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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存在与荒诞的思考展现了加缪作为存在主义作家的担当，萨义德却提出，加缪的文学作品也是法国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反叛者》是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独立王国》中的一篇。本文以《反叛者》为例，通过分析文本中存在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试图证明加缪与法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同一性。
关键词：加缪；后殖民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反叛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2
一、引言
阿尔贝.加缪作为存在主义作家的一员广为人知，他对世界、人生、荒诞、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以及形成的荒诞哲学，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所在。但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提出：“加缪关于抵抗和生存冲突的叙述现在可以被看作是文化与帝国主义争论的一部分。”[1]的确，加缪独特的生平经历，决定了他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难以割裂的同一性。尽管这种意识形态被有关“存在”的思考所遮蔽，但后殖民主义话语一直潜伏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之中。在《反叛者》中，借助于文本所表现的宗教题材内容，后殖民主义话语结构显得略微清晰。
《反叛者》是加缪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独立王国》中的一篇，小说塑造了一位狂热的宗教信徒形象，展现了其传教及叛教的整个过程。
二、早期基督殖民历史的重现
将基督教福音传遍天下是基督徒义不容辞的使命。几百年来，他们一直相信，耶稣的十二使徒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1492年12月12日，当哥伦布和他的同伴踏上新大陆时，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基督徒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后，再次承担起传播福音的使命。
早期的基督传教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传教士孤身深入西方所谓的蛮荒之地，试图拯救野蛮人的灵魂，用信仰感化他们。当这种努力宣告失败后，他便求助于国内的殖民主义武力；二是殖民主义先用武力打开新大陆的通道，再从国内调遣传教士对土著进行思想控制。[2]《反叛者》的传教过程生动再现了早期基督殖民历史的两种基本形式。
盐城是沙漠中一座闭关自守的城市，那里的居民野蛮残暴，正是反叛者理想的布道之地。“对手若越是盲目、残暴、刚愎自用、顽固不化，那么他的自白就越能证明胜利者至高无上。”[3]无奈，被割舌的反叛者臣服于偶像，宣告了传教的失败。于是法国军队武力占领盐城，并将巫师割舌之后囚禁起来，这是再现了传教的第一种基本形式。等待随军牧师贝福尔的到来，很明显又是照应了“武力先行，传教随后”的模式。这种对早期殖民历史的互文对照，确立了将《反叛者》一文划归到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可能性。
三、作为“象征秩序”文本的存在
美国学者阿布都.R.简.默哈默德将殖民主义文本分为“想象秩序”和“象征秩序”两大类。在“想象秩序”文本中，作者将帝国形象投射在土著人身上，并以此来表现欧洲人的自我异化，完全忽视了土著人的特质。“象征秩序”文本的作者则更能意识到欧洲人和土著个体之间的差异，并利用土著文化来反思欧洲的价值观。反叛者对偶像的崇拜与狂热信仰，体现出加缪对土著信仰的关照，并且以土著信仰和价值观反思欧洲人信仰的脆弱和相对性，从而使《反叛者》这部作品可以划归为“象征秩序”类文本。
“象征秩序”文本的表层仍然根据“想象秩序”的标志构成的，这种标志也就是殖民主义文本的中心特征：摩尼教寓言——一个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自我与他人尖锐对立而又能任意互换的领域。加缪对《反叛者》的文本处理，通过极力刻画盐城的荒芜野蛮，体现出明显的摩尼教二元对立格局。
