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当天，张柠穿着宝蓝色西装马甲和黑色衬衫。西装衬衫是他的标配，有时还穿黑皮夹克。当他开口说话，是被孙郁称为“反雅化与反士大夫化的口吻”，语言浅俗幽默而不失敏锐凌厉。
　　城市的和乡村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气质在张柠身上安然并存，也在他的思维中各执一端，互不倾轧。来自乡村的张柠从不加入美化乡村的流行队列，用乡村的“乌托邦”来打击城市的“现代性”，相反，他讽刺那些涌入都市后大谈厌恶都市又离不开都市、热爱乡村又逃避乡村的知识分子。旅居城市多年的他也并没有忘却乡村，乡村经验和审美时刻出现在他的话语之中，“我对城市经验的描述和判断，带有乡土经验的印记。”
　　在张柠那里，城市和乡村确乎是两个对立物，但同时也是互为映照的参照物，透过这对镜像，他发现了很多城里人和乡下人都容易忽略的东西。
　　以前做专栏作家和学者时，张柠习惯把城市和乡村中具象的东西进行抽象提炼和理论概括，现在，则在一种“倒行逆施日未晚”的心态下，尝试“逆向”的思维，把多年对城市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思考以具象的方式，借由一个“80后”青年展现出来，写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城记》，今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三城记》是文学小说，也是张柠多年哲思和理论的形象结晶，写我们身边的城市生活，写他对城市与人的关系的思考。

无法适应的城市

　　在城市生活的人，常常感到焦虑和不安。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孙少安也焦虑不安，那更多来自于物质的匮乏和尊严的缺失。如今的城市人没有物质匮乏的问题，焦虑和不安却没有减少，其中有对快节奏的不适、对压力的不适，张柠在《三城记》中揭示了另一种不适——对城市本身的不适。
　　对于外乡人来说，对城市的不适是天然的，张柠自己就经历过，“现在，我突然来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却感到无所适从，曾经在我们想象中出现的现代生活，在这里仿佛已经变成了现实，再加上中国特色的农民式的问题，那简直是相当的‘后现代’。”
　　正是因为经历过从乡村到城市的不适，他才在废名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不仅仅看到乡村叙事，还看到他们面对城市的惊惧、哭泣和想逃回乡村的“怀乡病”。
　　可《三城记》的主人公出生在1980年代的上海，从小衣食丰足，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之下，毕业后不愁工作，成日只需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听听主任的教育。初看小说，很多人不能理解主人公顾明笛的不适，他的生活没有坎坷，轻松闲散，还有一个对他无微不至、连午饭都帮他决定好的妈妈。顾明笛却为找不到生活的意義而焦虑，以至于患上了失眠症与便秘症。

　　张柠在小说的最后假托世外高人乌先生点出了症结：顾明笛这样充满理想主义的确定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乡村的，跟城市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即使生于城市，长于城市，本质上和城市也并不契合。
　　这里的“乡村”和“城市”已经不是指实际的存在，张柠在对城市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对比中，从它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中提炼了一些本质的特点，内化为一个美学体系，城市是“石头的、理性的、计算的、消费的、陌生的、分解的、契约的、交换价值的”，乡村是“泥土的、情感的、含混的、生产的、熟悉的、整体的、血缘的、使用价值的”。
　　饱含情感的、追求完满生存状态的顾明笛，当然会对这样的城市美学感到不适，所以即使更换环境，遍寻门路，投身新闻业也好，进入书斋也罢，他始终显得格格不入。他一度以为他人的需要可以帮他融入生活，却在落空后陷入更深的虚无。
　　故事的后半段，顾明笛在一种被抛弃的孤儿般的感觉中做噩梦，醒来后撕碎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表现出一种类似疯癫的行为。讽刺的是，如果顾明笛在乡村社会，这样的举动根本不会引来多少异样的揣度，而在城市里，现代社会不再认为疯癫是一种人类可以表现的特异的现象，而是将疯癫看作一种必须矫正的道德过错，所以他被强制禁闭在精神病院。
　　城市不允许人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冰冷的水泥和钢筋也没有给情感留出多少空间，能够被城市接纳的人一定具备人格的成熟，而没见过风浪的顾明笛更像是一个“巨婴”，他连城市的规则都没有好好去学。
　　这是张柠笔下的在严密的保护下成长却无法真正“长大”的城市青年，面对“现代性”城市的不适。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广州，他在三城中漂泊无根。

