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次影展比上次强了不知多少倍”,显然,香港摄影画报社长伍小仪觉得这几天过得很开心。吃到了便宜又好吃的食物,还观赏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新作。当然,影会还不够好,比如居然没有任何英文资料和地图,不过这并不妨碍著名评论家A.D.柯曼喜欢大理,他已决定下一届专门按大理主题策展。在平遥摄影展等老牌已令人有些审美疲劳的当下,年轻的大理国际摄影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以至于有人这样说: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没去大理。
总有人在装样
Lisa在大理已经闲了一个多月,刚租下一个非常便宜的小院子,准备继续常住下去。作为从业多年的媒体人,Lisa在“大理国际影会”这个视觉盛宴中,本该认识许多临时光临的老同事,但在古城呆久了的她,却变得非常惧怕热闹,不参与饭局,除非有一两个朋友去到客栈附近找她,才出来聊一聊。
同样即将享受这种生活的,还有西南林业大学环境科学系的郑老师,她也在大理老同学的帮助下寻找着可长租的院子,她的老公、在大学任教的李老师,最反感古城里那些装样的门面和清高的艺术家,“我们以后也弄个这样的门面装样,被下一代的愤青李老师路过后咒骂”。
异化与装样,可以归纳为这次影会最重要的主题。绿色和平组织策展的,是关于环境的异化;国际展那些影像大师的作品,是关于人性和历史的异化;国内摄影师最大数量的纪实摄影作品,则是关于贫富差异下中国人生活和道德的异化。向公众完全免费开放的展馆,遍布于面积狭小的古城各个位置,让自觉与艺术保持距离的市民和游客,得以更容易地靠近作品,可有的策展文案却依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装样地拒绝被理解,“这照片挺震撼的挺美的,但旁边文字说啥你看得懂吗?什么叫场域什么叫深沉的颜色啊!”参观者们撞上了装样的厚墙,不如去简单而狂野的火把节玩闹。
气候变迁与末世画面
大理,或许是全球对气候问题最后知后觉的地方。绿色和平却把其展览搁在这儿,选择了一个烂尾后被荒废的院子。大雨过后,未完工的地面坑坑洼洼,地下更被乱七八糟摆放的建筑材料割成一个个小堰塞湖,关于人类末日的那些漂亮影像,挂在粗糙的墙面,来自北极、喜马拉雅,甚至于幻想中的未来世界。“7010年—人类消失后的世界”,就是田太权关于末世的快门加后期想象,风化了的列车垂头丧气地被撂在戈壁上。隔壁一个毛坯房间里满是沙土,伴着《两生花》中的悲壮的主题音乐,一艘孤独停泊于海面上的船被投影到墙壁上,遍寻不到一点人气。人类没什么东西能永垂不朽。
爬上遍布铁锈的二楼,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摄影作品,“黄羊川计划”里,艺术家将甘肃农村的小孩子用蜡笔描绘的梦想,经电脑润色后,安置于土基墙上,一个贴于西部粗砺现实的属于永远的梦想;“文明风采——里程碑”则是台湾遍布的未完工高铁,像是古罗马伟大的引水渠,也像是容纳这些影像的荒芜之所。
大雨总算停了,因高速维修而不得不改行的320国道却堵上了,祥云县境内30公里的路程要开10小时。从影会国际展所在的高档楼盘那无边际泳池往下望去,洱海飘来的迷雾,将整个别墅区笼罩在一种迷离的氛围里。
忙于应酬,忙于创作
激进的绿色和平组织,在用新媒体讲述着如何迅速广泛地报道诸如大连漏油这样的灾难事件;国内摄影师或守在自己展位或逛到同行展位,抓紧这一年中不多的时机去叙旧和扩大影响力;国外的摄影名家,有的则在倾听别人经验和创作理念的研讨后,马不停蹄地去拍摄自己在大理的作品。从洱海那头的开海节,到古城这头的火把节,一切都显得忙忙碌碌。
大理本地人、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就认为,“如果每年都办摄影节的话,对策展人和摄影师肯定都吃不消,平遥就把大家搞得很疲惫。”作为总顾问的美国人A.D.柯曼免不了各种应酬,还来不及去看展,不过在他看来,大理影会前途无量,“大理是个可爱的古城,有着朝气蓬勃的文化生活,文化旅游早已是这里的经济支柱,很适合举办摄影节。”
芬兰摄影大师闵奇恩,让幸运的我们目睹了什么叫为艺术献身。65岁的老头,为了捕捉到人与自然最微妙的结合瞬间。脱光衣服,潜入高档楼盘冰冷的景观溪流中,忍受着蚊虫叮咬,一只手稳健地置于荷叶中央,另一只长手则在快门那等待着决定性瞬间。美国摄影师,则在典型的高原太阳下,以自己制作的大方盒,等待着云彩最靠近太阳的那一刻,铭记普通生活的历史之境显影的瞬间,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幸运地成为他的模特,达盖尔银版照相法“本地故事”系列最新一张里的3个小点。
