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确知那天那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大部分此类事件一样，种种凌厉狰狞匪夷所思的细节在发生时就已经结束了。事后的还原总显得支离破碎，目击证人有限，说法又互相矛盾，当事人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已经无法开口。他死了。
　　关于8月9日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郡小城弗格森的这桩杀人事件，我们目前知道的只有这些：那天12点01分，18岁的黑人少年麦克·布朗和他的朋友在马路上游荡，迎面遇上开着警车执勤的白人警察戴伦·威尔森，双方发生争执，威尔森开了枪。
　　布朗遇上威尔森前，附近的弗格森烟酒店刚刚被抢并报了警。事发时走在布朗身边的朋友多瑞安·约翰逊通过律师证实他和布朗确实参与了之前的抢劫。但警方也证实威尔森当时并不知道布朗是这起抢劫案的嫌犯，只是因为他走在马路上而不是人行道上才把他拦下来。
　　警方的说法是布朗不服管教试图攻击坐在警车里的威尔森并抢他的枪，才逼迫威尔森开火。目击者中，有人说看到布朗站在车门前与车里的威尔森撕打；有人说看到布朗逼近威尔森时威尔森才对着他开枪；还有人说看到布朗举手投降并向背离警车的方向逃跑，威尔森还是从后面开了枪。死者家属、地方政府和联邦司法部各自做着验尸报告。真相或许要等这些报告完全公布、更多的证据汇集之后，甚至历时多年的法律诉讼和庭辩之后才能水落石出。而布朗的枪伤，是从前面还是从后面被击中的将是案情关键。
　　关于布朗，我们可以从他生前留下的两段录像中认识，但他的形象前后变化之大令人咋舌。一段是他在自己的高中毕业典礼上，头戴四角方帽，身穿深绿色配红肩带的毕业袍，他是同学们中身材最高大的，稳重地走在队伍最前面，神色淡定。另一段来自他死前参与抢劫的那家烟酒店的闭路电视，人高马大的布朗戴着棒球帽，身着T恤短裤，手里拿着一条没有付钱的香烟，一把推开上前拦他的店员，夺步冲向店门。
　　13分钟后，布朗遇上了威尔森，他至少身中六枪，当场死亡。他之前没有犯罪记录，当时手无寸铁。两天之后，他原本应该作为新生到当地的维特罗特学院报到，他想要成为电器技师，有一天开间自己的店。
　　关于威尔森已知道的信息是，他比布朗大十岁，从警六年，无不良记录，离过婚，他的朋友说在与布朗打斗中他的眼眶受了伤，他现在暂被警局停职留薪，如今不知躲在何处。至8月25日截稿时，所有信息仅此而已。
　　但布朗和威尔逊两人肤色对比强烈，使其他的一切都显得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通过电视屏幕和网络在全世界的眼前展开：第二天晚上，在事发地点，有人自发点起蜡烛为布朗祈福，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心里积下的怨气在闪烁的烛光里迅速发酵。一些人开始打砸附近的商店，一家店被纵火烧毁，多家店货物被掠，30多人被捕，两名警察受伤，布朗事件引发的警民冲突正式开始了。
　　之后的几天示威声势继续壮大，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暴力迹象也越来越明显，警方开出了装甲车，对示威人群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到8月16日下午，事态已经明显失控，密苏里州长杰·尼克松下令在弗格森地区实行宵禁，18日国民军进驻弗格森维持治安。但这些都没能压制住示威者的怒火，直到20日，同是非裔的联邦司法部长艾瑞克·霍德亲自抵达弗格森安抚民怨，形势才渐渐出现缓和。至此，布朗被枪杀引起的反弹已经发展成为美国当代史上的主要种族骚乱之一。
　　如果这是好莱坞大片，至少你可以选择不进影院，而现实却让人无处可逃。“我们店在警察局对面，每天都有大批人在门口示威，虽然这些示威者都很和平，真正的骚乱并没有发生在我们这条街。但很多客人还是吓得不敢来了，还有一些客人是上街帮忙去了，所以我们生意掉了一大半。”连锁女性健身房 “曲线”弗格森分店店主艾琳·戴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比起被卷进漩涡中的弗格森烟酒店，“曲线”还算幸运得多。前者成了一些参与示威的暴徒的出气筒，虽然四面窗子都用木板钉死，但还是接连被砸被抢。一名店员接到《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电话时只匆匆说了句“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挂断了，声音中透着惊恐。
