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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国共产党 政党外交 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4-0001-29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4001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党开展对外工作100年。值此重要历史时刻，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独特作用，并深入分析其根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引领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稳定和发展国家间关系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通过发展党际关系来促进国际关系。一是与尚未建交的国家先发展党际关系，进而推动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二是与中断外交关系的国家发展党际关系，推动双方恢复外交关系。三是当与建交国家的关系出现倒退时，通过发展党际关系将双边关系拉回正常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工作引领国际关系稳定和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通过运筹党际关系特别是执政党关系来维护周边大局稳定。比如，2018—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员长五次会晤，不仅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开启了两国传统友谊的新篇章，也使得一度十分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重回正轨。又如，在习近平总书记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本扬的共同推动下，《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于2019年5月正式签署。这是第一份以政党名义签署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边文件，充分发挥了党际渠道在国家关系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引领作用。
第二，固基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在巩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基础方面发挥两种独特作用。一是夯实中国对外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工作的核心内容是促进政党交往，在此过程中高度重视治国、治党经验交流，这尤其体现在和其他国家执政党的交流中。比如，2012年以来，中俄执政党对话交流机制先后围绕“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道路”“群众路线和执政党现代化建设”等主题展开讨论，达成广泛共识。又如，200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先后举行了15次理论研讨会，交流两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二是夯实中国对外关系的民意基础。深入做人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工作的根本和优势;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善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不忘根本，继承传统，不断扩大工作对象的覆盖面，做到官方、民间齐动手，精英、草根两头抓，热灶、冷灶一起烧。 不仅做好国外政党和政治组织相关人物的工作，也注意做好智库、媒体、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群体的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每年都要邀请相当数量的国外政党、智库、媒体、学术界等各领域精英来华参观和访问。这些覆盖面广泛、参与主体多元的交流活动，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交往对象国的民意基础。
第三，统合作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之所以能够在其中发挥统合作用，既与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有关，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的统合作用，一是体现为构建全党参与的对外工作体系。随着国家整体对外工作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党和国家治理体系日益现代化，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的行为体越来越多，现已形成由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中联部具体组织实施、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广泛协助、广大党员干部共同参与的立体化工作机制。二是构建党的对外工作、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三位一体格局。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联部已成功举办29届万寿论坛，产生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又如，在正式的双边党际交往中，中联部通常会邀请企业、智库、媒体等领域的代表参加。这些灵活多样的机制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三位一体格局的整体性与互动性。
第四，拓展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努力把握规律，积极开拓创新，集中体现在两个“努力拓展”上。一是努力拓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具体形式。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党的对外工作格局和国际政党交往合作网络已经形成。二是努力拓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具体内容，更加突出政党属性，始终聚焦中国理念传播，特别是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工作，通过组织对外宣讲团、组织外国政党领导人和代表在国内实地考察、举办以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等形式，同步推进“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和“讲好中国故事”两项工作。
第五，协同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协同作用不断增强，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间关系大框架内积极作为，进一步强化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重大战略的意识，更加注重解决国家对外关系中涉及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联部举行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分别面向外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和国外驻华企业解读相关文件，有力配合了政府外交。又如，2007年启动的中俄政党论坛始终在中俄关系大框架下开展活动，积极为两国政府和企业交流合作搭建平台。二是积极配合国家重大外交部署，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重大利益的问题以及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上发出强有力的政党声音。这在反击2016年的南海“仲裁”闹剧和2020年的抗疫外交中均有充分体现。
第一，源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独特性。作为一个现代政党，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五个方面的独特性。一是先进性。这是相对于中外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而言的，它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关于“两个先锋队”的表述上。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行为方式与当今世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二是鲜明的“中国性”。这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各类无产阶级政党而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实践包括党的对外工作实践，充分体现了这种“中国性”。三是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 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具体表现为具有崇高的组织使命、严密的组织体系、严肃的组织纪律，并由此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动员力、行动力、战斗力。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之所以能做到集中统一、相互配合、各有侧重，得益于独特的强大组织优势。四是独特的精神气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并在100年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得到锤炼，其中尤以使命感和责任感最为突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精神气质在党的对外工作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都有鲜明体现。五是连续执政时间长。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执政72年，这在当今世界各类政党中十分罕见，值得中国共产党人自豪。這一显著特点在外交上具有重要价值。它确保了中国总体外交的稳定性、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连续性，有助于维护和增强国家的战略信誉。
第二，源于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当代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这一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既与多党制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明争暗斗的关系存在根本区别，也与那些一党独大的国家的政党体制明显不同。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决策和执行的独特性。
第三，源于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外交大权在党中央，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党中央制定中国外交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外交系统的重要人事安排，进行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类对外交往行为体的行动。这样的外交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总体外交的正确方向、统一性、稳定性、有效性。这种外交体制在世界外交史上独一无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依托这种外交体制，其独特性不言而喻。
第四，源于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基本原则的独特性。在100年的对外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中以独立自主原则最为重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核心要义就是坚持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处理;中国共产党的事情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主、自己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风雨乃至经历严峻考验而最终实现发展繁荣、日益赢得广泛国际尊重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人民摆脱贫困等发展任务一直是党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理解党的百年国际观不断演进的重要线索。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离不开党对发展事业的持续领导与推动。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推进国际社会的发展事业也是党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内在要求与重要内容。对发展问题的专注与创造中国的发展奇迹是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合法性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
第一，对外战略服务于国内发展。党的对外战略始终坚持从历史和世界两个维度进行定位，把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国际观的重要内涵。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这一民族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制约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站起来”奠定了国家发展所需的独立民族国家这一最为重要的政治基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对外工作主要是争取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逐渐成型。通过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交往观，中国共产党表达了中国愿与不同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交往的意愿，有助于国家顺利完成打破西方封锁、反对霸权主义和开展全方位外交等阶段性任务，从而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在国际合作中谋和平、促发展，实现国家“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明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的指导思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强起来”的光明前景的重要保障。
第二，在发展中统筹两个大局。在准确判断世界大势的基础上，只有国家真正实现发展，才能更好地把握和利用世界大势带来的机遇。“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曾错失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机遇，但是党诞生后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准确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在时代前进的潮流中把握主动，抓住发展的机遇。 中国不仅善用世界大势发展自己，同时也以自身的发展回馈世界，通过本国的高质量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总结了党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当代中国需要科学发展，而十九大报告则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及其时代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与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理念接轨的同时，越来越体现出先进性和引领性的新属性。在中国共产党做出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的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发展问题，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为全球发展贡献力量。