是时候离开了。搬出客栈漂亮房间前的一分钟,一个小女孩拿着相机,和一只猫一道窜进我的房间。“叔叔你看,我能同时拍出两格不一样的画面”,女孩相机的屏幕中,墙上插画描摹的猫和真正的猫,被同时分隔于相机的左右两边。我不得不相信,大理是个能出伟大影像作品的地方,也希望眼前的小女孩,是明天的摄影大师。
独家专访影会总顾问A.D.柯曼
中国剧变时代的影像历险
在摄影史上,柯曼是首位以摄影评论家的身份进行专业摄影评论的人。他关于传播媒体、新传播技术、艺术及摄影的专题评论文章通过国际传媒集团在许多期刊上发表。1998年被《美国摄影》评选为“摄影界百名最具影响力人士”之一。这次,他以摄影展总顾问的身份来到大理。
评论工作,犹如床上陌生人
南都周刊:要成为摄影评论人,得具备哪些重要素质?
A.D.柯曼:首先要对媒介和摄影本身很有兴趣,不是说你非要成为一个摄影家。你瞧,我就不是一个摄影家,但是,你必须要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并多与同行打交道,愿意耐心倾听摄影师之间的谈话,听他们谈论有关技巧性的东西。你无须去写一些技术性倾向的文章,但对这些技术技巧的了解,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行文风格,当你的文章面世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读者,他们有些人可能对这些一无所知。作为中间人,我们还要对摄影家保持尊重。
我不认为作为一名评论人需要某一专业或另几种专业的背景知识,我的专业是英语文学和创新写作,我没学过艺术史,但在我的创新写作里,就学习了诗歌。有些摄影家同时是个诗人,他们和那些作为记者的摄影师是不同的。
南都周刊:曾经厌倦过这份工作吗?
A.D.柯曼:我的人生经历分为好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长达十年,主要工作就是为一些报纸杂志写评论,经常看艺术展览、阅读很多相关书籍,并具备快速反应能力,这也是个体力活。
接下来的十年里,主要在一些学术机构教授评论摄影历史并写一些学术论文,这些都得动用我头10年学会的所有知识,我努力学习新的语汇,做了很多关于摄影以及前摄影史的研究;1980年代末期,我再次回到评论世界,运用新的知识又干了十年。生活带领我走了这条路,关上一扇门,再打开另一扇窗,从而让我能穿梭其间。
审查问题,搞不清的地方标准
南都周刊:你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关注中国摄影,这会不会让你对其他地方的关注减少?
A.D.柯曼:从2005年开始,这已是我第十次来中国了,这的确减少着我对其他地方摄影的关注。不过处在剧变中的中国,不断上演着新鲜事,充满活力,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我有幸尽微薄之力为它的变化作点贡献,让自己也成为这种活力的一部分,带来一些或许派得上用场的想法和信息。我已经67岁了,在这样的年纪能有这样的一次冒险,当然不会后悔。
南都周刊:这次影会,有个摄影师原要展出的作品是关于云南天主教的主题,最后却得临时替换。就你所知,影会方面有没有什么审查标准?
A.D.柯曼:有没有现行或即将出台的公共审查制度,我不大清楚。但我想间接地回答一下,两年前我曾去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作访问,进入了一间藏书阁,很惊讶地发现了一些色情照片,我很惊讶在中国居然会有这些照片。于是我就此问题和接待我们的人讨论起来。你知道,现在海关管理非常松,当我带着一些书进出中国时,都没人会看我一眼,所谓西方的一些非法书籍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中国,成为藏书。接待方说我们想要学生甚至海关看到西方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这些色情影集,海关常常来这里,不是收缴这些色情影集,而是学会去区分,这对他们很重要。所以,我希望大理州政府可以同样老练地去处理政治敏感材料。
中国的一些摄影师向我展示过他们的关于乡村天主教的作品,也包括杨延康的十年作品影集《乡村与天主教》,这都是在中国出版了的,也获得了国内很多正式的奖项。当我听说这次影会拒了这一主题的作品时,也着实吃惊,很显然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还存在一些对宗教的不同看法,而且他们总有权利说不。这套作品完全有可能在平遥或广州出版。
在美国我们也时常遇到审查的问题,那些很尴尬的与性有关的主题,即使只是裸体的孩子在玩耍的场景,也都会遭遇质疑或被审查,可在广告业里却又显得肆无忌惮,这放到欧洲就是不可思议的。但通常政治宗教素材的东西是无所禁忌的。
各类影展,青年影人成名的好舞台
南都周刊:如今很多年轻摄影师的作品往往被简单概括为观念摄影,你对这怎么看?
