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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腐蚀》在茅盾抗战时期的作品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作者没有理性分析，用宏大构思和繁琐结构勾勒一幅社会的全景图，而用日记体，既让赵慧明在国统特务的环境中体验五味杂陈的心灵焦灼，又附着一层政治寓意。这说明茅盾“完全可以运用往日的情感体验，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并不一定非要走从抽象命题出发的路。”[1]可以从中窥见一个对人生有着特殊敏感把握的艺术家的身影。
关键词：赵慧明；身份；个人；政治
作者简介：马心宇（1994.9-），女，汉族，山东省威海人，中国传媒大学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1
《腐蚀》的主題是表达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痛斥，茅盾没有用波诡云谲的情节和社会分析手法却选取了日记体。其意义在于用一种最“个人”的方式传达出最“政治”的主题。赵惠明的身份恰恰创设了安放“个人”与“政治”两者的空间，使茅盾在承载情感潮汐的同时寄托了现实政治的诉求。“任何一种情绪都不仅仅是它自身，它一定还暗含着对造成它的各种社会和个体原因的暗示。”[2]小说的写成并不单单靠既定主题，暗中支持的正是人物的感性形象和细腻的情感体验。
笔者认为作者通过两个方面将情感涌动和政治内容联系起来。一是利用“国民党特务”这一特殊定位具有的前文本的政治价值判断，二是用“人性”定位党性。
首先，赵惠明呈现着撕裂的双重灵魂，正是作为特务，才会喊叫着“还有几个人，我要一一对他们报复！”[3]才能敏感地洞悉判断并且抓住他人把柄作为自己的毒牙，同时她又不是特务，所以才痛苦忏悔“我的手上沾过纯洁无辜者的血。虽然我也是被牺牲者，我不愿借此宽恕自己。”，本应产生激烈冲突的情节却被消解，如她奉命去说服小昭，却没有对共产党的仇恨和杀伐的决心，只有感情的复苏，敌我的冲突内化为内心的挣扎。也正因为她不具备特务的果敢决绝，才放弃了冒险逃跑而失去救出小昭的机会。她一面接受组织的任务另一面又痛骂自己所属的机构，在两方的拉扯中，身份的模糊性与分裂性不断增强。
正是国民党特务的定位将个人性体验与政治性内容结合，使她先天就具有政治性的价值判断，即误入歧途，必然要“向善”，从而前文本地规定了方向性，她必须不断“忏悔”面对心灵的煎熬。“每一部具有某种力量的文学作品——不管它的作者是否头脑里想着读者来创作它——事实上，都是一种沿着各种趣味方向来控制读者的涉及与超然的精心创作的体系。”[4]当作家选择某种语气、角度来叙述一个事件时，实际上也在向读者暗示一种理解事件的方式，这种视角正好完成了个人性向政治性的转变。然而作为特务，她没有高明的手段和明确的政治理念，本应得心应手的美人计连对陈胖子也没有具体效果。身份缺少实质性的内涵，形成了意义上的空洞，她并不是作为一个国统特务而被书写，而是作为一个失足落水的青年被展开，“特务性”不过是小女儿性的务实与狡狯，她本质就是“章秋柳”或“慧女士”，是茅盾返回自身情感记忆的结果，只不过带上了国统特务的帽子，时时提醒她曾经犯下的恶果，督促她忏悔。身份定位与人物形象之间存在着裂隙，也是个人性与政治性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赵惠明的危机不是个人要求与国家、党派的冲突，而是“人性”与“兽性”的纠缠。她的困境是精神上的紧张，处在虚伪算计与推杯换盏中，她渴求真情，所以她对F有心，对K有情，对小昭旧情复燃，“K这人是有几分神秘的，不过我还是喜欢他……为什么？都是因为太寂寞，都是因为天天接触的全是太卑鄙，太恶劣。”[5]她对小昭情感的复苏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对当年纯真感情的向往，为了把来自情感与精神上的焦虑与政治性的内容结合，茅盾将其放在具体人设上，去影响和引导赵惠明的选择。
《腐蚀》中国民党、日伪特务的形象都是伪善面孔，卑鄙虚伪又贪婪可憎，充满“兽性”，而共产党人正直善良而温情诚恳，K和萍甚至在怀疑赵惠明身份后不加害她，反而从正面引导、鼓励她。茅盾在人道主义的基准上区分党派，在缺少信仰的赵惠明身上，人性的要求自然转化为政治反映，控诉的同时自然具有了正确的倾向。在成长中，她不断拒绝的是身上的“国民党性”，而不断迎接获得的正是“共产党性”，所以她从为了自保而出卖K与萍的赵惠明变为“自己走不动”也要送走N的战士。
赵慧明身份的个人与政治的双重性恰恰安放茅盾灵魂对于残酷人生的敏感把握和参与社会战场的内心趣味的双重诉求。最后赵的转变虽是响应读者，但笔者认为仍有着茅盾情感的诉求，赵惠明的自新是对灵魂的拯救，同时个人与政治双重叠合的身份使茅盾不必在个人的情感体验外去寻找政治性的内容，而可以直接对这种体验做具有政治性的改造，是个人主体对政治主体的置换，个人的道德伦理选择取代并悬置了政治选择与政治困境，所以相比于梅行素向革命者转变的生硬和隔膜，赵慧明的自新之路更加自然。赵身上凝聚了茅盾返回自身情感记忆与现实理性要求的深刻纠缠与融合，情感的价值与理性的要求矛盾而又和谐地存在于她身上，或许在那个时代，抛去了理性分析，情感力量在满耳是粗粝的叫嚣的时候更能够使人动心。
参考文献：
[1]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见《所罗门的瓶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9页.