首先，盐城的具体位置和历史都被加缪模糊掉了，甚至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无从知晓，盐城只是中央高原上的人们对它的称呼。“这地方离任何生物都还有三十天路程，它是沙漠当间儿的一块低谷；在这里，白昼酷热，活物之间无法交往，因为在它们当间儿树起了无形的火焰和燃烧的晶体做成的‘钉耙’；到了夜里，严寒又将它们一个个锁闭在盐城的‘幽居’里。”（P27）这里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令人望而却步。似乎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偶然，一场大雨过后一切便都消逝。反观反叛者沐浴着基督教光辉的中央高原老家，即使反叛者对那里有诸多不满，老家也仍然是个能保证温饱的文明开化的城市，拥有“格里诺布尔的阳光”和“穿薄裙子的姑娘们”。其次，土著居民的话语权被完全剥夺，唯一的发声也不过是女人难以理解的尖声怪叫。他们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没有个性，像是沙漠中的一缕幽魂，处处彰显着与法国白人的种族差别。“当热浪飙升时，空气简直像一锅热汤。我汗流浃背，他们却若无其事。”（P28）巫师可以说是文本中着墨较多的人物，但从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行为更像是原始巫术而不是现代宗教体系，他的形象也一直被隐蔽在面具之下。有一次巫师不戴面具闯入房间，然而加缪似乎是忘记了去刻画他的面容。真的忘记还是故意忽略，我们不得而知。相反，在文本中出现的法国人虽然也不是全部有名有姓，但他们的行为是完全个性的。加缪以职业或者职位称呼他们——修道院院长、年老神甫、中尉，使读者很容易区分他们的存在，与之对立，土著人留存在读者脑海里的形象只是混沌的整体，完全不能独立存在。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当局派遣的牧师还未到达，军官已将他的名字——贝福尔牧师——传播到盐城的每个角落。偶像信仰与基督信仰之间的优劣之分，高下立见。
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的长达一世纪的殖民，使法国帝国主义对于自己的殖民霸主形象愈发满意。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已经深刻地渗透到每一位法国公民心中，作为宗主国国民的优越感与认同感是加缪不能抑制的情感流露，也是他逃不开摩尼教寓言的原因。但加缪并没有止步于此，反叛者对基督教“信仰——反叛——皈依”的过程，蕴含着加缪对基督教信仰的反思。基督教倡导容忍，“这便是主！请看，他不打人也不杀人，他指挥作战都柔声柔气。你打他的左脸他便伸出右脸。”（P22）反叛者对此深信不疑并试图以容忍来感化土著人，所以当土著人对他进行侮辱时，他感到兴奋，“人家把我带到他面前的像座下，让我喝一碗苦而又苦的黑汤，我的脑袋立刻像着了火。我忍不住大笑，这便是侮辱，实在使我受辱。”（P30）以为感化土著人的时刻即将到来。事实却并没有如他所愿，容忍换来的是更残酷的折磨，最终反而是他屈服于武力而对偶像顶礼膜拜。加缪于此嘲讽了基督教信仰的脆弱性，又通过反叛者对偶像的背叛，上升到对整个人类信仰的反思与嘲讽，由此成为殖民主义文学中典型的“象征秩序”文本。
四、结语
反叛者对于基督教“信仰——反叛——皈依”的过程，不仅仅体现了加缪对于信仰稳定性的反思，更折射出他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困惑。“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旅裔散居。……‘从何处来’和‘身在何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后殖民的主流文化势力影响的结果。”[4]作为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白人，加缪必须不断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界定。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矛盾成为加缪难以言说的痛楚。加缪自小生活在阿尔及尔的贫民区，他对种族界限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能深刻体会被殖民者生活的艰辛。表现在《反叛者》的文本中，反叛者未及传教便被羁押在偶像之家，对偶像的顶礼膜拜是每日熏陶浸润的结果。他自认为了解盐城居民的想法，而且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所以自告奋勇去射杀新来的传教士，以此来证明他与偶像统一战线的决心，却没有料到他与盐城居民的选择背道而驰，所谓的了解也不过是自以为是罢了。
加缪的法国血统决定了他与法国帝国主义不可分割的现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使加缪陷入了左右两难的痛苦境地，他既希望法国当局能够解脱阿拉伯人的生存困境，又希望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权益能够不受损伤。“我相信正义，但是在捍卫正义之前，我先要保卫我的母亲。”[5]这句话标示着加缪的最终选择——与法国帝国主义的协调一致。
《反叛者》与基督殖民历史的互文以及摩尼教寓言的设立，体现了加缪帝国主义代言者的身份，论证了萨義德对于加缪身份定位的正确性，成为了解加缪以及《流亡与独立王国》这部小说集的全新视角。
参考文献：
[1]【美国】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第245页。
[2]参阅：胡斯托.L.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上下卷）》，赵城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出版，上卷。
[3]【法国】阿尔贝.加缪：《流亡与独立王国》，丁世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25页。下文引用该书均出自本版本，随正文注明页码。