A.D.柯曼:我并不认为摄影是年轻人的艺术。除了个别天才,很少人在20岁时就拿得出出色的作品。我们回望摄影史,那些真正重要的作品经常来自于摄影师30、40、50甚至60岁时。如果你从40岁才开始弹钢琴,那是件很难的事,也很少有作家很老才动笔写诗或小说,但却有很多摄影起步较晚的人创作出非常杰出的作品。原因就是,你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学会这门技术,但你恰恰不能在很年轻时就对世界有一个很成熟的看法,形成复杂丰富的观点。
现在的大环境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很多人年纪很轻就忙于推销自己。我作为一位老师,也要比以前更难教导学生。“一切得等到你走出学校,在外面呆个五六年之后,凭能力自己养活自己,去让自己的世界观成形,你要坚持做你自己的东西并让它们接受这个世界的质疑。”以往我对学生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至少是听得进去的,但是现在,他们关心的只是我怎样能在明天就出名。
南都周刊: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自己的作品更容易被人们认识?中国的摄影家都是怎么向你自荐的?
A.D.柯曼:我找好作品时,会看书、杂志和参观展览。我不太喜欢人们登门上访,虽然也一直会收到很多作品集。但究竟应该怎样完成优秀的作品,引起评论家、馆长或画廊老板的注意?这需要时间和耐心。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作品,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参加摄影展。不仅展出地周围的人们会去摄影展,美术馆长、评论家、历史学家、画廊负责人、杂志主编和记者都会过去,大家会期待着发现新鲜的东西。即便是地区性的展览,也会吸引一些可能对你有利的人,也许在北京你很难约到的人会在一个地区展览上注意到你的作品并和你谈话。我鼓励人们去摄影展,不仅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让别人了解自己作品的社交聚会,更可以借机去看看这个领域中别人的作品,然后知道自己到达了什么样的层次。
(录音整理:徐清清。王媛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总有人在装样
Lisa在大理已经闲了一个多月,刚租下一个非常便宜的小院子,准备继续常住下去。作为从业多年的媒体人,Lisa在“大理国际影会”这个视觉盛宴中,本该认识许多临时光临的老同事,但在古城呆久了的她,却变得非常惧怕热闹,不参与饭局,除非有一两个朋友去到客栈附近找她,才出来聊一聊。
同样即将享受这种生活的,还有西南林业大学环境科学系的郑老师,她也在大理老同学的帮助下寻找着可长租的院子,她的老公、在大学任教的李老师,最反感古城里那些装样的门面和清高的艺术家,“我们以后也弄个这样的门面装样,被下一代的愤青李老师路过后咒骂”。
异化与装样,可以归纳为这次影会最重要的主题。绿色和平组织策展的,是关于环境的异化;国际展那些影像大师的作品,是关于人性和历史的异化;国内摄影师最大数量的纪实摄影作品,则是关于贫富差异下中国人生活和道德的异化。向公众完全免费开放的展馆,遍布于面积狭小的古城各个位置,让自觉与艺术保持距离的市民和游客,得以更容易地靠近作品,可有的策展文案却依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装样地拒绝被理解,“这照片挺震撼的挺美的,但旁边文字说啥你看得懂吗?什么叫场域什么叫深沉的颜色啊!”参观者们撞上了装样的厚墙,不如去简单而狂野的火把节玩闹。
气候变迁与末世画面
大理,或许是全球对气候问题最后知后觉的地方。绿色和平却把其展览搁在这儿,选择了一个烂尾后被荒废的院子。大雨过后,未完工的地面坑坑洼洼,地下更被乱七八糟摆放的建筑材料割成一个个小堰塞湖,关于人类末日的那些漂亮影像,挂在粗糙的墙面,来自北极、喜马拉雅,甚至于幻想中的未来世界。“7010年—人类消失后的世界”,就是田太权关于末世的快门加后期想象,风化了的列车垂头丧气地被撂在戈壁上。隔壁一个毛坯房间里满是沙土,伴着《两生花》中的悲壮的主题音乐,一艘孤独停泊于海面上的船被投影到墙壁上,遍寻不到一点人气。人类没什么东西能永垂不朽。