第一，开放的发展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深受闭关锁国之苦，睁眼看世界一直是中国仁人志士的战略共识。在领导革命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党的历代领导人均非常强调以开放促发展的重要性。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号召，邓小平倡导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思想，江泽民注重推动“走出去”的开放战略的实施，胡锦涛提出“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习近平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党的对外开放观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其背后蕴藏着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把握与实践检验。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强调，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中国呈现出加強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图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推动建设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进入了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第二，共同发展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华文明始终蕴含着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终极关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不仅服务于中国发展的需要，也表现为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努力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业都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早在1964年，周恩来提出的“援外八项原则”对当今的发展合作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重申了开放合作、命运与共的共同发展观，即“中国的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中国将张开双臂，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原则指导下，国际发展合作正在见证越来越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倡导并共建“一带一路”，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明确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观，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享繁荣的美好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交流互鉴观。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重要性的认知，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走独立自主、开拓创新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中国共产党在指出中国道路对世界发展的借鉴价值的同时，也始终尊重和鼓励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自己的道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辅相成，中国的发展经验也为国际发展和减贫事业提供了更多选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和反贫困理论的国际意义正在引发更多思考。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4月发表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所言，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规律，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行动指南。我们尝试从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中国智慧”入手，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中极具特色的习近平外交思想。
2015年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立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明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对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党全国人民已达成高度共识，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如何落实、推进和发展就成为关键。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理论与实践堪称二者结合的典范。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人，具有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和文化基因，应以真正的文化自信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贡献一份力量。
“学”并非只是学习知识或技能而停留在“术”的层次，做学问的根本目的是“求道”。“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核心概念之一，涵括宗教、哲学、科学、政治、经济、艺术等。简而言之，道是宇宙本源和万物变化的规律。无论是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社会，都需要遵循孟子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历史规律。虽说知识和经验有助于对“道”的渐进认知，但能够直接探明“道”的则是智慧，智慧（智识）才是真正的力量。
当融合儒家、道家历史传统的“智周万物、道济天下”与佛教文化的“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于一体，达到存在与价值和合为一，即达到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之境时，就产生了真正的大智慧，构成了中国人的智慧观，我们称其为中国智慧。
中国智慧强调的智周万物、道济天下，借用《大学》开篇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来表述，就更容易理解中国人重视的是实践智慧，这与侧重于从知识层面理解的西方智慧有很大不同。冯契先生提出转识成智后的“理性的直觉”、庞朴先生提出的“一分为三”“执两用中”，或许正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
智慧既是人的一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深层次认识能力，又是一种通彻事理、洞悉世情、通达人生的精神境界。可以说，中国智慧就是中国价值，只有从中国智慧出发，才能生成中国力量，做好中国人的事情，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历史，汇聚中国精神。
一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变革精神。国际大变局产生大问题，思考大问题需要大智慧，解决大问题需要大变革。只有准确把握、科学回答时代和实践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才能带动思想理论的进步，进而推动和引领实践发展。二是要从整体上把握时势方位与动态体系。近代西方特别是黑格尔的线性时间观使体现东方智慧的“时势”这一重要历史概念几乎消失。令人欣慰的是，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时势。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观大势，谋全局”，这让“时势”概念获得新生，也让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能够活用尊时守位的“唯时观”，积极开展国际问题研究。三是要把人的智慧领悟与外交实践相结合。无论通过理性主义创造多少知识理论，都离不开人的智慧领悟与引导。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全球政治的诸多重大决定都受到领导人抉择的影响;在现实世界中，国家领导人的进取心、愿望、智慧和行动力，常常能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四是要有底线思维与综合国力保障。底线思维是中国古人忧患意识的新发展。坚持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把握主动权。外交工作需要系统的底线思维，不能过度扩展核心利益域和权益延伸线，同时要注重把综合国力转化为软实力和巧实力。五是要发扬人文主义与天下情怀。人文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强调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中国历代士人都有天下情怀，相信在王朝之上还有一个代表普遍正义的天下秩序，这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文化中古老且重要的一种主张，统合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展现出巨大的持久韧性，影响至今。
一是活用“和合智慧”，解决中国能否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抓住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和合”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是历代中国政治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一大智慧源泉，体现在外交实践中，就成为“和合”智慧。二是活用“义利智慧”，解决超越个别国家利益最大化、开辟人类整体利益之路的问题。中国文化之所以突出道义、强调义重于利，是因为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义利智慧。三是活用“仁爱智慧”，落实“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重塑周边秩序。四是活用“历史智慧”，解决一个国家如何才能享有连绵不断的文明这一课题。在基辛格看来，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这样的历史传统，传承古老的战略文化和政治韬略，比如毛泽东制定外交策略时就经常从中国经典古籍中汲取灵感。五是发扬诚信为本的中华美德，解决国家间的政治互信问题。诚信是中国历代思想家普遍崇尚的政治伦理和价值观，领导人的诚信尤被看重。儒家倡导五常德（仁、义、礼、智、信）中的信德，强调只有守信，才不会被规律所惩罚，才被称为有德之人、有德之社会、有德之国家。六是秉持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学理上回应中国历史上没有公平正义的质疑。在中国历史上，当天下和平、国家兴盛的时候，公平正义容易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得到仕士的彰显;但是当遭逢“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政治无序时，公平正义更因为隐士的教化而显得尤为可贵。七是活用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智慧，回应文明冲突论，提出中国人的全球政治理论。为了解决西方文明的衰落问题，汤因比倡导世界一体化，希望建立世界政府。他对中华文明寄予厚望，认为中国人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准备得最为充分，将在人类统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八是依靠人类命运共同体智慧，解决国际秩序的变革问题。在基辛格看来，中国既是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依照现代国际关系规范行事，并认为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明显有别于欧美。所以各国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在保持各成员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从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视角，建立一种全球性、体系性和法理性的共同体文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准确反映了世界发展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世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国经济和社会4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判断的科学性与正确性。
2017年，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制定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稳定的外部环境，这需要我们准确把握时代发展潮流。
新时代的中國共产党人总体上继承了老一辈关于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同时，根据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以及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不断扩大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人作出重要判断，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对于指导、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实施国际战略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未来中国外交战略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就是构建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对当今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作出了原创性的回答，同时也是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科学判断的坚持。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未来需要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础之上，继续升华对当今时代潮流的认识，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初心和使命。
