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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班子换届以后，一方面，应该发挥年轻的、新领导班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另外一方面，也要有科学的政绩观、发展观。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发展。实际上是很多地区取得重大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经验。
“凡是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单位，一律不提拔干部。凡是后备干部都一律安排到大项目一线锻炼、考核。除了公检法和纪委，其余任何机关都有招商指标，人大与政协亦不例外，比如城建局和宣传部是每年1000万元，卫生局是2000万元的指标，经贸委是4000万元。”
这是江苏省某市近几年所推行的“霸道招商法”。
“一切为了大项目，为了大项目的一切”。此城市某城区办公楼上赫然悬挂的这个标语横幅，其内容精髓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发展过程中亦非鲜见。改革开放30年中的中国多数地方，或早或晚，都曾经、正在或者准备如此奔跑奋发。
9月19日，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
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此次学习的部分要求。
地方官员的政绩观与发展观无疑深刻影响着当地发展导向。那么，地方官员究竟该以怎样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实践?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教授。
中国报道：近期发生的山西襄汾溃坝和三鹿奶粉事件中，针对地方领导的行政问责引人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情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作为?
房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各方面成就巨大。从政治和历史发展角度来观察，我认为有两个“积极”的背景因素：一是市场经济调动了市场的积极性和力量，而世界上其他众多国家搞市场经济，却并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大的成就，原因就在于第二个积极因素，就是政府。我们既能够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造就了中国的奇迹。
可以说，中国的发展，与政府的规划、管理、引导、调控密不可分，但这其中，不可避免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要发展，政府和官员个人的作用发挥十分重要。同样的制度条件下，如果政府和官员能够做得好，制度就能起到很积极的作用，反之，制度会成为弊病。
制度不是一条线，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范围要如何操作，官员需要掌握尺度。
中央从2004年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这实际上就是对各级政府在规划、管理、引导、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思想。发展还是首要任务，但是，要实现科学地发展，这与片面强调量的积累，也即通俗的“GDP主义”大不相同。
山西非法采掘煤矿，三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以及现在许多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情况，首先是一些市场主体片面追求利润。但在这背后政府到哪里去了?表面上看是政府监管不力，但是为什么监管不力?其实还是对科学发展观落实不到位。三鹿集团，无疑是当地增加GDP的主力，也是纳税大户。
但是，是不是只要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是好的?现在是非已经很清楚了。从根本上来讲，这还是一个各级政府以及官员，怎样能够真正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在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准来做事情的问题。
中国报道：根据“十七大”报告的部署，今年是“行政问责年”。因为溃坝事件，孟学农请辞，有媒体称其为“悲情”人物。您怎么看官员在这两起事件中的反应?
房宁：我个人很同情孟学农。官员勇于负责是好事，但孟学农辞职，公众还是有疑问：什么样的责任应该由哪一级的领导来担负?
这其实进一步引出了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建立问责制当然很必要，但是，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才刚刚建立起来，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
山西溃坝这件事情的责任，应该有一个具体层级划分问题，责任应该细分。作为不同级别的行政首长，甚至是党政一把手，在哪些问题上担负责任?如果出现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问责制应该严密、完整，甚至公开。
从社会心理上来说，“官员辞职”就是要给社会一个交代，是要“服众”。但由于社会公众未必了解政府内部事先的约定或制度，“服众”的效果就未必好。
中国报道：您以前曾表示，逐渐露出苗头的官商一体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您认为这两件事情中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房宁：现在这两件事情还不好说。但是目前的确有些群体性事件，比如云南孟连的胶农冲突，还有我以前在四川汉元做调研，了解到的那里发生过一些群体性事件，背后都是有官商一体的经济动因。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个体制机制性的腐败，而且更加隐蔽，更不容易确定责任与界线。
这应该进一步引起高度关注。搞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官商分明。一方面，这对市场秩序是一种保障，其次也有利于保持廉洁的政风。
公共权力不能私有化、集团化、利益化。但官商一体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时候界线不清，其隐蔽性也在此。有些领导的直系亲属经商获利，说不清楚究竟是把领导干部的影响力转化为一种市场资源，还是确实凭自己的经营和努力取胜。
这个问题，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反腐倡廉建设的过程中，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报道：就您所了解，官员换届后，造成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浪费，或者政策频繁调整等现象。是否普遍?