爬上遍布铁锈的二楼,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摄影作品,“黄羊川计划”里,艺术家将甘肃农村的小孩子用蜡笔描绘的梦想,经电脑润色后,安置于土基墙上,一个贴于西部粗砺现实的属于永远的梦想;“文明风采——里程碑”则是台湾遍布的未完工高铁,像是古罗马伟大的引水渠,也像是容纳这些影像的荒芜之所。
大雨总算停了,因高速维修而不得不改行的320国道却堵上了,祥云县境内30公里的路程要开10小时。从影会国际展所在的高档楼盘那无边际泳池往下望去,洱海飘来的迷雾,将整个别墅区笼罩在一种迷离的氛围里。
忙于应酬,忙于创作
激进的绿色和平组织,在用新媒体讲述着如何迅速广泛地报道诸如大连漏油这样的灾难事件;国内摄影师或守在自己展位或逛到同行展位,抓紧这一年中不多的时机去叙旧和扩大影响力;国外的摄影名家,有的则在倾听别人经验和创作理念的研讨后,马不停蹄地去拍摄自己在大理的作品。从洱海那头的开海节,到古城这头的火把节,一切都显得忙忙碌碌。
大理本地人、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就认为,“如果每年都办摄影节的话,对策展人和摄影师肯定都吃不消,平遥就把大家搞得很疲惫。”作为总顾问的美国人A.D.柯曼免不了各种应酬,还来不及去看展,不过在他看来,大理影会前途无量,“大理是个可爱的古城,有着朝气蓬勃的文化生活,文化旅游早已是这里的经济支柱,很适合举办摄影节。”
芬兰摄影大师闵奇恩,让幸运的我们目睹了什么叫为艺术献身。65岁的老头,为了捕捉到人与自然最微妙的结合瞬间。脱光衣服,潜入高档楼盘冰冷的景观溪流中,忍受着蚊虫叮咬,一只手稳健地置于荷叶中央,另一只长手则在快门那等待着决定性瞬间。美国摄影师,则在典型的高原太阳下,以自己制作的大方盒,等待着云彩最靠近太阳的那一刻,铭记普通生活的历史之境显影的瞬间,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幸运地成为他的模特,达盖尔银版照相法“本地故事”系列最新一张里的3个小点。
是时候离开了。搬出客栈漂亮房间前的一分钟,一个小女孩拿着相机,和一只猫一道窜进我的房间。“叔叔你看,我能同时拍出两格不一样的画面”,女孩相机的屏幕中,墙上插画描摹的猫和真正的猫,被同时分隔于相机的左右两边。我不得不相信,大理是个能出伟大影像作品的地方,也希望眼前的小女孩,是明天的摄影大师。
独家专访影会总顾问A.D.柯曼
中国剧变时代的影像历险
在摄影史上,柯曼是首位以摄影评论家的身份进行专业摄影评论的人。他关于传播媒体、新传播技术、艺术及摄影的专题评论文章通过国际传媒集团在许多期刊上发表。1998年被《美国摄影》评选为“摄影界百名最具影响力人士”之一。这次,他以摄影展总顾问的身份来到大理。
评论工作,犹如床上陌生人
南都周刊:要成为摄影评论人,得具备哪些重要素质?
A.D.柯曼:首先要对媒介和摄影本身很有兴趣,不是说你非要成为一个摄影家。你瞧,我就不是一个摄影家,但是,你必须要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并多与同行打交道,愿意耐心倾听摄影师之间的谈话,听他们谈论有关技巧性的东西。你无须去写一些技术性倾向的文章,但对这些技术技巧的了解,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行文风格,当你的文章面世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读者,他们有些人可能对这些一无所知。作为中间人,我们还要对摄影家保持尊重。
我不认为作为一名评论人需要某一专业或另几种专业的背景知识,我的专业是英语文学和创新写作,我没学过艺术史,但在我的创新写作里,就学习了诗歌。有些摄影家同时是个诗人,他们和那些作为记者的摄影师是不同的。
南都周刊:曾经厌倦过这份工作吗?