第一，运用历史思维看待当今时代潮流的变化。世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中决定性的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全球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继续释放巨大的生产力。这在促使人类社会驶入加速发展轨道的同时，也会重塑全球经济版图，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进而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理念与方式将悄然变化，国际体系将受到广泛影响。
尽管如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依然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除了极少数仍沉浸于冷战思维的国家之外，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是各国的共同愿望。世界各国都希望拥有稳定的国内与国际环境，谋求有序发展;同时，各国期望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各自国内的社会问题，让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增进民众的福祉。此外，开放、交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也是造福世界的必然选择。
第二，运用辩证的思维看待当今时代潮流的本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未来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还在世界各地肆虐、蔓延，对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形成较大影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难以为继的局面，以及内部不断出现的乱象;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格局，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这种“东西”方向的较量将会持续并影响全球治理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但是，未来长期的国际秩序主导权之争改变不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不具有持续性，2020年11月亚太15国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0年12月《中欧投资协定》结束谈判，这些都向世界发出了积极的信号，经济全球化既是客观现实，更是历史潮流。
第三，树立正确的角色观融入当今时代潮流。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地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飞跃，使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今天迈向强起来的新征程。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放眼世界，面对两个大局，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树立正确的角色观，科学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制定对外方针政策，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好世界作出应有贡献。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推进各层级的全球伙伴关系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主动在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中国还将继续寻求对接各国发展战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世界创造更多合作机会，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特别是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进而消除贫困、缓解债务压力，实现经济增长。中国将继续积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卫生防疫等，不断增强国际互信。通过不断践行多边主义，中国将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掌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也会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艰难险阻需要克服，需要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国际风险挑战的准备。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努力管控各种潜在风险。尤其是在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框架内，我们将主动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牢牢把握对外工作的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是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的过程。
对人类社会而言，社会科学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并在具有强大能动性的实践中不断发展。
马克思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历经一个半世纪以上仍保持旺盛生命力，关键就在于其具有实践性的理论品质，要求坚持实践第一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从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的高度强调实践的作用，并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理论也必须运用于实践，如实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并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
实践逻辑主要呈现三大特征。首先，它在方法论上要求超越以追求简约性、严苛性的因果律为特征的范式导向研究，摒弃为符合某种学术规范或理论标准而对实际问题进行削足适履式簡化处理的方法。其次，它强调人类社会是一组具有历史关联性的实践活动，对于同一个实际问题，关注不同学术传统的界定、阐释和论证之间的多维度关联。因此，在现实研究中应以实践的方式思考如何应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侧重于关注理论相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究竟存在怎样的实践价值。再次，尽管实践受到具体时空环境的制约，实践逻辑注重的实践活动是在有组织的社会环境中具有规律性、整体性的行动，而非具体时空背景下有限制的行动。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构建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方法是强调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一致性。用这一基本理论原则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道路，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还因为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因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它的科学性。
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歸宿。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实践逻辑强调的核心是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因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事物的性质。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注重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时代引领者，总是能够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目标任务，进行清晰明确的战略擘画。同样，实践也证明若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对外交往的探索过程中遭遇严重曲折也就在所难免了。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人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掌握其科学真理经历了不少崎岖、坎坷，尤其是早期教条式地以马克思主义典籍中的只言片语去指导实际工作，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对此总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显而易见，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毛泽东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
为谋求国家发展，实现预定的各项宏伟目标，和平的国际环境不可或缺。中国共产党不仅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外交的理论核心和实践指南，而且主张将它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冷战结束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以及“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的提出，以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外交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而且也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在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过程中才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积极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把握新时代的特征更需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且各种运动与发展存在内在的联系。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已经并正在被人类的实践所证明。因此，要全面客观地理解新时代的特征，既要在把握国内大局的同时关注世界大势，还要强调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相互交织。
从实践逻辑的视角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个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的新型实践共同体。而要实现这种国家间关系的转型，就必须依赖于实践，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各行为体间相互交往的新规范，并在彼此互动中反复践行，逐步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理念内在化。
具体而言，中国外交的实践逻辑要求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充分尊重对方的主权与核心利益，同时也要求对方尊重中国的主权与核心利益;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要弘扬公平正义，不为贪图一时之利而放弃原则，投机骑墙;在对经济交往中坚持合作共赢，反对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这不是单方面的约束，而是对彼此的要求，强调只要彼此相互尊重，国家关系就能得到良好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贯穿了其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全过程。因此，客观地看待政党外交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进行审视，探寻其中一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规律与特征，这有助于丰富政党外交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政党外交，主要体现为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政党关系与互动情况，这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国家的政党交往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冷战驱动的敌对斗争期，也是相互关系最不确定的时期。冷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部分主流政党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联系，但长期都没有发展为比较正式的关系。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氛围使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产生了敌对情绪，政党之间难以建立机制性的交流，这种情况与中国和东盟关系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东盟成立于1967年，与中国也经历了相当长的疏远期。然而，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部分东盟成员国逐渐恢复或建立了政党交流关系。此外，中国与当时尚未加入东盟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政党关系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曲折过程，友好或敌对的状况均有出现。
第二，冷战结束后的试探接触期。中国与东盟从1991年开始建立对话关系，1996年双方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实际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一直在试探性地发展关系，努力争取对方的信任，并试图了解和感受对方是否有发展和提升合作关系的诚意。中国逐渐参加了东盟主持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N”外长会及峰会等。 第三，频繁互动推进的磨合增信期。中国与东盟在合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奠定了共同推进地区一体化的信任基础。中国与东盟2003年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外交已经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加强经贸关系成为双方都支持的首要选择。当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让对方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诚意。
第四，共享未来导向的深化协作期。中国与东盟持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成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的稳健因素。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如老挝、柬埔寨、缅甸等首先通过政党交流达成共识，进而签署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东盟共同体在本质上高度一致，契合度高，合作性强。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如与越南和老挝关系中的两条脉络尤其突出，一条是国家关系，一条是党际关系，且党际关系具有更强的韧性。例如，当中、越之间因南海问题而出现摩擦时，两党关系的协调沟通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国际关系中，因领土主权争议而产生的摩擦极易升级，但是两党之间的战略互信却能有效缓解紧张局势。