[4]《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言第7页。
[5]李军：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尴尬境地，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4月。
关键词：加缪；后殖民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反叛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2
一、引言
阿尔贝.加缪作为存在主义作家的一员广为人知，他对世界、人生、荒诞、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以及形成的荒诞哲学，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所在。但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提出：“加缪关于抵抗和生存冲突的叙述现在可以被看作是文化与帝国主义争论的一部分。”[1]的确，加缪独特的生平经历，决定了他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难以割裂的同一性。尽管这种意识形态被有关“存在”的思考所遮蔽，但后殖民主义话语一直潜伏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之中。在《反叛者》中，借助于文本所表现的宗教题材内容，后殖民主义话语结构显得略微清晰。
《反叛者》是加缪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独立王国》中的一篇，小说塑造了一位狂热的宗教信徒形象，展现了其传教及叛教的整个过程。
二、早期基督殖民历史的重现
将基督教福音传遍天下是基督徒义不容辞的使命。几百年来，他们一直相信，耶稣的十二使徒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1492年12月12日，当哥伦布和他的同伴踏上新大陆时，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基督徒在经历了最初的迷茫后，再次承担起传播福音的使命。
早期的基督传教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传教士孤身深入西方所谓的蛮荒之地，试图拯救野蛮人的灵魂，用信仰感化他们。当这种努力宣告失败后，他便求助于国内的殖民主义武力；二是殖民主义先用武力打开新大陆的通道，再从国内调遣传教士对土著进行思想控制。[2]《反叛者》的传教过程生动再现了早期基督殖民历史的两种基本形式。
盐城是沙漠中一座闭关自守的城市，那里的居民野蛮残暴，正是反叛者理想的布道之地。“对手若越是盲目、残暴、刚愎自用、顽固不化，那么他的自白就越能证明胜利者至高无上。”[3]无奈，被割舌的反叛者臣服于偶像，宣告了传教的失败。于是法国军队武力占领盐城，并将巫师割舌之后囚禁起来，这是再现了传教的第一种基本形式。等待随军牧师贝福尔的到来，很明显又是照应了“武力先行，传教随后”的模式。这种对早期殖民历史的互文对照，确立了将《反叛者》一文划归到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可能性。
三、作为“象征秩序”文本的存在
美国学者阿布都.R.简.默哈默德将殖民主义文本分为“想象秩序”和“象征秩序”两大类。在“想象秩序”文本中，作者将帝国形象投射在土著人身上，并以此来表现欧洲人的自我异化，完全忽视了土著人的特质。“象征秩序”文本的作者则更能意识到欧洲人和土著个体之间的差异，并利用土著文化来反思欧洲的价值观。反叛者对偶像的崇拜与狂热信仰，体现出加缪对土著信仰的关照，并且以土著信仰和价值观反思欧洲人信仰的脆弱和相对性，从而使《反叛者》这部作品可以划归为“象征秩序”类文本。
“象征秩序”文本的表层仍然根据“想象秩序”的标志构成的，这种标志也就是殖民主义文本的中心特征：摩尼教寓言——一个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自我与他人尖锐对立而又能任意互换的领域。加缪对《反叛者》的文本处理，通过极力刻画盐城的荒芜野蛮，体现出明显的摩尼教二元对立格局。
首先，盐城的具体位置和历史都被加缪模糊掉了，甚至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无从知晓，盐城只是中央高原上的人们对它的称呼。“这地方离任何生物都还有三十天路程，它是沙漠当间儿的一块低谷；在这里，白昼酷热，活物之间无法交往，因为在它们当间儿树起了无形的火焰和燃烧的晶体做成的‘钉耙’；到了夜里，严寒又将它们一个个锁闭在盐城的‘幽居’里。”（P27）这里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令人望而却步。似乎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偶然，一场大雨过后一切便都消逝。反观反叛者沐浴着基督教光辉的中央高原老家，即使反叛者对那里有诸多不满，老家也仍然是个能保证温饱的文明开化的城市，拥有“格里诺布尔的阳光”和“穿薄裙子的姑娘们”。其次，土著居民的话语权被完全剥夺，唯一的发声也不过是女人难以理解的尖声怪叫。他们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没有个性，像是沙漠中的一缕幽魂，处处彰显着与法国白人的种族差别。