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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项阶段性重要成果，在一段时间里，无论对现代文学教学或研究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 下略）出版“前言”明确指出：“本书系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教材”。即该书不是某一个人的行为，亦非某一单位的项目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史》分上下两册（上册又分第一分册和第二分册）。从1961年初夏开始编写至1980年底印成，历时近20年，中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具体工作时间分两个阶段：一、自1961年初夏开始集中人力组成编委会，到1964年夏完成全书讨论稿，近60万字，历时三年;二、自1978年9月起，重新恢复和建立编写组，至1979年夏大体写完初稿，后经讨论、修改和局部重写、改写，终于在1980年5月完成全书定稿付排印刷。笔者有幸参与了两个阶段的编写工作，身处“历史现场”，对亲身经历的事情比较了解。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经历了“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之后，全国处于自然灾害和“困难时期”，政治、经济形势都比较严峻。中央认识到“左倾”带来的危害，开始在各个领域采取一系列纠偏措施。在文化教育战线即着手纠正此前“教育革命”中简单粗暴的“插红旗、拔白旗”的错误做法。
1959年底，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即当时在“敢想敢做”和“红青年胜过白专家”等口号鼓动下，甩开专家教授（或把老教师边缘化）自己动手编写教材，编写出的教材存在严重的简单化、概念化、政治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60年9月、10月间，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随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的委托，向周扬下达任务，并要他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中存在的问题。1961年4月11日至25日，高等学校文科与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12日，周扬在会上做长篇讲话，总结1958年教育革命的经验，就文科教学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和教材编选方针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次会议拉开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写这一巨大工程的序幕。
按照高教部的部署（当时另有教育部负责全国中小学教育），这次编写高校文科教材，几乎覆盖了高校文科所有学科。各科教材根据一些重点高校教学研究实力，分由各校牵头负责。如北京大学负责《中国文学史》（游国恩、费振刚主编）和《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两科，复旦大学负责《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等等。《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考虑交由北京师范大学负责。这一任务当然地落在中文系我所在的现代文学教研组头上。对此，北师大中文系领导十分重视，系总支书记陈灿亲自挂帅，现代文学教研组主任李文保领头，成员几乎包括了教研组全体教师。陈灿一再动员，说这是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重视，也是我们培养人才锻炼队伍的极好机会，大家必须全力以赴，以打硬仗的精神，坚决完成好这一任务。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缺少有实力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本来，50年代初，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叶丁易教授，不但在现代文学专业内颇有影响，而且在全国文化界也有很高声望，他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建国后继王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第二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可惜他在1953年由高教部派往莫斯科大学讲学时，于次年6月27日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莫斯科大学讲坛（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为他逝世后次年出版）。另一位比叶丁易先生资格还老、声望也高的李何林先生，50年代初也在北师大中文系执教，但不久就被调往南开大学。现在的李文保教授资格也相当老，1936年北师大毕业，曾参与1932年11月27鲁迅到北平师范大学讲演的接待工作，但他后来主要从事革命活动，影响了他在学科专业方面的建树。可能陈灿和李文保先生有自知之明，也可能高教部知道北师大的实际情况，很快决定让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派人前来加强北师大的力量。
据说，1961年5月初，高教部获悉文学所已经同意由唐弢负责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即想让文学所和北师大合作，一起编写现代文学史。当时对这部文学史要求不高，只要求以现有文学史中公认较好的一本为底子、吸收其它本的长处，并根据各本所提供的材料范围，做一次审查订正推敲，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强革命性和科学性。但对完成时间要求较急，即要求8月底完成，供新学年开学使用。周扬在同唐弢等人的谈话中也说到希望有一部较好的文学史出世，对原材料重新整理，搞出一部观点稳妥、材料丰富的文学史，但说这要待下一步再说。
