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街头文化为何越来越“地上”？

　　提到hiphop（嘻哈）或者街头文化，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地下”。
　　从源头说，这没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hiphop文化在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区产生的原因，其实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穷。“为什么要穿大一号的衣服？除了方便运动之外，黑人家庭多是人数众多而收入甚少，所以哥哥穿小了的衣服就会给弟弟穿，这才形成了‘大而酷’的服饰风格。为什么会有涂鸦？涂鸦最早是街区内各个帮派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标志，后来才越来越漂亮精致，发展成了民间艺术。为什么会有街舞？因为他们没钱去舞厅，而且当时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有钱也不一定能在白人的舞厅里玩得高兴。”学者黄瑞玲在《当代西方亚文化研究》里如此写道。
　　来自边缘社区的边缘黑人青年，在街头玩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最开始是为了发泄对社会不公的愤懑，也为了进行着的生活本身——消遣也好、干架也罢、泡妞也行，总之，是为了被压抑的情感有宣泄出口，而用有节奏的说唱代替毫无技巧的谩骂、用气势汹汹的地板舞battle代替肢体冲突、在地下通道冒着被抓的风险涂鸦，总归比打架流血、吸毒酗酒强。
　　于是有了通称的hiphop四大元素——说唱、街舞、涂鸦、打碟，再加上滑板、beatbox、街头篮球、特技单车等等街头艺术形式，配上宽大的服饰风格，甚至是见面打招呼的方式、手势、俚语黑话：这一切汇聚起来，构成了某种群体内部的语言行为体系，认同感也由此而生。
　　跨洋过海，在如今的中国，这曾经的“地下”文化，逐渐走到了地上。近几年尤为明显，且不论综艺节目的助推，只消看看中国最普通的小县城里为年轻人开的服装店，瞥一眼他们的进货风格——近两年，宽松嘻哈风格的款式格外多了起来——大概就能知道潮流已悄悄下沉到哪一步。
　　对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说唱、街舞、涂鸦，都不是陌生词。90后的童年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兴起，00后、10后被称为“网络原住民”，大到北上广，小到县城、城乡结合部，这代年轻人就算没“吃过猪肉”，多多少少也“见过猪跑”——比如在周杰伦的歌里学唱一段rap，比如偶然间听到MC Hotdog热狗和蛋堡的一首饶舌歌曲《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比如学校晚会上有人表演街舞节目……
　　纯粹的底层叙事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城市其实是少见的。Hiphop文化传入中国的时间节点，如果从1987年引进电影《霹雳舞》算起，之后的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关键词是：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深化、鼓励“先富带后富”的下海经商潮、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的迅速崛起和普及、公共交通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整体而言是一个经济上行、信息互通、多元文化蓬勃而生的时期。这从中国第一代hiphop“老炮儿”口述中频频提到的打口碟、外贸走私服装市场、迪斯科舞厅盛行等现象中也可见一斑。
　　在温饱问题普遍解决的大背景下，在中国，hiphop更像是当下年轻人潮流文化之一种。大部分被hiphop文化吸引的年轻人，来自信息相对开放的城市或城乡结合部、普通工薪阶层或以上的家庭。他们的故事很少真正关乎生存与否的苦难，而关乎能否生活得更有尊严——比如世俗之见与坚持自我之间的张力，个人梦想与现实压力之间的纠葛，家庭内部诸如重男轻女的矛盾——而所有这些，其实都已远在底层需求之上。
　　中国的hiphop故事，源于兴趣和热爱的，远远多过源于走投无路的贫穷、处境的压抑和逃离暴力的渴求的。这是诸如说唱歌手GAI的底层叙事一度俘获众多人心的原因，也是hiphop在中国相对“地上”、更容易流行化的源头。

同根不同命

　　尽管关于hiphop的“流行”、“地上”、“商业化”已有诸多争议和鄙视链，但反直觉的是，几乎大部分街头文化参与者在被问及商业与hiphop文化的关系时，都会很肯定地告诉你，hiphop并不排斥商业。历史也确实证明了这点：20世纪80年代，hiphop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被主流文化借助商业媒体的力量所收编，成为一种流行文化，……这种来自民间的音乐形式成了主流音乐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动辄便可创造上千万张的销量，hiphop音乐成了美国娱乐产业的创收大户。”（黄瑞玲《当代西方亚文化研究》p61）

　　商业的力量，某种程度上把挣扎于底层的人们拉出了贫穷和歧视的泥潭。类似的故事也在当下的中国发生，但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街头艺术形式发展状态其实不尽相同。
　　近来hiphop文化在国内重掀热浪，要从2016年席卷而来的《中国有嘻哈》说起。这档几乎是当年现象级的综艺，让说唱在大街小巷响起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和唏嘘。“地下”的说唱“老炮儿”会在接受采访时与“嘻哈”划清界限，表明自己是纯正的hiphop;节目里反复说着“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