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扑营的故事

　　蒙古人作为游牧人，没有中原的武林，也不玩我们的武术，但是他们喜欢摔跤。摔跤是作为日常的游戏还是军事训练，实际上说不清，很可能作为前者的份额大一些，但于战场上的肉搏，也会有些间接的益处。满族人崛起，跟蒙古人结盟，蒙古人的地位，跟满族人相若。尤其是科尔沁草原上诸部落，跟满族人的关系密切得像一家人一样，因此，满族人也喜欢上了摔跤。为此，八旗特设善扑营，专门训练摔跤高手。后来，善扑营取开放姿态，不仅满族人蒙古人，汉族人和回民中的高手，也可以通过考试进来。
　　跟蒙古人一样，摔跤也是八旗子弟日常游戏的一部分，而且是得到皇帝鼓励的部分，因为可以保持民族的勇武之风。所以，上至王公贵胄，下至贫寒八旗子弟，一度都好这一口儿。当年康熙擒鳌拜，就是蓄养了一帮摔跤少年，当庭将之拿下的。而鳌拜自己也是一个摔跤高手，只是好虎架不住群狼，才失手的。据说，咸丰的宠臣肃顺，也是摔跤里手，有“满洲庆忌”之称，平时跟人角力，赢多输少。后来辛酉政变，西太后与恭亲王奕联手，京城八旗，都在奕手里，其中也包括善扑营。抓肃顺的时候，是醇亲王奕领队的，因为肃顺的缘故，特意带了几个善扑营的高手。
　　善扑营的人，是要经过考试入选定级的，入选者，被称为“布库”（满语），俗称扑户。扑户分为三级，头等最高，三等最低，不同等级的人，薪饷不同。善扑营安在北京沙滩大佛寺，每月初一、十五，定期举行比赛。善扑营的扑户们要参加，而营外的人，如果想吃这碗饭，也可以到大佛寺官厅报名，参加比赛，赢了的话，就可以入选，进入善扑营吃官粮。
　　这样的比赛，由善扑营指定的资深扑户担任裁判。由于比赛在大佛寺举行，人们习惯称裁判为“庙头”。庙头可以决定参赛者的“份儿”，即重量级别，体重大的和体重大的比，体重轻的和体重轻的比。“份儿”无须称重，庙头瞄一眼就行。选手也可以自己选择，体重轻的，也可以挑战体重沉的。庙头还可以决定谁和谁配对，谁下场比赛。以先倒地者为输，倒地之后，不能继续纠缠。
　　每次比赛，赛场中间都会铺好黄土。参赛者赤膊围在四周。宫里都会派个太监来，高高地坐在太师椅上，另由小太监用竹竿挑一串铜钱，作为赏钱。比赛完了，由太监宣布获胜者名单，发下赏钱。领赏者向太监磕头请安道谢，怀揣着赏钱倒退着离场。因为太监是代表皇帝来的，赏钱虽然不多，但领到的人，还是挺欢喜的。
　　晚清时节，善扑营已经衰落，满族人不行了，善扑营里尽是回民和汉人称雄。有位回民青年，每次上场，都身着白绸裤子。当时场上铺着黄土，赛手们一般都会穿黑色或藏青色的裤子，但这位就穿白色的，意思是说，我根本不会沾土的。事实上，他也真的不沾土，轻松打败所有对手。比赛期间，总有些小贩卖糖果小吃，这位吃食，从来不付钱，小贩也不找他要，因为比赛完了，那串铜钱肯定是他的，用这个付账就够了。
　　此时的满族人，日常游戏已经早就不是摔跤了，而是斗蟋蟀，架鸟笼子比试谁家的鸟叫得好。一个当年勇武的民族，不知不觉，就变得越来越文弱了。再往后，大佛寺的比赛也取消了，北京城里，兴起了私人跤场，基本都是汉人少年自己在玩了。