就在以北师大现代文学教研组力量为主、文学所部分人员介入的“合作”形式工作不久，可能周扬等领导认为与其这样赶出一部教材，不如实实在在编写出一本质量较高的文学史，再加上全国各学科教材编写全面铺开，9月中旬，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决定停止原拟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临时应急计划，正式成立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任命唐弢为主编，由北师大陈灿负责党的工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和其他一些学科教材编写组一样，也从全国范围内调来一些重要教学人员，组织老中青结合以老帶青的方式进行工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的专家（他们除了自己执笔一些章节编写，还分工负责一段内容的审核修改工作）是：唐弢（文学研究所，全书主编，另具体负责五四时期并把关鲁迅〔上〕〔下〕两章），王瑶（北京大学，负责把关抗战时期）、刘绶松（武汉大学，负责把关“左联”时期）、刘泮溪（山东大学，负责把关解放区文艺），后来唐弢又调来文学所的路坎（参加过延安文艺整风，从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职位调到文学所）作为加强延安文艺整风那一段教材编写的力量。其他成员则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保、杨占升、张恩和、蔡清富、吕启祥、陈子艾、王德宽（负责资料工作）;文学研究所的樊骏、吴子敏、许志英、徐廼翔;北京大学严家炎;厦门大学万平近;华中师范学院黄曼君。 编写组成立后，即和其他一些编写组同时入驻中央党校（好像当时称“中央高级党校”）借用的办公住宿两用楼（开始是党校大院内，半年后迁至南院）。当时也并非所有学科教材编写组都入驻中央党校，像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就集中在北大校园内，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就在上海完成，甚至没有来北京。
编写组成立后立即开始了编写组成员的执笔分工。分工原则是按自己申报和调整分配相结合，中间也有过一些小的变动，但也还算顺利。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编写组按主编唐弢的意见，1961年12月选出部分章节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提纲（草稿）》，作为征求意见稿。部分提纲选定章节是：
绪论（严家炎 执笔）
第六章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第一节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樊骏 执笔）
第二节 对“新月派”和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蔡清富 执笔）
第三节 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蔡清富 执笔）
第四节 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樊骏 执笔）
第五节 瞿秋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初步建设（樊骏 执笔）
第七章 现代文学奠基人—— 鲁迅（下）
第一节 后期思想（张恩和 执笔）
第二节 杂文（张恩和 执笔）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 下略）出版“前言”明确指出：“本书系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教材”。即该书不是某一个人的行为，亦非某一单位的项目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史》分上下两册（上册又分第一分册和第二分册）。从1961年初夏开始编写至1980年底印成，历时近20年，中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具体工作时间分两个阶段：一、自1961年初夏开始集中人力组成编委会，到1964年夏完成全书讨论稿，近60万字，历时三年;二、自1978年9月起，重新恢复和建立编写组，至1979年夏大体写完初稿，后经讨论、修改和局部重写、改写，终于在1980年5月完成全书定稿付排印刷。笔者有幸参与了两个阶段的编写工作，身处“历史现场”，对亲身经历的事情比较了解。
一、背景和缘起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经历了“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之后，全国处于自然灾害和“困难时期”，政治、经济形势都比较严峻。中央认识到“左倾”带来的危害，开始在各个领域采取一系列纠偏措施。在文化教育战线即着手纠正此前“教育革命”中简单粗暴的“插红旗、拔白旗”的错误做法。
1959年底，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即当时在“敢想敢做”和“红青年胜过白专家”等口号鼓动下，甩开专家教授（或把老教师边缘化）自己动手编写教材，编写出的教材存在严重的简单化、概念化、政治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60年9月、10月间，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随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的委托，向周扬下达任务，并要他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中存在的问题。1961年4月11日至25日，高等学校文科与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12日，周扬在会上做长篇讲话，总结1958年教育革命的经验，就文科教学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和教材编选方针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次会议拉开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写这一巨大工程的序幕。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的成立和成员执笔分工