从当前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各国政党的交往过程相当复杂，相互间的对话合作也较为丰富。
第一，互动方式和形式的多样性。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外交沿着两条线推进。有别于政府间外交，政党外交具有明显的二轨特征，对一些议题的讨论甚至先于政府外交，在形式上更加灵活和多样，不拘泥于仪式性的安排和公开发表的成果，参与方能在相对比较宽松和轻松的氛围下进行沟通，了解对方的现实关切和期待。中国政党外交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对外交往中完全没有追求例外，不会轻易取代政府外交。从对象上看，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国家的执政党和各在野党甚至一些非政治性的组织，都保持着密切联系，也保持着良好关系。这是政党交往的正常之道，也是中国在一些国家政局更迭后能与之保持正常交往，避免国家关系出现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
第二，相互和整体关系的包容性。东盟是一个高度强调多样性统一的政府间地区组织。成员国之间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并没有阻碍其努力构建高质量的地区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中国也与东盟成员国一道，在合作过程中促进这种多样化的统一。包括政党在内的非国家主体开展有实质意义的交往是比较隐性但却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避免因过度强调身份认同而相互排斥。
第三，交流与合作议题的建设性。政党之间的交流议题相当广泛，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直接影响两国关系，但有些却相当敏感，需要各方谨慎应对，努力寻求共识性的成果。从内容上看，政党外交的议题主要体现在参政议政、治国理政、政党建设、政党引领其他社会力量形成凝聚力等各方面。在交往过程中，各政党都会有意识地讨论一些容易达成共识、更具合作价值以及对两国关系都有促进意义的议题，从而让这种交往更具连贯性，产生更多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
第四，落实和推进效果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曾经有不睦甚至敌对的经历，双方关系发展到目前的状态实属不易，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发扬;二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过多年精诚合作，促进了共同发展进步，推动亚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以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党交往为增强地区国家间的相互认同和提升共同意识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与东南亚开展政党外交的困难固然不少，但交流的必要性越来越突出，沟通越来越顺畅，开展合作的机遇也在增多。
第一，从效果上看，政党外交虽然具有较强连贯性，但是鉴于交流议程、议题和对象的变动性较大，成就的碎片化非常明显，甚至由于时机不同，其结果也难以采用持续、统一的标准加以研判。例如，当前缅甸政局出现较大变动，且呈现日益恶化的态势，其原有各政党的发展前景不甚明朗，发展对外关系也不是其优先选择，因此中国当前与缅甸开展政党外交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
第二，从理念上看，中国在东南亚的政党外交，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政党外交应该强调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重点应是其最初的表现形式，即政党交流与合作。重在过程和行动，但不拘泥于形式，应被视为政党外交的精髓。一是要达成具有共识性的政策目标。政党的政治性都很强，但在相互交往的讨论中会涉及一些超党派的政治议题，如促进人的安全、发展、世界和平与繁荣，以及所在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等。二是要以平等身份参与交流合作。政党外交成功的基础是相互间都愿平视而非俯视或仰视对方，有意愿加深了解，增进理解。无论是否执政，执政理念是否有差异，政党间关系都应是平等的，均应视对方为潜在的合作伙伴。三是要协商制定前瞻性的规划。各方可以就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关于国际形势、国家关系、治国理政和政党合作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提出一些共同的发展愿景和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四是要有效推进合作行动。政党交流往往以寻求有意义的合作为导向，以协同性的项目为联系纽带。即使一些国家政党的目标仅仅是执政，但各政党都会强调增强国家建设的能力，互学、互鉴有助于共同进步。
第三，从比较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政党外交由中国国情决定，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一个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很多政党的初心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具有更强的治理意识和国际视野，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繁荣与进步作为自己的伟大使命，在对外交往中具有较强主动性，努力寻求与其他政党达成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第四，从政党外交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初心的基础上，在策略上需要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契合。为此，政党外交应坚决推进去意识形态化。各党派只有坚持通过客观、理性、辩证的标准观察和评判对方，才有可能激发进行交流合作的意愿。只有各方平等地看待对方，才能更有力地增进相互认知，更有效地开展互动，进而取得令各方都满意的成果。
在对印开展政党交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非常重视与印度国大党的交往。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中共代表团访印，均会与印度国大党领导人会晤或会谈。同样，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或代表团访华时，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给予高规格接待，两党交往级别较高。2008年，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国大党之间还签订了《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国大党交流合作备忘录》。与此不同，印度人民党的前身印度人民同盟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有根深蒂固的反华倾向，过去又长期不被印度主流社会认可，中方和印度人民党早期交往较少。2014年以来，印度人民党在印度国内势力不断扩大。中方及时调整对印政党交往策略，与印度人民党的交流有所增加，但是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主要国家政党的交往相比，中印政党交往的互动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已有的政党间高层次双边交流机制主要有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中美政党高层对话机制、中日有关政党的交流机制等，其形式稳定、内容连续、出席人员在政党内级别较高。目前中国与印度之间暂时还缺少类似的机制。同时，中印政党交往受中印关系脆弱性的影响较大。当前，中国开展对印政党交往工作应从多个方面着手。
第一，继续保持和印度国大党之间的交流、交往机制。印度国大党虽然当前正面临着严重的衰落和高层领导危机，但仍然是印度最主要的两大政党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一直和印度国大党保持着友好往来。2008年8月，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访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自会见索尼娅;同时，时任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与印度国大党总书记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还分别代表两党签署了《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国大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并先后在2008年和2010年举办了两次“中印关系研讨会”。当前，尼赫鲁—甘地家族（Nehru Gandhi family）的第四代继承人拉胡尔·甘地和普里扬卡·甘地（Priyanka Gandhi）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国大党新的领导人。与上一代领导人相比，他们尚缺少从政经验，对中国了解较少。尤其是在当前中印关系的背景下，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国大党也常常通过批评和攻击莫迪政府在中国问题上过于软弱来获取政治好处。但与印度人民党相比，国大党在名义上仍然保留了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应借助中国共产党和尼赫鲁—甘地家族友好往来的历史资源，建立与该家族新一代的友好关系，以造福两国人民。
第二，努力拓宽与印度人民党交往、交流的渠道。印度人民党已经是印度第一大政党，并将在相当长的时期主导印度政权。在历史上，印度人民党因其右翼教派主义色彩而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同。中国共产党之前也较少与印度人民党开展党际交流活动。2015年2月13日，在时任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访印期间，印度总理莫迪会见王家瑞，双方重点谈到要强化两党的交流。莫迪总理还特别强调希望加强两党在地方领导人、青年、妇女等方面的交流，王家瑞则表示，期望两党的交流能够走向机制化。2015年5月莫迪访华期间，中印联合声明的第七条明确“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与印度外交部组织的高层交往为促进两国了解与合作所作贡献，双方同意将有关交流机制制度化并予以扩大”。当然，这一提议的落实仍需要着力推动。中方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印度人民党及其政府的核心领导层、不同年龄与不同代际领导人的构成、个性特征，并采取不同的交往策略。印度人民党内部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分有强硬派和温和派，在经济文化政策上有民族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派。不同派别之间也并不总是铁板一块，在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和策略上存在差异，因此开展对印度人民党的交往活动，要采取不同的细化策略。此外，还应该建立与印度人民党的智库、亲印度人民党的智库、印度人民党控制的媒体、亲印度人民党的媒体之间的交往渠道。
第三，尽快建立与印度人民党的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的交流、交往渠道。国民志愿服务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印度人民党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政治代言人。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了印度人民党的成立，是印度人民党意识形态的来源，并为印度人民党起着输送政治精英和选举动员的作用。印度人民党以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总理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和以莫迪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均出自国民志愿服务团。莫迪政府中半数以上的內阁部长、印度人民党1/3以上的人民院议员也都出自国民志愿服务团。可以说，印度人民党的政府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以总理办公室为核心的政府行政部门，另一个则是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志愿服务团总部。国民志愿服务团还建立了自己庞大的智库和媒体网络。中国应该发挥媒体和智库的作用，建立与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的印度智库和媒体之间的交流机制。
第四，继续深化和印度左翼政党的交流、交往。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自成立以来一直和中国保持相对友好关系，并且长期在地方执政，目前仍然是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执政党。该党是印度政坛上坚定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重要地方政党。在2021年5月27日中联部举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上，该党派代表参加了视频会议，总书记西塔拉姆·亚秋里（Sitaram Yechury）也给大会发来贺信。中国应继续深化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友好往来，推动两党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培养印度友华政治势力。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疫情大流行、西方遭遇大冲击、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化等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的中国更具有必要性、战略性。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大国之“仁”、战略之“忍”、发展之“韧”的中国故事既要认清我们面临的斗争态势，更要在思维、思路上与形势相结合，采取更加科学、专业、温情的方式。
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也呈现更加复杂的心态。从近几年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互动来看，这些国家无论是在权力架构还是社会舆论层面，对中国的叙事方式都趋向负面，甚至影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
第一，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互动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如何认识、了解、接受一个崛起为世界大国而在制度上与其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西方在面对中国时的共同“难点”。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未来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实力第一大国已经成为“共识”。对于这一实力换位，美国等西方国家受到的心理冲击在一定时间内影响其对中国的认知。如果说以前由于中国比较落后、实力比较弱，西方国家更多以俯视的心态看待中国，并具有较强的物质优越感，那么此时崛起的强大中国对其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一背景下，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的互动，西方一些国家似乎形成了默契和共识，那就是要全力约束、限制中国对其构成的挑战和压力。