大清国首都的一种特别的生意

　　大清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加中央银行，那时候不流行钞票，存入户部银库的，都是各地运来的银元宝。搬运元宝的，有专门的库兵。库兵基于可靠性的考虑，只能从八旗里挑人，每个库兵，跟一般的八旗兵丁一样，吃粮拿饷，却是一种八旗中人羡慕的“专业人士”，能补上库兵，可是不容易，不仅吃香的喝辣的，而且可以养几房妻妾。个中的缘故，是库兵可以在搬运的时候，偷出银子来。
　　当年的库兵，在搬运银两的时候，是要脱得光光的，进门时，还要张嘴检查，过门槛，拍双手，仅有能夹带的地方，就是肛门谷道。为了能在肛门里夹带元宝，得从小就进行练习，所以，当年库兵是有专门的买卖人养着的。这样的买卖，叫作旗倌。旗倌雇有专门的师傅，教未来的库兵如何从谷道塞入东西，经过反复练习，越塞越多，然后教他们如何运气，保证夹带的元宝不至于掉落。当然，这样的旗倌，也跟户部银库的管库郎中有特别的关系，库兵的甄选，由管库郎中决定，但百分之百都从旗倌里找人。只是，库兵不能干长，一到中年，肌肉开始无力，旗倌就开始撵人了，撵走旧人，换一茬新人。
　　大清户部银库里的银子很多，库兵每次从里面偷點儿出来，旗倌、库兵就够肥的了。偷出的银两，库兵和旗倌分账，旗倌拿大头。因为，旗倌不仅要负责练成可以用肛门谷道夹带元宝的功夫，而且要负责接送库兵上下班，负责保护他们。因为，针对库兵，大清的首都，产生了跟旗倌相对应的行业—— 劫库兵的。劫库兵的也有组织，属于京里的黑社会，但是，他们干这行，从来没有官府管过。自己感觉，这也不属于作奸犯科。
　　按说，库兵也是八旗兵，但他们除了肛门的本事，基本上是手无缚鸡之力。每次上下班，两人一辆骡车，坐在里面，就跟上了轿的大姑娘似的，用帘子遮得严严实实的。一个赶车的，一个打手，手里都有家伙。除此而外，跟寻常的骡车，没有什么两样，一点儿都不敢招摇。而且，行踪诡秘，飘忽不定。出发之前，还有专门雇的探子，四下张望，见没有危险，才会启程。
　　但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既然有专门针对他们的行业，自然人家能找出来你的蛛丝马迹。抢人的，都是混混。跟他们在天津的同类，大体上是一样的。只要逮住了库兵的车，两下先礼后兵，用道上的黑话互相答话，如果能谈妥，旗倌出点儿血，两边客气地走人，谈不妥，则就要动家伙了。
　　一般来说，两下无论怎么厮杀，都不会出人命，因为出来人命九门提督的人要过问，事儿闹大了，对谁都不好。但是，总会有个输赢。如果旗倌这边的人输了，库兵被劫走，如果刚下班，则银子就归了混混。如果上班时被劫，则旗倌马上得拿一笔银子把人给赎出来，不敢耽误了上班。反正不管怎么说，混混这边都有收入，这个行业就指着这个活。劫走的库兵，混混这边，也像祖宗一样供着，绝不会令其有半点儿损伤。说白了，库兵也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反过来，如果混混输了，被抓的人就会被打得皮开肉绽，骨断筋折。如果被打的时候，咬牙顶住，倔强不屈，最后旗倌请来红伤医生，把伤给治好，送回去，从此以后，这个混混就成了爷，有人养了。如果抗不住求饶了，那么人家也不给你治，扔回去，混混那边也不待见，这人就废了。
　　这样一个奇怪的行业，一直维持下来。旗倌和劫库兵的混混，其实就是一个伴生行业，都挺畸形，却都活得好好的。八旗和户部以及负责京师治安的九门提督，都心知肚明，都知道这是因为库兵偷银子衍生出来的，但是谁也不管。其实只要等库兵干完活，检查一下他们的肛门，这个行业就消失了。然而，这就是大清官场，做蛀虫，是一种行业，吃蛀虫，也是一种行业，都属于寄生官场上的行业。无论怎样奇葩，人们都见怪不怪。

晚清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晚清时节，在太平天国被灭了之后，曾左李带头，各地都先后掀起了兴办洋务的高潮，或多或少，都办起来一点儿洋务事业，花大钱，进口了西洋的机器，办起了工厂。最多的是机器局，用来造枪炮;其次，则是纺织局、矿务局等。
　　办这些事业的督抚们，手笔都很大，花钱买机器，不问价儿，不砍价儿。只要能弄到一笔钱，想都不想，事儿就办了。然而，厂房盖起来，机器竖起来，洋匠也请进来，工人也招募了，事业却按照衙门的方式进行，不问效率，不讲收益，只管排场。一个厂子的总办会办，不是道台衔，就是知府衔，出门上街，一大堆衙役鸣锣开道，八抬大轿。然后在厂子里安插一堆自家的亲友以及各个衙门递条子进来的闲人，办事无能，坏事有余。过不了多长时间，洋务事业就赔下去了，督抚们再也挤不出钱来维持这个事业了，只好关门，或者变相关门。
　　这样的洋务企业，在当年都是不言而喻的国企。凡是这样的国企，除非主办的人有大魄力，大手段，大后台，把它们包给商人，否则，不是一天天半死不活地赔下去，就是任由里面的东西被偷光，机器生锈、烂掉。著名的汉阳铁厂，如果不是张之洞最后把事业交给了盛宣怀，盛宣怀把厂子交给著名粤商郑观应来打理，这个远东最大的钢铁企业，最终连一块铁也生产不出来，更别提给卢汉铁路提供铁轨了。
　　一般来说，这样的企业，卖掉是肯定不行的。当年没有“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概念，但是，相关的内涵却早就有了。一个倒掉的洋务企业，任由机器烂掉没事儿，没有人说国有资产流失;一个濒临倒闭的洋务企业，明明可以挣钱，就是因为经营不善，天天赔钱，也没有人说是国有资产流失。但是，你只要把它卖掉，那么，御史们的弹章，就会把你埋了，满朝文武都会骂你。逻辑就是这样的，一个国企，多维持一天，就会多赔一天的钱，每天血盆大口，大把地吞钱，这样巨大的浪费消耗不算流失，烂掉造光，一文不剩，也不算流失，卖掉了，弄回来钱了，反倒是流失。因为，无论怎样，人们都会说你卖贱了。
　　其实，明白人都知道，在大清，没有一项公家的事业是能办得好的。连紫禁城和圆明园这种皇帝待的地方，只要皇帝不去的所在，不仅堆满了垃圾，甚至还有太监们偷偷拉的粪便。但是，公家的事业，或者说国有的事业，一定是神圣的。皇家库房里的东西，经管的人，可以把它们偷光，或者因管理不善而烂光，但是把库房事业交给商人办，肯定是大逆不道的。
　　这个，就是大清的国情。