A.D.柯曼:我的人生经历分为好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长达十年,主要工作就是为一些报纸杂志写评论,经常看艺术展览、阅读很多相关书籍,并具备快速反应能力,这也是个体力活。
接下来的十年里,主要在一些学术机构教授评论摄影历史并写一些学术论文,这些都得动用我头10年学会的所有知识,我努力学习新的语汇,做了很多关于摄影以及前摄影史的研究;1980年代末期,我再次回到评论世界,运用新的知识又干了十年。生活带领我走了这条路,关上一扇门,再打开另一扇窗,从而让我能穿梭其间。
审查问题,搞不清的地方标准
南都周刊:你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关注中国摄影,这会不会让你对其他地方的关注减少?
A.D.柯曼:从2005年开始,这已是我第十次来中国了,这的确减少着我对其他地方摄影的关注。不过处在剧变中的中国,不断上演着新鲜事,充满活力,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我有幸尽微薄之力为它的变化作点贡献,让自己也成为这种活力的一部分,带来一些或许派得上用场的想法和信息。我已经67岁了,在这样的年纪能有这样的一次冒险,当然不会后悔。
南都周刊:这次影会,有个摄影师原要展出的作品是关于云南天主教的主题,最后却得临时替换。就你所知,影会方面有没有什么审查标准?
A.D.柯曼:有没有现行或即将出台的公共审查制度,我不大清楚。但我想间接地回答一下,两年前我曾去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作访问,进入了一间藏书阁,很惊讶地发现了一些色情照片,我很惊讶在中国居然会有这些照片。于是我就此问题和接待我们的人讨论起来。你知道,现在海关管理非常松,当我带着一些书进出中国时,都没人会看我一眼,所谓西方的一些非法书籍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中国,成为藏书。接待方说我们想要学生甚至海关看到西方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这些色情影集,海关常常来这里,不是收缴这些色情影集,而是学会去区分,这对他们很重要。所以,我希望大理州政府可以同样老练地去处理政治敏感材料。
中国的一些摄影师向我展示过他们的关于乡村天主教的作品,也包括杨延康的十年作品影集《乡村与天主教》,这都是在中国出版了的,也获得了国内很多正式的奖项。当我听说这次影会拒了这一主题的作品时,也着实吃惊,很显然在全国范围内,地方政府还存在一些对宗教的不同看法,而且他们总有权利说不。这套作品完全有可能在平遥或广州出版。
在美国我们也时常遇到审查的问题,那些很尴尬的与性有关的主题,即使只是裸体的孩子在玩耍的场景,也都会遭遇质疑或被审查,可在广告业里却又显得肆无忌惮,这放到欧洲就是不可思议的。但通常政治宗教素材的东西是无所禁忌的。
各类影展,青年影人成名的好舞台
南都周刊:如今很多年轻摄影师的作品往往被简单概括为观念摄影,你对这怎么看?
A.D.柯曼:我并不认为摄影是年轻人的艺术。除了个别天才,很少人在20岁时就拿得出出色的作品。我们回望摄影史,那些真正重要的作品经常来自于摄影师30、40、50甚至60岁时。如果你从40岁才开始弹钢琴,那是件很难的事,也很少有作家很老才动笔写诗或小说,但却有很多摄影起步较晚的人创作出非常杰出的作品。原因就是,你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学会这门技术,但你恰恰不能在很年轻时就对世界有一个很成熟的看法,形成复杂丰富的观点。
现在的大环境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很多人年纪很轻就忙于推销自己。我作为一位老师,也要比以前更难教导学生。“一切得等到你走出学校,在外面呆个五六年之后,凭能力自己养活自己,去让自己的世界观成形,你要坚持做你自己的东西并让它们接受这个世界的质疑。”以往我对学生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至少是听得进去的,但是现在,他们关心的只是我怎样能在明天就出名。
南都周刊: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自己的作品更容易被人们认识?中国的摄影家都是怎么向你自荐的?
A.D.柯曼:我找好作品时,会看书、杂志和参观展览。我不太喜欢人们登门上访,虽然也一直会收到很多作品集。但究竟应该怎样完成优秀的作品,引起评论家、馆长或画廊老板的注意?这需要时间和耐心。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作品,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参加摄影展。不仅展出地周围的人们会去摄影展,美术馆长、评论家、历史学家、画廊负责人、杂志主编和记者都会过去,大家会期待着发现新鲜的东西。即便是地区性的展览,也会吸引一些可能对你有利的人,也许在北京你很难约到的人会在一个地区展览上注意到你的作品并和你谈话。我鼓励人们去摄影展,不仅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让别人了解自己作品的社交聚会,更可以借机去看看这个领域中别人的作品,然后知道自己到达了什么样的层次。
(录音整理:徐清清。王媛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