房宁：官员换届具有两面性。刚才我提到，中国的发展依靠“两个积极性”，其中，政府的积极性很重要。政府官员吐故纳新，日趋年轻化，也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支持和保证。那么，新上任的干部干劲很足，也是好的。
但同时，这其中当然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发展得好的地方，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七八任领导班子，但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沿着确定的且被证明是正确的发展战略的方向去努力，20多年一以贯之地坚持正确的发展战略，从而使之脱颖而出，取得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例如浙江的义乌和台州，义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小商品集群点，台州则发展成我国一种内生性的乡土工业化产业集群，成为我国基建加工等重要行业的重要加工基地。
领导班子换届以后，一方面，应该发挥年轻的、新领导班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另外一方面，也要有科学的政绩观、发展观。如果已经确定了被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发展战略，就应该坚持并不断完善、推进，而不要轻易地另起炉灶。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发展，实际上是很多地区取得重大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经验。
中国报道：在很多地方，官员片面追求GDP，造成自身压力也很大，甚至很多招商的官员不堪重负，反而自己下海。您如何看待官员的这种心态?
房宁：中国的发展，各级政府官员功不可没。中国官员现在很忙、很辛苦，“白加黑”(白天加晚上)、“5 2”(工作日加周末)成为普遍现象，甚至把个人情感、健康都投入了工作。
这就需要做一个区分，官员要忙在点子上，忙在科学发展观上，不要忙在所谓形象工程上，更不能忙在为个人谋利的事情上。
科学发展观要落实到科学的政绩观，科学的政绩观又要落实到官员考核评价的机制上。这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指挥棒，促使广大官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作为，把工作干到实处。
官员太忙，不仅和我国现在快速的事业发展有关，同时也和工作方式有关。应当关心广大干部的生活和健康，官员需要合理的娱乐和休息，这样其实更有利于工作，也是可持续发展嘛。官员的文化修养也应引起高度的重视，这关系到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也与反腐倡廉关系密切。一个格调高雅、志趣高尚的官员，是不易腐败的。应当重视官员的学习，注重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修养和格调。
“凡是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单位，一律不提拔干部。凡是后备干部都一律安排到大项目一线锻炼、考核。除了公检法和纪委，其余任何机关都有招商指标，人大与政协亦不例外，比如城建局和宣传部是每年1000万元，卫生局是2000万元的指标，经贸委是4000万元。”
这是江苏省某市近几年所推行的“霸道招商法”。
“一切为了大项目，为了大项目的一切”。此城市某城区办公楼上赫然悬挂的这个标语横幅，其内容精髓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发展过程中亦非鲜见。改革开放30年中的中国多数地方，或早或晚，都曾经、正在或者准备如此奔跑奋发。
9月19日，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
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此次学习的部分要求。
地方官员的政绩观与发展观无疑深刻影响着当地发展导向。那么，地方官员究竟该以怎样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实践?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教授。
中国报道：近期发生的山西襄汾溃坝和三鹿奶粉事件中，针对地方领导的行政问责引人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情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作为?
房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各方面成就巨大。从政治和历史发展角度来观察，我认为有两个“积极”的背景因素：一是市场经济调动了市场的积极性和力量，而世界上其他众多国家搞市场经济，却并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大的成就，原因就在于第二个积极因素，就是政府。我们既能够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造就了中国的奇迹。
可以说，中国的发展，与政府的规划、管理、引导、调控密不可分，但这其中，不可避免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要发展，政府和官员个人的作用发挥十分重要。同样的制度条件下，如果政府和官员能够做得好，制度就能起到很积极的作用，反之，制度会成为弊病。
制度不是一条线，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范围要如何操作，官员需要掌握尺度。
中央从2004年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这实际上就是对各级政府在规划、管理、引导、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思想。发展还是首要任务，但是，要实现科学地发展，这与片面强调量的积累，也即通俗的“GDP主义”大不相同。
山西非法采掘煤矿，三鹿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以及现在许多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情况，首先是一些市场主体片面追求利润。但在这背后政府到哪里去了?表面上看是政府监管不力，但是为什么监管不力?其实还是对科学发展观落实不到位。三鹿集团，无疑是当地增加GDP的主力，也是纳税大户。
但是，是不是只要是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是好的?现在是非已经很清楚了。从根本上来讲，这还是一个各级政府以及官员，怎样能够真正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在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准来做事情的问题。
中国报道：根据“十七大”报告的部署，今年是“行政问责年”。因为溃坝事件，孟学农请辞，有媒体称其为“悲情”人物。您怎么看官员在这两起事件中的反应?