“当热浪飙升时，空气简直像一锅热汤。我汗流浃背，他们却若无其事。”（P28）巫师可以说是文本中着墨较多的人物，但从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行为更像是原始巫术而不是现代宗教体系，他的形象也一直被隐蔽在面具之下。有一次巫师不戴面具闯入房间，然而加缪似乎是忘记了去刻画他的面容。真的忘记还是故意忽略，我们不得而知。相反，在文本中出现的法国人虽然也不是全部有名有姓，但他们的行为是完全个性的。加缪以职业或者职位称呼他们——修道院院长、年老神甫、中尉，使读者很容易区分他们的存在，与之对立，土著人留存在读者脑海里的形象只是混沌的整体，完全不能独立存在。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当局派遣的牧师还未到达，军官已将他的名字——贝福尔牧师——传播到盐城的每个角落。偶像信仰与基督信仰之间的优劣之分，高下立见。
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的长达一世纪的殖民，使法国帝国主义对于自己的殖民霸主形象愈发满意。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已经深刻地渗透到每一位法国公民心中，作为宗主国国民的优越感与认同感是加缪不能抑制的情感流露，也是他逃不开摩尼教寓言的原因。但加缪并没有止步于此，反叛者对基督教“信仰——反叛——皈依”的过程，蕴含着加缪对基督教信仰的反思。基督教倡导容忍，“这便是主！请看，他不打人也不杀人，他指挥作战都柔声柔气。你打他的左脸他便伸出右脸。”（P22）反叛者对此深信不疑并试图以容忍来感化土著人，所以当土著人对他进行侮辱时，他感到兴奋，“人家把我带到他面前的像座下，让我喝一碗苦而又苦的黑汤，我的脑袋立刻像着了火。我忍不住大笑，这便是侮辱，实在使我受辱。”（P30）以为感化土著人的时刻即将到来。事实却并没有如他所愿，容忍换来的是更残酷的折磨，最终反而是他屈服于武力而对偶像顶礼膜拜。加缪于此嘲讽了基督教信仰的脆弱性，又通过反叛者对偶像的背叛，上升到对整个人类信仰的反思与嘲讽，由此成为殖民主义文学中典型的“象征秩序”文本。
四、结语
反叛者对于基督教“信仰——反叛——皈依”的过程，不仅仅体现了加缪对于信仰稳定性的反思，更折射出他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困惑。“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旅裔散居。……‘从何处来’和‘身在何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后殖民的主流文化势力影响的结果。”[4]作为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白人，加缪必须不断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界定。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矛盾成为加缪难以言说的痛楚。加缪自小生活在阿尔及尔的贫民区，他对种族界限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能深刻体会被殖民者生活的艰辛。表现在《反叛者》的文本中，反叛者未及传教便被羁押在偶像之家，对偶像的顶礼膜拜是每日熏陶浸润的结果。他自认为了解盐城居民的想法，而且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所以自告奋勇去射杀新来的传教士，以此来证明他与偶像统一战线的决心，却没有料到他与盐城居民的选择背道而驰，所谓的了解也不过是自以为是罢了。
加缪的法国血统决定了他与法国帝国主义不可分割的现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使加缪陷入了左右两难的痛苦境地，他既希望法国当局能够解脱阿拉伯人的生存困境，又希望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权益能够不受损伤。“我相信正义，但是在捍卫正义之前，我先要保卫我的母亲。”[5]这句话标示着加缪的最终选择——与法国帝国主义的协调一致。
《反叛者》与基督殖民历史的互文以及摩尼教寓言的设立，体现了加缪帝国主义代言者的身份，论证了萨義德对于加缪身份定位的正确性，成为了解加缪以及《流亡与独立王国》这部小说集的全新视角。
参考文献：
[1]【美国】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第245页。
[2]参阅：胡斯托.L.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上下卷）》，赵城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出版，上卷。
[3]【法国】阿尔贝.加缪：《流亡与独立王国》，丁世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25页。下文引用该书均出自本版本，随正文注明页码。
[4]《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言第7页。
[5]李军：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尴尬境地，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