第二，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加剧。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些国家的物质优越感转向所谓的“价值观优越感”，必然将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作为攻击中国的“法宝”和工具。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与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之间的冲撞，这种矛盾在一定时间内较难缓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史无前例地处于紧张对立局面，而且这种对立仍在升级之中。它们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疫等问题上以所谓人权理由施压，凸显了其以所谓正确的“文明标准”胁迫中国的趋势。
第三，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层面对中国的认知转向负面。受西方国家政府、议会等权力机构以及传媒、舆论等方面对中国的负面操纵和宣传影响，社会层面的知华、友华人士和群体受到压制和冲击，一些学界、战略界、工商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转向负面。比如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14个发达国家的调查显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都达到高点。当然，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各方面事务的干涉，民调显示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负面认知也达到历史高点。
第四，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认知的矛盾心理在上升。受西方各种形式的煽动（比如所谓“一带一路”债务陷阱）、内部政治矛盾与斗争、发展水平与治理能力的差距、对中国崛起认识的落差等方面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认识、理解中国方面也呈现明显的矛盾心理，特别是在某些国家出现一定范围的反华情绪和行为。
虽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愈加复杂，但随着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积极作用，国际上理性、客观看待中国和为中国点赞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客观事实。面对挑战和机遇，要使社会主义中国进一步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显然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加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方式。在国际民粹思潮汹涌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加科学、理性地讲述、传播中国故事。一是要培养国人的科学精神，任何个体都可能成为中国故事的代言人。二是要减少大而不当的传播，更多用真情实意、科学语言来展现新时代的中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封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和产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崛起的中国、强大的中国产生疑虑的时候，更需要科学地推介中国。三是崛起中的中国需要科学家、艺术家、宗教界人士、工商界人士等更多专业人士以专业方式、专业语言讲述科学的中国、人文的中国、生态的中国。四是要提升中国金融机构、评级机构、科研机构、商会等专业团体的作用，为国际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和智慧。五是从制度和政策上鼓励国内智库、高校、科研机构发布外文研究报告，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我们需要把中国专业的声音以专业的方式传递给世界。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将宏大叙事与微观的情感相结合。传播中国故事不但要以国家为主体、传播“高、大、上”的内容，也要聚焦小人物、普通人、基层民众的生活，以小见大，体现多元的中国。比如“春运母亲”这样的故事，《山海情》《大江大河》这样突出小人物成长发展的文艺作品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共鸣。在中国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最感动人的正是一个个平凡生动的个体追求幸福生活、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过程。这些中国扶贫攻坚、改革开放历程中小人物的故事正是宏大“中国故事”的写照。在高楼大厦、高铁大桥、科技发展等“硬核中国”之外，也需要以多种语言、图文并茂的传播方式讲述“小人物的中国故事”，让国际社会了解、理解温情中国。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适配化和差异化相结合。在与西方的矛盾、斗争日益激烈的局面下，应将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传播中国故事的重点区域。一是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国家和地区，增强其对中国的深度认知和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地區关键国家、节点国家的工作，形成中心突破。三是针对不同国家制定精细化、差异化的叙述方式，更好地将中国超大经济体量、超大人口规模和超大市场空间等经济杠杆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四是在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以及国际形象传播过程中，要低调展现中国的成就，避免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认知心理落差。可更多聚焦中国在地区发展、脱贫、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故事。五是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大国小民”讲述民众的故事，侧重民众生活经历、生活体验的分享。六是将外国官方和民间对华交往的典型案例纳入中国故事范畴，形成双向的故事叙事结构。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案例也是中国故事的内涵与外延。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故事在地化和提供更多故事形态的传播载体。中国故事不是单一输出，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认识和理解，更应把中国故事与在地国家故事进行融合，让中国故事融入在地国的社会和生活。可把中国故事植入、置入其他国家的故事，或以中国故事补充、配合其他国家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针对西方的各种陷阱论，比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债务陷阱”等，我们应提供给世界更多的公共产品，包括新冠疫苗、卫生治理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的各种机遇，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是硬道理”“一带一路”等。
第五，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个体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群体。在机构层面，从中共中央、中宣部、外交部到基层的街道、乡镇、居委会都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单位和机构。在个体层面，作为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地都有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际交流中更应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用更加理性、科学和专业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讲述多元的中国故事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责任编辑：孙震海]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1）04-0001-29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104001
中國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党开展对外工作100年。值此重要历史时刻，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独特作用，并深入分析其根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独特作用
第一，引领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稳定和发展国家间关系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通过发展党际关系来促进国际关系。一是与尚未建交的国家先发展党际关系，进而推动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二是与中断外交关系的国家发展党际关系，推动双方恢复外交关系。三是当与建交国家的关系出现倒退时，通过发展党际关系将双边关系拉回正常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工作引领国际关系稳定和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通过运筹党际关系特别是执政党关系来维护周边大局稳定。比如，2018—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员长五次会晤，不仅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开启了两国传统友谊的新篇章，也使得一度十分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重回正轨。又如，在习近平总书记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本扬的共同推动下，《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于2019年5月正式签署。这是第一份以政党名义签署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边文件，充分发挥了党际渠道在国家关系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引领作用。
第二，固基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在巩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基础方面发挥两种独特作用。一是夯实中国对外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工作的核心内容是促进政党交往，在此过程中高度重视治国、治党经验交流，这尤其体现在和其他国家执政党的交流中。比如，2012年以来，中俄执政党对话交流机制先后围绕“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道路”“群众路线和执政党现代化建设”等主题展开讨论，达成广泛共识。又如，200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先后举行了15次理论研讨会，交流两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二是夯实中国对外关系的民意基础。深入做人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工作的根本和优势;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善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不忘根本，继承传统，不断扩大工作对象的覆盖面，做到官方、民间齐动手，精英、草根两头抓，热灶、冷灶一起烧。 不仅做好国外政党和政治组织相关人物的工作，也注意做好智库、媒体、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群体的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每年都要邀请相当数量的国外政党、智库、媒体、学术界等各领域精英来华参观和访问。这些覆盖面广泛、参与主体多元的交流活动，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交往对象国的民意基础。
第三，统合作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之所以能够在其中发挥统合作用，既与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有关，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构成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的统合作用，一是体现为构建全党参与的对外工作体系。随着国家整体对外工作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党和国家治理体系日益现代化，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的行为体越来越多，现已形成由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中联部具体组织实施、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广泛协助、广大党员干部共同参与的立体化工作机制。二是构建党的对外工作、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三位一体格局。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联部已成功举办29届万寿论坛，产生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又如，在正式的双边党际交往中，中联部通常会邀请企业、智库、媒体等领域的代表参加。这些灵活多样的机制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三位一体格局的整体性与互动性。
第四，拓展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努力把握规律，积极开拓创新，集中体现在两个“努力拓展”上。一是努力拓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具体形式。目前，中国共产党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党的对外工作格局和国际政党交往合作网络已经形成。二是努力拓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具体内容，更加突出政党属性，始终聚焦中国理念传播，特别是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工作，通过组织对外宣讲团、组织外国政党领导人和代表在国内实地考察、举办以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等形式，同步推进“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和“讲好中国故事”两项工作。
第五，协同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协同作用不断增强，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间关系大框架内积极作为，进一步强化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重大战略的意识，更加注重解决国家对外关系中涉及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联部举行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分别面向外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和国外驻华企业解读相关文件，有力配合了政府外交。又如，2007年启动的中俄政党论坛始终在中俄关系大框架下开展活动，积极为两国政府和企业交流合作搭建平台。二是积极配合国家重大外交部署，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重大利益的问题以及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上发出强有力的政党声音。这在反击2016年的南海“仲裁”闹剧和2020年的抗疫外交中均有充分体现。