房宁：我个人很同情孟学农。官员勇于负责是好事，但孟学农辞职，公众还是有疑问：什么样的责任应该由哪一级的领导来担负?
这其实进一步引出了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建立问责制当然很必要，但是，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才刚刚建立起来，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
山西溃坝这件事情的责任，应该有一个具体层级划分问题，责任应该细分。作为不同级别的行政首长，甚至是党政一把手，在哪些问题上担负责任?如果出现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问责制应该严密、完整，甚至公开。
从社会心理上来说，“官员辞职”就是要给社会一个交代，是要“服众”。但由于社会公众未必了解政府内部事先的约定或制度，“服众”的效果就未必好。
中国报道：您以前曾表示，逐渐露出苗头的官商一体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您认为这两件事情中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房宁：现在这两件事情还不好说。但是目前的确有些群体性事件，比如云南孟连的胶农冲突，还有我以前在四川汉元做调研，了解到的那里发生过一些群体性事件，背后都是有官商一体的经济动因。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一个体制机制性的腐败，而且更加隐蔽，更不容易确定责任与界线。
这应该进一步引起高度关注。搞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官商分明。一方面，这对市场秩序是一种保障，其次也有利于保持廉洁的政风。
公共权力不能私有化、集团化、利益化。但官商一体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时候界线不清，其隐蔽性也在此。有些领导的直系亲属经商获利，说不清楚究竟是把领导干部的影响力转化为一种市场资源，还是确实凭自己的经营和努力取胜。
这个问题，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反腐倡廉建设的过程中，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报道：就您所了解，官员换届后，造成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浪费，或者政策频繁调整等现象。是否普遍?
房宁：官员换届具有两面性。刚才我提到，中国的发展依靠“两个积极性”，其中，政府的积极性很重要。政府官员吐故纳新，日趋年轻化，也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支持和保证。那么，新上任的干部干劲很足，也是好的。
但同时，这其中当然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发展得好的地方，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七八任领导班子，但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沿着确定的且被证明是正确的发展战略的方向去努力，20多年一以贯之地坚持正确的发展战略，从而使之脱颖而出，取得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例如浙江的义乌和台州，义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小商品集群点，台州则发展成我国一种内生性的乡土工业化产业集群，成为我国基建加工等重要行业的重要加工基地。
领导班子换届以后，一方面，应该发挥年轻的、新领导班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另外一方面，也要有科学的政绩观、发展观。如果已经确定了被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发展战略，就应该坚持并不断完善、推进，而不要轻易地另起炉灶。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发展，实际上是很多地区取得重大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经验。
中国报道：在很多地方，官员片面追求GDP，造成自身压力也很大，甚至很多招商的官员不堪重负，反而自己下海。您如何看待官员的这种心态?
房宁：中国的发展，各级政府官员功不可没。中国官员现在很忙、很辛苦，“白加黑”(白天加晚上)、“5 2”(工作日加周末)成为普遍现象，甚至把个人情感、健康都投入了工作。
这就需要做一个区分，官员要忙在点子上，忙在科学发展观上，不要忙在所谓形象工程上，更不能忙在为个人谋利的事情上。
科学发展观要落实到科学的政绩观，科学的政绩观又要落实到官员考核评价的机制上。这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指挥棒，促使广大官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作为，把工作干到实处。
官员太忙，不仅和我国现在快速的事业发展有关，同时也和工作方式有关。应当关心广大干部的生活和健康，官员需要合理的娱乐和休息，这样其实更有利于工作，也是可持续发展嘛。官员的文化修养也应引起高度的重视，这关系到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也与反腐倡廉关系密切。一个格调高雅、志趣高尚的官员，是不易腐败的。应当重视官员的学习，注重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修养和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