老佛爷，汽车来了！

　　今天的中国，基本上已经是汽车王国了，连不少地方的山村里，都有了汽车。不会开车的农村大妈，居然有被经销商忽悠得买汽车的，买来汽车不会开，放在院子里生锈，人家乐意。至于稍微大一点儿的城市，都是“堵城”，大小汽车挤在一起，动弹不得。而大城市则成了“万国汽车博物馆”，什么国家生产的、什么牌子的汽车，在中国都能找到。那情形，有点儿像民国的北洋时代——任何国家生产的步枪都能找到。
　　然而，汽车来到中国，多少还是费了点儿周折。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1886年诞生的。但是，汽车真的来到中国，是20多年之后的事儿了。我们知道，火车进中国，就大费周章，老外经过了反复的折腾，建了铁路，被拆了，然后再建，第一条能运行的铁路，居然只能建在天津的租界里。最后是美国人想出了办法，弄了一套火车模型，送给西太后，让老太婆玩爽了，这种“火马车”和“铁马路”才落了地。
　　然而，汽车自打被发明之后，一直都跟中国无缘。严格地说，是跟中国大多数地方，包括北京无缘。而上海的租界，很早就引进了汽车，作为旅游项目，让来外滩的华人过把瘾。1903年，朝廷开始新政了，各种新玩意儿，相继落户中国。但是，保守的北京，依然拒不接受汽车。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人员若要出门，除了便利而便宜的人力车，就是马车—— 西方的四轮马车，这在乾隆时代也是被束之高阁的，但现在可以在北京新修的马路上奔跑了。
　　转变的契机，发生在1907年，意大利的使馆这年年初新来了一位代理公使，此人是个王子，利维奥·博尔济斯王子。更主要的是，他是个玩家，登山、探险无所不涉，还是一个狂热的汽车爱好者。在意大利的时候，就有一辆当时堪称大马力的依塔拉汽车 （40马力）。来到北京之后，他发现这个古老的城市，闷得要死，一点儿都不好玩。他的夫人，到達北京第一天，就闹着要离开。
　　正在这个时候，法国 《晨报》 发起了一场从北京开往巴黎的汽车拉力赛，号召当年世界顶尖的汽车驾驶高手参加。这样的事儿，大概只有法国人能干得出来。当年中国没有一寸公路，而必须穿越的蒙古和俄国，也没有公路，只有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刚刚通车。当然，这事的背后，估计有汽车厂家在推。他们是想借此打开中国的市场。
　　显然，对于汽车爱好者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所以，号召一经发出，就真的有人响应。博尔济斯王子和三位意大利人，开一辆汽车组成了意大利队，还有四位法国人，分别开了四辆汽车组成了四支法国车队 （也有资料显示是三支法国车队和一支荷兰车队）。五辆汽车，经海运被送到了北京。
　　这一下，沉闷的北京沸腾了。尽管我们说北京没有上海那么新锐，但是，北京人的好奇心，一点儿都不比上海人差。被老外的突发奇想弄晕了的清政府外务部，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疯狂的事儿，迟迟不肯颁发此项比赛的必要证件。而且规定，运来的汽车，不经骡马牵引，不许上街。然而，有了汽车的老外，哪里会管这一套，开着汽车就上了马路。新政时期北京新修的马路，给了这五辆汽车用武之地，汽车成天在马路上开，引得北京人那几日什么都不干了，乌泱乌泱地围观。对于汽车这种新鲜玩意儿，中国老百姓的好奇心压倒一切，死也要过把瘾。而政府的大人物们，却被吓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终于，在外国使节的启发下，他们明白了，要想让这些在街上飞驰的“怪物”离开，仅有的办法，就是让拉力赛早点儿开赛。于是，证件很快就齐了，在特意派来的军乐队的乐声中，在沿途商家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五辆汽车，穿越北京城，直奔蒙古高原。一路上，好多地段，其实不是开的，而是由苦力抬过去的。在进入俄国境内之后，他们一直在西伯利亚铁路上开。途中，有的车报废了。最终，博尔济斯王子第一个到达了巴黎。公使馆的事儿，在这期间，基本都搁下了。 　　经此一事，拉力赛背后的推手—— 奔驰汽车公司，送给了西太后一辆奔驰轿车。只是，由于解决不了司机坐在前面，背对着老佛爷开车的失礼问题，老佛爷一直都没有坐过。汽车就一直放在颐和园，估计现在还在那里。北京的其他达官贵人，却开始坐汽车了，老佛爷也没说不让。