[2]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见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41页.
[3]茅盾《腐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第18页.
[4]W·C布斯著 华明、胡晓苏等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 第137 页.
[5]茅盾《腐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第65页.
关键词：赵慧明；身份；个人；政治
作者简介：马心宇（1994.9-），女，汉族，山东省威海人，中国传媒大学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1
《腐蚀》的主題是表达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痛斥，茅盾没有用波诡云谲的情节和社会分析手法却选取了日记体。其意义在于用一种最“个人”的方式传达出最“政治”的主题。赵惠明的身份恰恰创设了安放“个人”与“政治”两者的空间，使茅盾在承载情感潮汐的同时寄托了现实政治的诉求。“任何一种情绪都不仅仅是它自身，它一定还暗含着对造成它的各种社会和个体原因的暗示。”[2]小说的写成并不单单靠既定主题，暗中支持的正是人物的感性形象和细腻的情感体验。
笔者认为作者通过两个方面将情感涌动和政治内容联系起来。一是利用“国民党特务”这一特殊定位具有的前文本的政治价值判断，二是用“人性”定位党性。
首先，赵惠明呈现着撕裂的双重灵魂，正是作为特务，才会喊叫着“还有几个人，我要一一对他们报复！”[3]才能敏感地洞悉判断并且抓住他人把柄作为自己的毒牙，同时她又不是特务，所以才痛苦忏悔“我的手上沾过纯洁无辜者的血。虽然我也是被牺牲者，我不愿借此宽恕自己。”，本应产生激烈冲突的情节却被消解，如她奉命去说服小昭，却没有对共产党的仇恨和杀伐的决心，只有感情的复苏，敌我的冲突内化为内心的挣扎。也正因为她不具备特务的果敢决绝，才放弃了冒险逃跑而失去救出小昭的机会。她一面接受组织的任务另一面又痛骂自己所属的机构，在两方的拉扯中，身份的模糊性与分裂性不断增强。
正是国民党特务的定位将个人性体验与政治性内容结合，使她先天就具有政治性的价值判断，即误入歧途，必然要“向善”，从而前文本地规定了方向性，她必须不断“忏悔”面对心灵的煎熬。“每一部具有某种力量的文学作品——不管它的作者是否头脑里想着读者来创作它——事实上，都是一种沿着各种趣味方向来控制读者的涉及与超然的精心创作的体系。”[4]当作家选择某种语气、角度来叙述一个事件时，实际上也在向读者暗示一种理解事件的方式，这种视角正好完成了个人性向政治性的转变。然而作为特务，她没有高明的手段和明确的政治理念，本应得心应手的美人计连对陈胖子也没有具体效果。身份缺少实质性的内涵，形成了意义上的空洞，她并不是作为一个国统特务而被书写，而是作为一个失足落水的青年被展开，“特务性”不过是小女儿性的务实与狡狯，她本质就是“章秋柳”或“慧女士”，是茅盾返回自身情感记忆的结果，只不过带上了国统特务的帽子，时时提醒她曾经犯下的恶果，督促她忏悔。身份定位与人物形象之间存在着裂隙，也是个人性与政治性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赵惠明的危机不是个人要求与国家、党派的冲突，而是“人性”与“兽性”的纠缠。她的困境是精神上的紧张，处在虚伪算计与推杯换盏中，她渴求真情，所以她对F有心，对K有情，对小昭旧情复燃，“K这人是有几分神秘的，不过我还是喜欢他……为什么？都是因为太寂寞，都是因为天天接触的全是太卑鄙，太恶劣。”[5]她对小昭情感的复苏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对当年纯真感情的向往，为了把来自情感与精神上的焦虑与政治性的内容结合，茅盾将其放在具体人设上，去影响和引导赵惠明的选择。
《腐蚀》中国民党、日伪特务的形象都是伪善面孔，卑鄙虚伪又贪婪可憎，充满“兽性”，而共产党人正直善良而温情诚恳，K和萍甚至在怀疑赵惠明身份后不加害她，反而从正面引导、鼓励她。茅盾在人道主义的基准上区分党派，在缺少信仰的赵惠明身上，人性的要求自然转化为政治反映，控诉的同时自然具有了正确的倾向。在成长中，她不断拒绝的是身上的“国民党性”，而不断迎接获得的正是“共产党性”，所以她从为了自保而出卖K与萍的赵惠明变为“自己走不动”也要送走N的战士。
赵慧明身份的个人与政治的双重性恰恰安放茅盾灵魂对于残酷人生的敏感把握和参与社会战场的内心趣味的双重诉求。最后赵的转变虽是响应读者，但笔者认为仍有着茅盾情感的诉求，赵惠明的自新是对灵魂的拯救，同时个人与政治双重叠合的身份使茅盾不必在个人的情感体验外去寻找政治性的内容，而可以直接对这种体验做具有政治性的改造，是个人主体对政治主体的置换，个人的道德伦理选择取代并悬置了政治选择与政治困境，所以相比于梅行素向革命者转变的生硬和隔膜，赵慧明的自新之路更加自然。赵身上凝聚了茅盾返回自身情感记忆与现实理性要求的深刻纠缠与融合，情感的价值与理性的要求矛盾而又和谐地存在于她身上，或许在那个时代，抛去了理性分析，情感力量在满耳是粗粝的叫嚣的时候更能够使人动心。
参考文献：
[1]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见《所罗门的瓶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9页.
[2]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见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41页.
[3]茅盾《腐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第18页.
[4]W·C布斯著 华明、胡晓苏等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 第137 页.
[5]茅盾《腐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