未必能回的乡土

　　张柠想在《三城记》中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不适之后怎么办。
　　没有真正成熟的顾明笛们在面对城市时，会不由自主产生想要逃避的心理，张柠给他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睡袋，他只有通过睡袋才能缓解内心的焦躁，“这是一种返还母体的冲动”，同样能给人以安慰的生命诞生之处还有土地。
　　在小说的第一稿中，张柠给主人公寻找到的出路是和心爱的女孩子回河北农村建设现代生态农场，过躬耕稼穑、诗书传家的理想生活，让生命回归到朴实的劳动中去。这与歌德让浮士德最后在改造自然、“填海造陆”的劳动中获得人生真谛一样，具有古典主义的审美情怀。
　　张柠这样写并非出自对乡村的绝对美化和对城市的偏见厌恶，他对城市和乡村一直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90年代末他在广州时，写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报刊专栏，评论大众时尚文化，从广州的街头巷尾至国际时尚舞台，捕捉都市文化的符号，在当年乘上经济高速列车的广州，洞悉了城市文明的规则和脉络。后来他受布洛赫《蒙塔尤：1294-1324年奥科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专著的启发，以自己家乡为对象进行百科全书式的观察和分析，辅以自己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经验，总结乡村传统观念的同时，也记录城市文明影响下的乡村变化。 　　他明白离开乡村的必然，“乡土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不适感，是他们从乡土出走的重要原因。更为根本的原因是，资源匮乏和获取资源的难度日益加大，导致乡土社会对人的身体和道德要求越来越高。首先离开的是那些智商高、体力弱、追求自由的人，试图另造一个‘天堂’。”
　　他之所以这样写，是认为古典劳动是一种实现人的完满的非常重要的方式，正如马克思说的劳动创造人。在具体的劳动中，挖土、晒干、播种，看着植物发芽、生长，人的生命和土地连接在一起，在劳动中获得力量和成长。但这是非常理想的意境化的状态，真实身处乡村时，未必能有这样的感悟，乡村带来的另一种不适，会让人同样怀念人工制造的城市。最后他将小说改成开放式的结局，主人公对乡村的向往和想象本身令他有了更多面对城市的力量，他可能会回到乡村，也可能带着这样的想象继续在城市漂流。
　　张柠指明了两条路，一是承认对城市的不适，迂回绕开，返还到贴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生活当中，二是在自然中补偿城市生活的缺失，达到自适，然后以更成熟的心态逐步接受城市美学。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归与不归，乡土都调和着人类自然的诗性和现代文明的理性之间的矛盾。

乡土是城市完满的想象

　　人物周刊：你曾说现在反映城市的小说太少了，典型的主人公也太少，这是你创作《三城记》的一个诱因吗？
　　张柠：50后、60后一代的作家，童年记忆跟乡土关联密切，即使他们在大城市里，当时那个匮乏的年代，城市跟乡村也没有很大的区别。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变化，市场放开，城市文明建立起来。到了21世纪，中国已经跟国际接轨了，但擅长写乡土的作家也不可能有多大变化，能写城市的是70后、80后的作家，写的很多不错，但对于长篇小说的叙述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空缺，80后一代的生活背景和变化，尝试的人不多。
　　人物周刊：在你的研究和创作中，城市经验与乡土经验始终是你观察世界的一个坐标，为什么你会注意到并且这样看重二者之间的区别？
　　张柠：我对乡土很熟悉，对城市也熟悉，并且我不是地道的村里人，我的父亲是镇上的医生，所以我对乡村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我在城市生活时，也不是城市人，我是从乡下来的人，我对城市文化也有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真正是乡下人或城里人，或许还意识不到，他认为理所当然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议论的。