怎样评价慈禧这个人？

　　怎样评价慈禧太后这个人？是我在教学中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按中国传统史学的讲究，称谓本身就说明问题。一般来说，称晚清当政的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就包含了肯定意味，因此慈禧是两个好字眼，而且是经她认可的尊号。而称她为西太后，就多少有点贬义，因为按满人的习惯，东为上，西为下。东太后钮钴禄氏，在被尊为太后之前，已经是皇后，地位实际上要高一些。那个时候，有人还带有蔑义的称其为“西边的”。
　　不过，史家最好的立场是价值中立。最好的称呼，应该是直呼其名，但人们已经习惯了称其为慈禧，我在这里就叫慈禧吧，而太后，是她的身份，她是清朝的太后，又不是我们的太后，所以，太后在这里就暂时免了。
　　古代的女性，地位不高，但有的汉人士大夫之家，女孩子还是会受一点教育，至少会教她们识字，能读一点书。个别才情高的，也可以吟诗作赋。但是，满人对于学来的汉人礼教，贯彻得特别刻板，所以，满人的女性，即使是阀阅之家，也不让她们识字。所以，慈禧在被选秀女入宫之前，基本上就是文盲。识字，是得宠之后才慢慢习得的。尽管如此，垂帘之后，亲笔的朱批，还满是错别字。
　　慈禧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属于小传统系列的。最明显的，是戏曲。由于传统宫里演出的昆曲她基本上看不懂，所以才引进当年属于花部的，由徽调和汉剧融合而成的高腔，即今日所说的京剧进宫。结果一个副产品就是，京剧的形成和发展，得到了慈禧的高度关注，得以蓬勃成长。所谓同光十三绝，都是在她的培养下，光耀一世的。当然，做了太后之后，她和东太后也请翰林们给她们讲过一点历史课，但是效果如何，是很难讲的。
　　一个人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后来的眼界和见识。没有受过正经八本的传统教育，固然使得她在秉政的時候，没有她的夫君咸丰皇帝那么多教条和框框。跟洋人打交道时，身段放得比较低。而且，也会有一些只有戏迷才有的道德品质，比如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其实，作为君主，是无需报谁的恩的。但是她很在乎。对于在她看来拯救了大清的中兴名臣，她一直都很客气，从来不会严厉的处分。对于庚子逃难途中及时赶来勤王的岑春煊，即使后来袁世凯陷害他，说他有反心，慈禧也会放他一马。这种戏剧性格，会让慈禧看起来比别的清朝统治者更有人情味一些。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际上的领导人，她的格局还是不够大。任人唯亲，是她始终摆脱不了的死结。终其一生，她真正信任的人，从醇亲王奕譞，到庆亲王奕劻，以及短时间的端郡王载漪，还有荣禄，基本上都跟她娘家方家园，有点关系。
　　在晚清的大变局中，没能认清世界大势，把握好转型的大局，这也许是苛责她了，在那个时候，也许换一个人也未必能做得更好。但是，在甲午之后，亡国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形下，居然为了个人的权势，发动政变，废掉变法。进而掉进光绪忘恩不孝的感情漩涡里不能自拔，为了能顺利废掉光绪，不惜冒崩盘的危险，贸然支持义和团，跟西方决裂。浑到这个地步，几乎丧失了满清统治的最后的机会和合法性。后来即使倾全力投入改革，回旋的余地已经很小了。她死之后，选择的接班人居然还是在方家园周围打转，选了一个少不经事的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清朝的辛亥年的脆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一手造成的。
　　总的来说，慈禧是个聪明人，比她的老公要聪明多了，但是，却是一个不识大局，不辨大势的聪明人。机缘凑巧，成为转型时期的清朝当家人，实在是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