（二）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根源
第一，源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独特性。作为一个现代政党，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五个方面的独特性。一是先进性。这是相对于中外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而言的，它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关于“两个先锋队”的表述上。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行为方式与当今世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二是鲜明的“中国性”。这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各类无产阶级政党而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实践包括党的对外工作实践，充分体现了这种“中国性”。三是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 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具体表现为具有崇高的组织使命、严密的组织体系、严肃的组织纪律，并由此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动员力、行动力、战斗力。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之所以能做到集中统一、相互配合、各有侧重，得益于独特的强大组织优势。四是独特的精神气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并在100年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得到锤炼，其中尤以使命感和责任感最为突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精神气质在党的对外工作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都有鲜明体现。五是连续执政时间长。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执政72年，这在当今世界各类政党中十分罕见，值得中国共产党人自豪。這一显著特点在外交上具有重要价值。它确保了中国总体外交的稳定性、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连续性，有助于维护和增强国家的战略信誉。
第二，源于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当代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这一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既与多党制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明争暗斗的关系存在根本区别，也与那些一党独大的国家的政党体制明显不同。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决策和执行的独特性。
第三，源于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外交大权在党中央，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党中央制定中国外交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外交系统的重要人事安排，进行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类对外交往行为体的行动。这样的外交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总体外交的正确方向、统一性、稳定性、有效性。这种外交体制在世界外交史上独一无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依托这种外交体制，其独特性不言而喻。
第四，源于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基本原则的独特性。在100年的对外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中以独立自主原则最为重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核心要义就是坚持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处理;中国共产党的事情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主、自己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风雨乃至经历严峻考验而最终实现发展繁荣、日益赢得广泛国际尊重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发展导向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国际观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人民摆脱贫困等发展任务一直是党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理解党的百年国际观不断演进的重要线索。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离不开党对发展事业的持续领导与推动。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推进国际社会的发展事业也是党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内在要求与重要内容。对发展问题的专注与创造中国的发展奇迹是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合法性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
（一）在发展视野下把握两个大局
第一，对外战略服务于国内发展。党的对外战略始终坚持从历史和世界两个维度进行定位，把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国际观的重要内涵。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这一民族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制约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站起来”奠定了国家发展所需的独立民族国家这一最为重要的政治基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对外工作主要是争取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逐渐成型。通过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交往观，中国共产党表达了中国愿与不同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交往的意愿，有助于国家顺利完成打破西方封锁、反对霸权主义和开展全方位外交等阶段性任务，从而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在国际合作中谋和平、促发展，实现国家“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明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的指导思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强起来”的光明前景的重要保障。
第二，在发展中统筹两个大局。在准确判断世界大势的基础上，只有国家真正实现发展，才能更好地把握和利用世界大势带来的机遇。“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曾错失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机遇，但是党诞生后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准确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才能在时代前进的潮流中把握主动，抓住发展的机遇。 中国不仅善用世界大势发展自己，同时也以自身的发展回馈世界，通过本国的高质量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总结了党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当代中国需要科学发展，而十九大报告则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及其时代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与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理念接轨的同时，越来越体现出先进性和引领性的新属性。在中国共产党做出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的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发展问题，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为全球发展贡献力量。
（二）中国特色国际发展合作观
第一，开放的发展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深受闭关锁国之苦，睁眼看世界一直是中国仁人志士的战略共识。在领导革命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党的历代领导人均非常强调以开放促发展的重要性。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号召，邓小平倡导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思想，江泽民注重推动“走出去”的开放战略的实施，胡锦涛提出“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习近平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党的对外开放观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其背后蕴藏着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把握与实践检验。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强调，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中国呈现出加強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图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推动建设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进入了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第二，共同发展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华文明始终蕴含着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终极关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观不仅服务于中国发展的需要，也表现为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努力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业都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早在1964年，周恩来提出的“援外八项原则”对当今的发展合作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重申了开放合作、命运与共的共同发展观，即“中国的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中国将张开双臂，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实现共同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原则指导下，国际发展合作正在见证越来越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倡导并共建“一带一路”，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明确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观，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享繁荣的美好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交流互鉴观。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重要性的认知，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走独立自主、开拓创新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中国共产党在指出中国道路对世界发展的借鉴价值的同时，也始终尊重和鼓励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自己的道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辅相成，中国的发展经验也为国际发展和减贫事业提供了更多选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和反贫困理论的国际意义正在引发更多思考。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4月发表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所言，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的路径。
从中国智慧论习近平外交思想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规律，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行动指南。我们尝试从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中国智慧”入手，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中极具特色的习近平外交思想。
（一）挖掘中华文明精华，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2015年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立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明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对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党全国人民已达成高度共识，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如何落实、推进和发展就成为关键。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理论与实践堪称二者结合的典范。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人，具有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和文化基因，应以真正的文化自信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贡献一份力量。
（二）把握“学”与“道”的关系
“学”并非只是学习知识或技能而停留在“术”的层次，做学问的根本目的是“求道”。“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核心概念之一，涵括宗教、哲学、科学、政治、经济、艺术等。简而言之，道是宇宙本源和万物变化的规律。无论是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社会，都需要遵循孟子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历史规律。虽说知识和经验有助于对“道”的渐进认知，但能够直接探明“道”的则是智慧，智慧（智识）才是真正的力量。