　　“那真是不幸的一天，人们做出了太多不幸的决定。”谈起被写进历史的2014年8月9日的弗格森，已经在弗格森社区学院工作了39年的代校长卢比·卡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弗格森的冲突已经酝酿很久了

　　弗格森老城区官方网页上是宣传词是这样写的：“弗格森市中心：寻常以北，永不乏味。”但如果不是因为这宗命案和这场骚乱，即使是密苏里州本地人也不见得听说过这个地名。
　　作为密苏里州主要城市圣路易斯近旁的圣路易郡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16平方公里占地，21000多人口的弗格森似乎沒有什么引人注意的特别之处。这里走出过的几个名人，比如杜比兄弟乐队主唱麦克·麦当劳（Michael McDonald），或在附近长大的饶舌乐手尼利（Nelly）早就已经离开家乡。事实上，弗格森的人口在70年代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呈下降趋势，与1970年的人口普查数字相比，当地人口已经流失了超过四分之一。
　　但比人口流失更显著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1970年弗格森居民中有85%是白人，1990年白人仍有75%，到2000年白人黑人几乎一半一半，2010年时黑人已经占到近70%。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与70年代圣路易斯市拆除政府楼群有关。这组名为普罗迪-艾格的政府楼由33幢11层公寓楼组成，占地57英亩，50年代中期建成时曾经是全美最大的政府楼群之一。 2870套公寓为圣路易穷人们提供了虽简陋却可安身的住所，给当地政府解决了急剧增长的人口带来的燃眉之急。但贫困的集中往往带来罪案的泛滥，到了60年代这片政府楼区已经成为犯罪天堂，政府疏于管理，居民纷纷逃离，到70年代中，政府不得不决定拆除这片楼群。 　　城市里的可供房屋越来越少，圣路易斯的穷人只好开始向郊区转移。富裕的郊区为了保證居民的居住环境，对房屋密度都有严格的限制，而弗格森即使在白人占多数的年代里也不是个富裕的地区——当年住在这里的白人，大多是干体力活的打工族。这里的房子越盖越小越盖越密，比蓝领白人更加贫穷的黑人居民也越来越多地栖身在这里。
　　这时候，曾经在美国大行其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已经逐渐走进历史，但法律上的解禁并没有化解人们心中的藩篱，一户黑人搬来马上就会有十户白人搬走，渐渐的黑人成了弗格森的主体。这种黑白分居的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改变，这次枪杀案的现场位于弗格森市的东北角，居民几乎全是黑人。现场离79岁的白人居民马丁·派昂的家只有四英里，但派昂所在的小区白人居民仍然占到半数以上。“我有几户黑人邻居，大家相处很融洽，这是个很好的小区。这次骚乱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如果不是出了事，我都不知道出事的那片小区也属于弗格森的范围。”派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圣路易斯的地产经纪克里斯·罗斯勒对出事的小区却很熟悉，他手头有不少房源来自那里。事实上，罗斯勒差不多是独家代理，因为很少有地产经纪愿意涉足那个区。“那里的房子又小又破，而且大部分是出租，出售的很少，所以经纪赚不着什么钱。”罗斯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他看来，房地产市场的状况其实足以解释这次种族骚乱。“那里的人不是没有钱，你看街上停的那些名牌车就知道了。但他们买不了房，因为他们没有信用记录，他们不愿意把钱放进银行，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任体系。”罗斯勒说，“租房住的人很难有归属感，再加上政府提供的教育项目不足，工作培训计划也没有，那里的年轻人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除了惹是生非无事可做。出事是早晚的事。”
　　弗格森社区学院代校长卡利也认为，黑人必须走出他们的聚居地，寻找教育机会才有出头之日。“我跟很多黑人青年聊过，我感觉他们心中充满恐惧，害怕被社会不公平对待。但他们来到我们学校以后就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会教他们如何面对一个多元的世界。”自己也是黑人的卡利说。
　　但他承认，从贫民窟跨越到大学校园，对很多黑人来说并不容易。“社区学院几乎没有门槛，对所有学生敞开大门，但有些学生经济负担不起，有些人需要挣钱养家没时间读书，有些人已经有小孩，自己来读书孩子就没人照看。如果政府能提供多一点经济资助和托儿服务，事情就会容易一些。”他说。
