外”。⑨
就休谟本人而言，坚持人性同一性是有道理的。在漫长岁月中，充满偶然性，但人性几乎无甚变化，古人和今人在心性上的相似，有助于我们通过观察和联想，推此及彼，自然地认识历史，“你想知道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感情、心向和日常生活么？你好好研究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情和行为好了。你如把由后两国人所得的大部分观察结果推到前两国人上，你是不会有大错误的。人类在一切时间和地方都是十分相仿的，所以历史在这个特殊的方面并不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新奇的事情”。⑩在休谟看来，“我们不但在身体的动作方面，而且在人类的动机和行为方面，都会确信无疑地普遍地承认有一种一律性”。①正因为人性同一性，“波里比阿和塔西佗所描写过的人物正和现在管理世界的那些人相仿”。②不过，休谟也认识到希腊人在他们行为的许多方面——乱伦、杀婴、同性恋、自杀——是与现代法国人迥然有别的，于是他主张：人类行为的任何差异最终都能用“习惯与教育”这个统一原则来解释，从而保持理论的一致性。
对人性的关注，和对人性不变的坚持者并不仅仅只有休谟。与休谟一样，罗素认为历史在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知识方面，是无可估价的。罗素的人性论是其整个思想的理论基础，1950年他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说谈的仍然是人性和历史。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性，研究人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环境下的具体表现。罗素认为，历史最根本的源头不应该单纯地求之于社会制度或物质生产方式或者其他，而应该进一步向着人心或人性的深处去追寻。在休谟那里，“人性”并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先天给定了的，是永恒不变的。罗素又进一步化约为“本能”来解释历史。他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因素。例如：罗素把人性简约成占有欲、权利欲和创造欲三部分，认为这三者是先天给定的，或者至少是目前还看不出它们的变化。比较来看，似乎对休谟也不能过分苛责。而且休谟本人在思考时始终保持一种开放态度，人们总是能从他那里读出不一样的意思。卡西尔就与柯林武德持相反意见：休谟“不太注意对历史进行静态的研究——这种研究旨在认识人性的恒久属性，而更多地留意历史过程本身，而不是构成这种过程的前提的坚实基础”，“休谟不仅作为逻辑学家，还作为历史哲学家批判了实体概念。他甚至不是把历史描述为稳定的发展过程，而是津津乐道于它的不停的变化和对过程本身的观察”。③
因为休谟作出的某些区分，就得出这样的认识：理性不能驱散怀疑的乌云，但大自然本身却能达到这个目的，并在实际生活中给我们一种必要性来像其他人那样生活、交流。人类知识尽管缺乏绝对的真理，却能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也表现在上述引文的第二层意思上，“只有经验可以把因果的本性和范围教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根据一件事物的存在，来推测另一件事物的存在”。因此休谟认为虽然无法把握古代历史，但古代史的证据并不会随着单纯的长度而毁灭。 这就涉及“恒常连结”的概念，经常性的联系让我们可以理性的推衍。比如雪遇到火会融化，在荒岛上看到废弃的用具会猜测曾经有人来过这里……对于古代史的推测也可以遵循这样一种常识：“联系任何原始事实和作为信念基础的当前印象的那些环节虽然是无数的，可是它们都是相同种类，都依靠于印刷者和抄写者的忠实。一版之后继之以第二版、第三版，这样一直下去，直到我们目前所阅读的这一册。在各个步骤之间没有变化。我们知道了一个步骤，就知道了一切步骤。我们经历了一个步骤，对其余的步骤就不再怀疑。单是这一个条件就保存了历史的证据，且会将当前记忆传到最后一代”。④依赖这种忠实性，初始经验得以一代代保存，如果后代在千万年以后怀疑是否有过尤利斯·恺撒这个人，那似乎就是违反常识的。
对“恒常连结”的信任就可能会对多种初始经验产生认同，比如，“我们相信，恺撒于3月15日在元老院遇刺；是因为这个事实是根据历史学家们一致的证据所确立的，这些历史学家都一致给它指定这个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这里有若干符号和文字呈现于我们的记忆或感官之前；我们也记得这些文字符号曾被用作某些观念的记号；这些观念或者是存在于行刺时亲自在场、并由这件事的存在直接得到这些观念的那些人的心中；或者是这些观念是由别人的证据得来，而那个证据又从另一个证据得来，这样清楚可见地层层推进，直至最后我们达到那些目击此事发生的人们为止”。⑤如此，“即使这些印象已经完全从记忆中消失，它们所产生的信念仍然可以存在。同样真实的是：关于因果的一切推理原来都是由某种印象得来的，正像某种理证的信据永远是来自观念的比较一样，虽然这种比较已被遗忘，信据却仍然可以继续存在”。⑥