按照高教部的部署（当时另有教育部负责全国中小学教育），这次编写高校文科教材，几乎覆盖了高校文科所有学科。各科教材根据一些重点高校教学研究实力，分由各校牵头负责。如北京大学负责《中国文学史》（游国恩、费振刚主编）和《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两科，复旦大学负责《现代汉语》（胡裕树主编）等等。《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考虑交由北京师范大学负责。这一任务当然地落在中文系我所在的现代文学教研组头上。对此，北师大中文系领导十分重视，系总支书记陈灿亲自挂帅，现代文学教研组主任李文保领头，成员几乎包括了教研组全体教师。陈灿一再动员，说这是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重视，也是我们培养人才锻炼队伍的极好机会，大家必须全力以赴，以打硬仗的精神，坚决完成好这一任务。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缺少有实力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本来，50年代初，北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叶丁易教授，不但在现代文学专业内颇有影响，而且在全国文化界也有很高声望，他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建国后继王瑶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第二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可惜他在1953年由高教部派往莫斯科大学讲学时，于次年6月27日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莫斯科大学讲坛（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为他逝世后次年出版）。另一位比叶丁易先生资格还老、声望也高的李何林先生，50年代初也在北师大中文系执教，但不久就被调往南开大学。现在的李文保教授资格也相当老，1936年北师大毕业，曾参与1932年11月27鲁迅到北平师范大学讲演的接待工作，但他后来主要从事革命活动，影响了他在学科专业方面的建树。可能陈灿和李文保先生有自知之明，也可能高教部知道北师大的实际情况，很快决定让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派人前来加强北师大的力量。
据说，1961年5月初，高教部获悉文学所已经同意由唐弢负责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即想让文学所和北师大合作，一起编写现代文学史。当时对这部文学史要求不高，只要求以现有文学史中公认较好的一本为底子、吸收其它本的长处，并根据各本所提供的材料范围，做一次审查订正推敲，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强革命性和科学性。但对完成时间要求较急，即要求8月底完成，供新学年开学使用。周扬在同唐弢等人的谈话中也说到希望有一部较好的文学史出世，对原材料重新整理，搞出一部观点稳妥、材料丰富的文学史，但说这要待下一步再说。
就在以北师大现代文学教研组力量为主、文学所部分人员介入的“合作”形式工作不久，可能周扬等领导认为与其这样赶出一部教材，不如实实在在编写出一本质量较高的文学史，再加上全国各学科教材编写全面铺开，9月中旬，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决定停止原拟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临时应急计划，正式成立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任命唐弢为主编，由北师大陈灿负责党的工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和其他一些学科教材编写组一样，也从全国范围内调来一些重要教学人员，组织老中青结合以老帶青的方式进行工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的专家（他们除了自己执笔一些章节编写，还分工负责一段内容的审核修改工作）是：唐弢（文学研究所，全书主编，另具体负责五四时期并把关鲁迅〔上〕〔下〕两章），王瑶（北京大学，负责把关抗战时期）、刘绶松（武汉大学，负责把关“左联”时期）、刘泮溪（山东大学，负责把关解放区文艺），后来唐弢又调来文学所的路坎（参加过延安文艺整风，从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职位调到文学所）作为加强延安文艺整风那一段教材编写的力量。其他成员则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保、杨占升、张恩和、蔡清富、吕启祥、陈子艾、王德宽（负责资料工作）;文学研究所的樊骏、吴子敏、许志英、徐廼翔;北京大学严家炎;厦门大学万平近;华中师范学院黄曼君。 编写组成立后，即和其他一些编写组同时入驻中央党校（好像当时称“中央高级党校”）借用的办公住宿两用楼（开始是党校大院内，半年后迁至南院）。当时也并非所有学科教材编写组都入驻中央党校，像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就集中在北大校园内，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就在上海完成，甚至没有来北京。
编写组成立后立即开始了编写组成员的执笔分工。分工原则是按自己申报和调整分配相结合，中间也有过一些小的变动，但也还算顺利。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编写组按主编唐弢的意见，1961年12月选出部分章节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提纲（草稿）》，作为征求意见稿。部分提纲选定章节是：
绪论（严家炎 执笔）
第六章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第一节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樊骏 执笔）
第二节 对“新月派”和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蔡清富 执笔）
第三节 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蔡清富 执笔）
第四节 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樊骏 执笔）
第五节 瞿秋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初步建设（樊骏 执笔）
第七章 现代文学奠基人—— 鲁迅（下）
第一节 后期思想（张恩和 执笔）
第二节 杂文（张恩和 执笔）
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