　　但至少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已经占到主体的黑人居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不同需求。弗格森市长是白人，6名市议员中只有1名黑人，53名警察中只有3名黑人，消防员几乎都是白人。黑人投票率低使他们无法选出自己的民意代表固然是一个原因，而白人通过工会和亲朋关系网互相引荐，把空出的工作职位内部消化，也让黑人很难找工作。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黑人人口比例的增加，当地的失业率也从2000年的5%涨到2012年的13%。
　　曾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在冲突爆发后抵达弗格森，与示威者手挽手一起游行。“弗格森的冲突已经酝酿很久了。我在那里看到的是黑人青年长期没有机会和公平待遇，最后愤怒了，爆发了。”杰克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幸的人都是相似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在天普大学非裔研究系教授海瑟·安·汤普逊博士的统计中，美国历史上大部分的骚乱都源于同样的问题——非裔社区本已因工作机会教育机会不足而受到挤压，同时又被过度执法。“有时只是一次逮捕、一次枪击致死事件就可能触动本来已经紧绷的神经，引起排山倒海式的连锁反应。”汤普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就弗格森事件来说，从开始到后来的每一波高潮，似乎都与地方政府和警方的处理方式有直接关系，从最初对手无寸铁的布朗使用致命武器，到事发后先是以保护人身安全为由拒绝透露涉案警员的姓名；6天后公布了威尔森姓名的同时也公布了布朗在烟酒店抢劫的录像，引发民众对警方转移视线避重就轻的不满；之后增派警察、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请来国民军，每一次在结果上都是火上浇油，导致事态不断升级。
　　即使在抗议接连不断的情况下，白人警员仍骂着黑人示威者是“牲口”，推搡、逮捕现场记者的动作不断被镜头捕捉到公之于众。更令人意外的是，8月19日正在民众怒火仍然高涨不落的时候，地方警察又射杀了一名涉嫌抢劫商店的黑人男子。在旁观者拍摄的录像中，这名似有精神疾病的男子持刀冲向接到报警后赶来的警察，同时叫嚷着：“杀我呀，现在就杀我呀。”警察开枪了，旁观者的惊呼：“老天哪，他们对他开枪了！他们明明可以用橡皮子弹！”
　　“事发后警察用更铁腕的手段执法是非常错误的。布朗被枪杀后，市政府的当政者不是去倾听民众的心声，而是出动了更多警察，他们使用催泪弹、威胁记者，结果适得其反，连州长的宵禁令也帮了倒忙，这只能让人们觉得当局认为问题在于当地居民，而不在引发了他们怒火的执法暴力。” 天普大学非裔研究系教授汤普逊说。
　　但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尤金·欧当劳对警方的两难处境有更深的体会——做教授之前他是纽约市警局的警察。“事后看着录像评头论足都很容易，当你真正在现场时，在千钧一发的关头，你最大的挑战是不知道下一秒情况会向什么方向发展，面对嫌犯的威胁性举动，你很难看出来他是真是假，一旦判断错误，后果就非常严重，尤其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拍录像，警察执法其实是处于所有人的监督之下。”欧当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说警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希望做好工作，“但无论你调集太多警力或者调集太少警力，你行动太快，或者行动太慢都会招来批评。”欧当劳也指出，目前的法律允许警察在嫌犯进行或试图进行重罪犯罪的情况下使用致命武器，袭警或逃捕都算是重罪。“如果人们对此有不满，他们应当去指责立法者而不是依法办事的警员。”
　　也正是如此，民间自发分别建立了为警察威尔森和死者布朗筹款的网站，都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大力支持，单从筹款数额上看甚至前者得到更多同情，截至8月24日，威尔森获得的捐款达到30万美元，布朗达到20万美元。
　　但在民权领袖杰克逊认为，警方的现场执法固然是个考量，但更让人冒火的并不在此，而是在黑白冲突导致的命案发生后，涉嫌杀人的白人总是能被法律网开一面，不判、轻判甚至根本不被起诉，搞个行政处罚草草搪塞过去。“佛罗里达的崔旺·马丁事件，凶手无罪获释；纽约的阿玛·迪亚罗事件，凶手们无罪获释；奥克兰的奥斯卡·格兰特事件，凶手被轻判；弗格森的麦克·布朗事件，到现在凶手都未被列为嫌疑犯。这种对待黑人的歧视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想要的就是公平执法，但我们从未得到。”杰克逊说。