这种历史演进的策略与胡适的“历史的方法”异曲同工，胡适“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子孙”。①学界多认为从结果追溯原因之法是自休谟始。“论辩表明教授历史最好的方法是从已知追溯不知；从我们所熟知的制度、法律和习俗追溯它们遥远时代的起源，这种方法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正如吉本提到的那样，‘人们更乐意于从原因下溯结果，而不是从结果上溯原因’。然而，休谟实践了这种方法。他写历史如霍恩所说，‘像巫师祷告，从后往前’”。②休谟为了对爱尔兰国事有合理的认识，认为“往前回溯一段时间，并且简要的联系一下英国那场难忘的革命时期两地间的交往，是很有必要的”。③
人们相信，历史学家有能力揭示过去所发生的事，“这样一种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常识性的信念，是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所毫无疑义地接受的一种常识性信念”。④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知识可能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但相信这些关于世界的描述是相当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很好地解释我们的感性经验”。⑤这些信念为我们提供行动指南，一般而言，还相当成功。所以我们是出于实践的原因持这种信念的。休谟对历史学的探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
针对古代史证据的可信性，休谟是相信常识判断和理性演绎的。托马斯·里德在批判休谟等人“观念论”基础上建立了“常识学派”，实际上只看到休谟对智识经验的思考，以为自笛卡尔，经洛克、贝克莱至休谟，最核心的主张是哲学思考的唯一正当方法是对心灵和知觉的反省，却忽视了休谟对自身立场的质疑，对智识经验的反省，从而导致他向生活经验寻求确定性慰藉的转变。
知识是相对的，认识主体需要能动性。休谟认为，心灵不能总是无止境的推论，我们需要一些信念，“理性永不能使我们相信，任何一个对象的存在涵摄另外一个对象的存在；因而当我们由一个对象的印象推移到另一个对象的观念或信念上时，我们不是由理性所决定，而是由习惯或联想原则所决定”。⑥例如，休谟并不认为上帝存在，但是他要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有道德观念，信仰上帝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本能。休谟确信，自然神论者和理性基督徒都错了，因为他们大谈用理性来支持各种宗教，其实我们对宗教的信仰只是一种信念的选择，习俗是可靠的指南。
如果说经验的超验化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色，⑦对休谟思想的考虑还应该更谨慎、全面一些。怀疑主义立场促成他的自我反思，一位真正的怀疑主义者对自己的怀疑主义亦持怀疑态度，他知道自己也终将遭到批判。亦诚如巴特菲尔德所说：“不偏执历史，历史极为有用。”⑧温和的怀疑主义对历史研究极为有用。怀疑的态度助长求知，也促使人们保持一种开放的心境。
【作者简介】段艳，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为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Hume 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Abstract： Hume’s empiricism and skepticism were generated each other. Because of skepticism， historical evidence disappeared. Inference of history was nothing but the kind of causal inference， and causation is nothing but habitual inference， that was constant conjunction. All of historical inferences were nothing but speculative ideas， which were not historical facts. To Hume，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was not same as daily experience. Hume considered that mankind were so much the same， in all times and places， although it showed that his critic about substance was not thorough enough. In history of study， we should choose to believe initial experience and constant conjunction. Habit was a reliable guide.
Key Words： Evidence， Experience， Substance， Idea， Bel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