　　在我研究的作家里，有乡下人，如沈从文、废名，有城里人，如张爱玲、施蛰存，他们对环境本身的敏感性，是他经验产生的基础，他对熟悉事物的理解，和对陌生事物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乡下人对陌生事物会有不适感，表现出拒绝和逃跑，城里人对陌生事物有的是像儿童一般的好奇心。对环境本身的理解以及对经验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家的一个切入点。我有着丰富的城市经验和乡土经验，这便成为我写作的两极。
　　人物周刊：顧明笛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为什么他会对城市产生不适和不满？
　　张柠：他是对自己的存在不满意。他在上海长大，上大学，找工作，有自己的房子，他衣食无忧，什么都不缺，这是80年代出生的人的特点。在此前，70年代、60年代、50年代出生的人都不可能有他这样的条件，孙少安、孙少平（路遥《平凡的世界》主人公）、黑孩（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主人公）都吃不饱饭，面对着物质的匮乏，难以保持最根本的尊严。中国社会的进步解决了这一代人的匮乏问题，来到了80年代，诞生了顾明笛这样一批人。在他的立场上，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工作，不愁女朋友，他活着的意义在哪里？这是这一代人思维的起点，也是我小说的起点。
　　存在于一个没有物质匮乏的生存状态，顾明笛对自己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有完美的想象，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不满，但他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不停地尝试、寻找。但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很难融入世俗生活的规则，他对世界的不适，一是意识层面的，二是社会层面的，三是潜意识层面的。他不适应这样功利主义的世界，所以有一种返回去的冲动，返回母体、子宫、土地、泥土，他对睡袋的依赖正是这种冲动的一个表现。
　　人物周刊：土地、泥土听上去更像是农耕文明的意象，城市文明里的人也会有这样的冲动吗？
　　张柠：土地、泥土是有生长性的，是生命意象，温润的泥土会让我们产生归属感，而城市是一个死亡的意象，理性的、冰冷的、钢铁的、水泥的，所以人们对泥土的想象，对母体的想象，对子宫的想象，对怀抱的想象，是人类共同的潜意识的东西。泥土、土地、家族……这些可能使得人的生命回到一个很宏大的圆满中，而在城市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没有确定的完满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一些替代品，实现不了大团圆的时候，就追求个人的小团圆，比如爱情。城市里的人对婚姻没有农耕文明的人那么在乎，但对爱情很在乎，城市里为什么离婚率高呢？就是因为对爱情的标准太高了。农民不离婚，很多是只要生儿子，就可以了，只要养活我们，就好了，双方达成一种农耕文明的契约。
　　人物周刊：你觉得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张柠：首先，乡村人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和感受和城市人不一样，这是最根本的区别，乡土社会的时间感是自然而然的，太阳升起、下山，是循环的，城市人没有这种感受的可能性，他可能连太阳和月亮都看不到，高楼大厦林立，到了晚上霓虹灯闪亮起来，城市人对时间的把握来自钟表。光源也不是从太阳来的，而是人造的灯泡，因此他有昼夜笙箫的可能性。而农民跟植物一样，到了晚上就睡觉了，到了冬天就冬眠了，坐在火炉边打瞌睡。
　　其次，农耕文明的价值观念是建立在自然之上的劳动价值观念，在于生产，男人生产谷子，女人生产儿子，而城市人根本不承认这些东西，城市在于制造，所有吃喝玩乐的东西，都是制造出来的。农耕文明对道德要求特别高，因为物质是匮乏的，必须讲秩序。而城市文明放纵你的欲望，千方百计去满足你的欲望。
　　第三，农耕文明中生命的生长和死亡本身是轮回的，是接续的，从土地中出生，死后回归泥土。乡村人本身的生命就和土地联结在一起，只要生命还在，即使他没有任何东西，他也觉得生活有意义。城市里死亡不是死在泥土里，是死在病床上，最后烧成灰，变得什么都没有，所以城市人容易不安，焦虑，他的灵魂是无根的。人类最可怕的就是无。
　　人物周刊：你刚刚讨论的其实是抽象的乡土。实际的乡村生活可能是琐碎的、不便的、可怕的，它还能成为灵魂的归宿吗？
　　张柠：城市人对现存世界的不满，会让他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会美化乡土，如同你说的，实际的乡村并不一定是那样的，但这些特征的确存在。乡土是城市的对应物，城市是人工制造的，显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人工创造的是不完满的。而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从本质的角度来说乡土就是归宿。所以尽管实际上回不去，但乡土必须存在，因为城市是不完满的，乡土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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