（三）定义何谓“中国智慧”
当融合儒家、道家历史传统的“智周万物、道济天下”与佛教文化的“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于一体，达到存在与价值和合为一，即达到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之境时，就产生了真正的大智慧，构成了中国人的智慧观，我们称其为中国智慧。
中国智慧强调的智周万物、道济天下，借用《大学》开篇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来表述，就更容易理解中国人重视的是实践智慧，这与侧重于从知识层面理解的西方智慧有很大不同。冯契先生提出转识成智后的“理性的直觉”、庞朴先生提出的“一分为三”“执两用中”，或许正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
智慧既是人的一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深层次认识能力，又是一种通彻事理、洞悉世情、通达人生的精神境界。可以说，中国智慧就是中国价值，只有从中国智慧出发，才能生成中国力量，做好中国人的事情，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历史，汇聚中国精神。
（四）平衡五大关系原则，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
一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变革精神。国际大变局产生大问题，思考大问题需要大智慧，解决大问题需要大变革。只有准确把握、科学回答时代和实践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才能带动思想理论的进步，进而推动和引领实践发展。二是要从整体上把握时势方位与动态体系。近代西方特别是黑格尔的线性时间观使体现东方智慧的“时势”这一重要历史概念几乎消失。令人欣慰的是，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时势。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观大势，谋全局”，这让“时势”概念获得新生，也让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能够活用尊时守位的“唯时观”，积极开展国际问题研究。三是要把人的智慧领悟与外交实践相结合。无论通过理性主义创造多少知识理论，都离不开人的智慧领悟与引导。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全球政治的诸多重大决定都受到领导人抉择的影响;在现实世界中，国家领导人的进取心、愿望、智慧和行动力，常常能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四是要有底线思维与综合国力保障。底线思维是中国古人忧患意识的新发展。坚持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把握主动权。外交工作需要系统的底线思维，不能过度扩展核心利益域和权益延伸线，同时要注重把综合国力转化为软实力和巧实力。五是要发扬人文主义与天下情怀。人文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强调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中国历代士人都有天下情怀，相信在王朝之上还有一个代表普遍正义的天下秩序，这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文化中古老且重要的一种主张，统合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展现出巨大的持久韧性，影响至今。
（五）活用八大实践智慧，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
一是活用“和合智慧”，解决中国能否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抓住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和合”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是历代中国政治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一大智慧源泉，体现在外交实践中，就成为“和合”智慧。二是活用“义利智慧”，解决超越个别国家利益最大化、开辟人类整体利益之路的问题。中国文化之所以突出道义、强调义重于利，是因为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义利智慧。三是活用“仁爱智慧”，落实“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重塑周边秩序。四是活用“历史智慧”，解决一个国家如何才能享有连绵不断的文明这一课题。在基辛格看来，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这样的历史传统，传承古老的战略文化和政治韬略，比如毛泽东制定外交策略时就经常从中国经典古籍中汲取灵感。五是发扬诚信为本的中华美德，解决国家间的政治互信问题。诚信是中国历代思想家普遍崇尚的政治伦理和价值观，领导人的诚信尤被看重。儒家倡导五常德（仁、义、礼、智、信）中的信德，强调只有守信，才不会被规律所惩罚，才被称为有德之人、有德之社会、有德之国家。六是秉持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学理上回应中国历史上没有公平正义的质疑。在中国历史上，当天下和平、国家兴盛的时候，公平正义容易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得到仕士的彰显;但是当遭逢“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政治无序时，公平正义更因为隐士的教化而显得尤为可贵。七是活用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智慧，回应文明冲突论，提出中国人的全球政治理论。为了解决西方文明的衰落问题，汤因比倡导世界一体化，希望建立世界政府。他对中华文明寄予厚望，认为中国人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准备得最为充分，将在人类统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八是依靠人类命运共同体智慧，解决国际秩序的变革问题。在基辛格看来，中国既是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依照现代国际关系规范行事，并认为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明显有别于欧美。所以各国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在保持各成员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从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视角，建立一种全球性、体系性和法理性的共同体文化。
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升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准确反映了世界发展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世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国经济和社会4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判断的科学性与正确性。
2017年，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制定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稳定的外部环境，这需要我们准确把握时代发展潮流。
新时代的中國共产党人总体上继承了老一辈关于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同时，根据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以及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不断扩大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人作出重要判断，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对于指导、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实施国际战略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未来中国外交战略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就是构建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对当今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作出了原创性的回答，同时也是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科学判断的坚持。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未来需要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础之上，继续升华对当今时代潮流的认识，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初心和使命。
第一，运用历史思维看待当今时代潮流的变化。世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中决定性的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全球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继续释放巨大的生产力。这在促使人类社会驶入加速发展轨道的同时，也会重塑全球经济版图，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进而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理念与方式将悄然变化，国际体系将受到广泛影响。
尽管如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依然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除了极少数仍沉浸于冷战思维的国家之外，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是各国的共同愿望。世界各国都希望拥有稳定的国内与国际环境，谋求有序发展;同时，各国期望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各自国内的社会问题，让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增进民众的福祉。此外，开放、交融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也是造福世界的必然选择。
第二，运用辩证的思维看待当今时代潮流的本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未来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还在世界各地肆虐、蔓延，对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形成较大影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难以为继的局面，以及内部不断出现的乱象;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格局，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这种“东西”方向的较量将会持续并影响全球治理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但是，未来长期的国际秩序主导权之争改变不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不具有持续性，2020年11月亚太15国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0年12月《中欧投资协定》结束谈判，这些都向世界发出了积极的信号，经济全球化既是客观现实，更是历史潮流。
第三，树立正确的角色观融入当今时代潮流。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地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飞跃，使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今天迈向强起来的新征程。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放眼世界，面对两个大局，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树立正确的角色观，科学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制定对外方针政策，开展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美好世界作出应有贡献。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推进各层级的全球伙伴关系建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主动在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中国还将继续寻求对接各国发展战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世界创造更多合作机会，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特别是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进而消除贫困、缓解债务压力，实现经济增长。中国将继续积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卫生防疫等，不断增强国际互信。通过不断践行多边主义，中国将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掌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也会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艰难险阻需要克服，需要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国际风险挑战的准备。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努力管控各种潜在风险。尤其是在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框架内，我们将主动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牢牢把握对外工作的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实践逻辑构建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是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的过程。
（一）以实践逻辑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必然性
对人类社会而言，社会科学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并在具有强大能动性的实践中不断发展。
马克思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历经一个半世纪以上仍保持旺盛生命力，关键就在于其具有实践性的理论品质，要求坚持实践第一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从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的高度强调实践的作用，并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理论也必须运用于实践，如实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并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
