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世界因三种基于基因的新冠疫苗在临床试验中被证明有效而欢呼雀跃。但在10月研究人员披露，用于修复人类胚胎发育初期阶段的失明基因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工具，其脱靶效应常常会导致整条或绝大部分染色体消失。
　　这两件事前后不过一个月，说明了生物工程的憧憬和风险。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最新报告清楚地表明，生物科学和先进数据分析的最新突破，有助于我们解决重大人类挑战，但我们也要仔细思索如何遏制其严重的潜在风险。
　　当今生物创新风潮颇为汹涌。60%左右的世界经济实体投入，要么是生物投入，要么未来可用生物工艺生产。比如，尼龙已可以通过转基因酵母生产，而不需要石化产品。许多此类生产的“生物途径”有望减少能源和水的使用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目前可用的区区400项生物应用，可以在2050年让年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9%。
　　又如，CRISPR-Cas9是一种突出的、日益普及的技术，可用于操纵遗传物质，让“编辑生命”变得越来越可能。
　　但修改生物具有内在风险。如今，CRISPR工具可以在网上买到，任何人只要具备一定的生物学知识，都有可能创造和释放新的生物体，包括有害细菌和病毒。而生物有机体可以自我复制、自我维持和互相关联。应用于传染病携带者（如传播疟疾的按蚊）的所谓基因驱动，可能拯救大量生命，但我们无法控制它们。正在巴西进行田野实验的下一代“基因编辑蚊子”原本应该死去，却在5年后仍然滋生。
　　另一个关注点是数据隐私。数字科技的迅速传播，引起了关于科技公司使用个人数据的激烈争论，比如购物习惯和社交媒体行为等。但获得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生物数据，代表着另一种层面的私密知识。
　　此外，生物革命可能导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性。突破性疗法、表现提升物质和生殖选择等应用仍然无比昂贵，只有富人才承担得起。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算，未来10～20年，大约70%的病患减少将出现在高收入国家。
　　因此，除非得到谨慎的管理，某些新生物应用的风险可能超过潜在收益。科学家追求创新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社会的关注很重要，创新者必须受到持续有效的监督。幸运的是，记录表明他们正是这么做的。
　　比如，1975年，著名科学家、律师和医药专家在加州召开阿西洛玛会议，起草了自愿指南以确保DNA重组技术的安全性。最近，美国生物化学家珍妮弗·杜德纳和法国微生物学家艾曼努尔·夏庞蒂埃因发明CRISPR而荣获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他们在回应该工具被用于人类双胞胎胚胎的基因编辑时，呼吁对这项技术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
　　目前的监管很不均匀。比如，截至2019年年底，美国生殖医学学会基本上放任医院和家长决定在植入胚胎之前，用怎样的基因检测与诊断技术辨别缺陷。但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协會进行严格的程序监管，只允许出于医学目的之用途，并在此基础上只适用于特定的缺陷。
　　在理想情况下，公民也必须参与争论，因为他们对如何应用科学的满意水平会影响监管者。比如，英国在1991年成立了独立的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它会向监管者提供决策建议。
　　当今的许多生物创新十分复杂，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它们才能知道它们对生活和社会的影响。唯有精诚合作，政府、社会、企业和公众才能释放生物学的积极力量，同时有效管理风险。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马提亚·艾弗尔斯是麦肯锡汉堡办事处高级合伙人，麦肯锡公司制药和医学产品实践全球研究和开发工作联合主管。迈克尔·崔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合伙人，研究长期技术趋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