美国黑白之间裂隙依然如故

　　杰克逊提到的几起事件，都曾经触动了整个美国的神经。1999年2月4日，23岁的圭亚那移民迪亚罗被警察误当成一名在逃嫌疑犯，盘问时他惊慌逃跑，跑到自己家门口时他把手放进兜里掏出钱包，警察误以为他掏出的是武器，4名便衣警察乱射40多枪将他击毙，之后涉案警员均被判无罪。2012年2月26日17岁的马丁出门买东西被小区里的志愿巡逻民兵兹莫曼怀疑图谋不轨，两人发生争执，马丁被兹莫曼开枪击毙，兹莫曼被判无罪。2009年新年当天，23岁的格兰特，在地铁站被赶来处理一起打架事件的地铁系统警察马瑟里和搭档抓到，格兰特试图挣脱，马瑟里对搭档警员说：“退后，我要用橡皮子弹制他。”结果他拔出的却是真枪。马瑟里只被判了过失杀人，服刑两年。
　　这些事件反复上演，已经造成了全美范围内黑人社区与执法者的紧张关系。在纽约，警方使用多年的用拦截盘查来收缴非法枪支的方法，因为拦截了过多的黑人成为众矢之的，新上任的市长白思豪不得不要求警局减少拦截盘查，却又引发了枪击事件的增多。23日，黑人民权领袖夏普顿率领民众在纽约的史丹顿岛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为最近因被警察勒颈逮捕而无法呼吸致死的黑人烟贩艾瑞克·加纳伸张正义，也意在与弗格森的示威遥相呼应，掀起席卷全国的更大声势。
　　这些事，发生在今年美国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当口，格外令人忧心。曾经报道过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民权法案签署的著名记者丹·拉瑟在《哈芬顿邮报》的专栏中说：“我看着弗格森那些令人感觉噩梦重现的画面，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害人匪浅的历史性倒退已经侵蚀了我们民权运动取得的成果。”拉瑟认为“在当今人们的理解中，民权运动似乎全部是关于种族的，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它同样也是关于当权者和百姓的。”
　　但事实上，真正明白这一点的并没有几个人。弗格森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都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大部分黑人都认为射杀布朗是非正义的，只有小部分白人持同样看法；大部分黑人都认为威尔森应当被起诉，只有小部分白人认同；而大部分黑人不相信这起事件的调查和司法会是公正的，只有小部分白人同意。
　　民权法案通过半个世纪，横亘在美国黑白之间深不见底的裂隙依然如故，种族依然是大部分人纠结的问题。“那些政客、甚至媒体对弗格森事件表示出的惊奇让我很感到意外，今天的示威跟50年前席卷全国的那些人权示威根本没有分别。”天普大学的汤普逊博士说。
　　当然，半个世纪的平权努力并非一事无成，美国毕竟已经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在针对弗格森事件的讲话中说“太多的地区有太多少数族裔年轻人被遗忘，他们只被人们看成是恐惧的载体。”这也显示他对问题的根源并非一无所知。奥巴马派出的司法部长霍德到弗格森现场坐镇也为平乱立了一功。“霍德来到弗格森意义重大，他是第一位非裔司法部长，他的到来让我们很受安慰。” 作为社区领袖，弗格森社区学院代校长卡利与霍德见面后表示。
　　作为当年曾与马丁·路德·金并肩作战的民权运动推手，杰克遜认为今天民权运动的倒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年的民权法案并没有对很多层面作出具体的规定，而当时的很多规定也已经不再适用新的时代，但在此之后再没有一部类似的法案出台。“黑人的处境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以前我们连投票权都没有，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次示威和反抗都可以带来一些进步。”杰克逊说。
　　相信未来，这或许是人们在冰寒逆境中能够获得的最温暖的火焰。骚乱发生之后，弗格森的一些居民发起了“我爱弗格森”组织，希望研究出一些办法，洗刷这次的事件为家乡带来的恶名。 “我的店里员工族裔多元，我们互相安慰，有人说要离开弗格森，但我不会，我相信我们可以处理好，我有信心。”“曲线”健身房的戴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