实践逻辑主要呈现三大特征。首先，它在方法论上要求超越以追求简约性、严苛性的因果律为特征的范式导向研究，摒弃为符合某种学术规范或理论标准而对实际问题进行削足适履式簡化处理的方法。其次，它强调人类社会是一组具有历史关联性的实践活动，对于同一个实际问题，关注不同学术传统的界定、阐释和论证之间的多维度关联。因此，在现实研究中应以实践的方式思考如何应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侧重于关注理论相对于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究竟存在怎样的实践价值。再次，尽管实践受到具体时空环境的制约，实践逻辑注重的实践活动是在有组织的社会环境中具有规律性、整体性的行动，而非具体时空背景下有限制的行动。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构建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方法是强调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一致性。用这一基本理论原则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外交道路，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还因为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因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它的科学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必要性
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歸宿。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实践逻辑强调的核心是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因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事物的性质。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注重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时代引领者，总是能够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目标任务，进行清晰明确的战略擘画。同样，实践也证明若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对外交往的探索过程中遭遇严重曲折也就在所难免了。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人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掌握其科学真理经历了不少崎岖、坎坷，尤其是早期教条式地以马克思主义典籍中的只言片语去指导实际工作，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对此总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显而易见，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毛泽东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
（三）实践逻辑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推动的中国对外工作道路
为谋求国家发展，实现预定的各项宏伟目标，和平的国际环境不可或缺。中国共产党不仅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外交的理论核心和实践指南，而且主张将它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冷战结束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以及“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的提出，以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外交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而且也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在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过程中才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积极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把握新时代的特征更需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且各种运动与发展存在内在的联系。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已经并正在被人类的实践所证明。因此，要全面客观地理解新时代的特征，既要在把握国内大局的同时关注世界大势，还要强调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相互交织。
从实践逻辑的视角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个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的新型实践共同体。而要实现这种国家间关系的转型，就必须依赖于实践，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各行为体间相互交往的新规范，并在彼此互动中反复践行，逐步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理念内在化。
具体而言，中国外交的实践逻辑要求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充分尊重对方的主权与核心利益，同时也要求对方尊重中国的主权与核心利益;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要弘扬公平正义，不为贪图一时之利而放弃原则，投机骑墙;在对经济交往中坚持合作共赢，反对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这不是单方面的约束，而是对彼此的要求，强调只要彼此相互尊重，国家关系就能得到良好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政党交往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贯穿了其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全过程。因此，客观地看待政党外交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进行审视，探寻其中一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规律与特征，这有助于丰富政党外交的理论和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政党外交，主要体现为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政党关系与互动情况，这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国家的政党交往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冷战驱动的敌对斗争期，也是相互关系最不确定的时期。冷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部分主流政党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联系，但长期都没有发展为比较正式的关系。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氛围使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产生了敌对情绪，政党之间难以建立机制性的交流，这种情况与中国和东盟关系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东盟成立于1967年，与中国也经历了相当长的疏远期。然而，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部分东盟成员国逐渐恢复或建立了政党交流关系。此外，中国与当时尚未加入东盟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政党关系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曲折过程，友好或敌对的状况均有出现。
第二，冷战结束后的试探接触期。中国与东盟从1991年开始建立对话关系，1996年双方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实际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一直在试探性地发展关系，努力争取对方的信任，并试图了解和感受对方是否有发展和提升合作关系的诚意。中国逐渐参加了东盟主持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N”外长会及峰会等。 第三，频繁互动推进的磨合增信期。中国与东盟在合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奠定了共同推进地区一体化的信任基础。中国与东盟2003年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外交已经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加强经贸关系成为双方都支持的首要选择。当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让对方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诚意。
第四，共享未来导向的深化协作期。中国与东盟持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成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的稳健因素。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如老挝、柬埔寨、缅甸等首先通过政党交流达成共识，进而签署了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东盟共同体在本质上高度一致，契合度高，合作性强。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如与越南和老挝关系中的两条脉络尤其突出，一条是国家关系，一条是党际关系，且党际关系具有更强的韧性。例如，当中、越之间因南海问题而出现摩擦时，两党关系的协调沟通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国际关系中，因领土主权争议而产生的摩擦极易升级，但是两党之间的战略互信却能有效缓解紧张局势。
（二）政党交往的主要特点
从当前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各国政党的交往过程相当复杂，相互间的对话合作也较为丰富。
第一，互动方式和形式的多样性。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外交沿着两条线推进。有别于政府间外交，政党外交具有明显的二轨特征，对一些议题的讨论甚至先于政府外交，在形式上更加灵活和多样，不拘泥于仪式性的安排和公开发表的成果，参与方能在相对比较宽松和轻松的氛围下进行沟通，了解对方的现实关切和期待。中国政党外交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对外交往中完全没有追求例外，不会轻易取代政府外交。从对象上看，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国家的执政党和各在野党甚至一些非政治性的组织，都保持着密切联系，也保持着良好关系。这是政党交往的正常之道，也是中国在一些国家政局更迭后能与之保持正常交往，避免国家关系出现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
第二，相互和整体关系的包容性。东盟是一个高度强调多样性统一的政府间地区组织。成员国之间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并没有阻碍其努力构建高质量的地区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中国也与东盟成员国一道，在合作过程中促进这种多样化的统一。包括政党在内的非国家主体开展有实质意义的交往是比较隐性但却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避免因过度强调身份认同而相互排斥。
第三，交流与合作议题的建设性。政党之间的交流议题相当广泛，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直接影响两国关系，但有些却相当敏感，需要各方谨慎应对，努力寻求共识性的成果。从内容上看，政党外交的议题主要体现在参政议政、治国理政、政党建设、政党引领其他社会力量形成凝聚力等各方面。在交往过程中，各政党都会有意识地讨论一些容易达成共识、更具合作价值以及对两国关系都有促进意义的议题，从而让这种交往更具连贯性，产生更多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
第四，落实和推进效果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曾经有不睦甚至敌对的经历，双方关系发展到目前的状态实属不易，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发扬;二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过多年精诚合作，促进了共同发展进步，推动亚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以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党交往为增强地区国家间的相互认同和提升共同意识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继续加强政党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开展政党外交的困难固然不少，但交流的必要性越来越突出，沟通越来越顺畅，开展合作的机遇也在增多。
第一，从效果上看，政党外交虽然具有较强连贯性，但是鉴于交流议程、议题和对象的变动性较大，成就的碎片化非常明显，甚至由于时机不同，其结果也难以采用持续、统一的标准加以研判。例如，当前缅甸政局出现较大变动，且呈现日益恶化的态势，其原有各政党的发展前景不甚明朗，发展对外关系也不是其优先选择，因此中国当前与缅甸开展政党外交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
第二，从理念上看，中国在东南亚的政党外交，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政党外交应该强调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重点应是其最初的表现形式，即政党交流与合作。重在过程和行动，但不拘泥于形式，应被视为政党外交的精髓。一是要达成具有共识性的政策目标。政党的政治性都很强，但在相互交往的讨论中会涉及一些超党派的政治议题，如促进人的安全、发展、世界和平与繁荣，以及所在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等。二是要以平等身份参与交流合作。政党外交成功的基础是相互间都愿平视而非俯视或仰视对方，有意愿加深了解，增进理解。无论是否执政，执政理念是否有差异，政党间关系都应是平等的，均应视对方为潜在的合作伙伴。三是要协商制定前瞻性的规划。各方可以就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关于国际形势、国家关系、治国理政和政党合作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提出一些共同的发展愿景和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四是要有效推进合作行动。政党交流往往以寻求有意义的合作为导向，以协同性的项目为联系纽带。即使一些国家政党的目标仅仅是执政，但各政党都会强调增强国家建设的能力，互学、互鉴有助于共同进步。
第三，从比较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政党外交由中国国情决定，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一个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很多政党的初心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具有更强的治理意识和国际视野，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繁荣与进步作为自己的伟大使命，在对外交往中具有较强主动性，努力寻求与其他政党达成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第四，从政党外交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初心的基础上，在策略上需要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契合。为此，政党外交应坚决推进去意识形态化。各党派只有坚持通过客观、理性、辩证的标准观察和评判对方，才有可能激发进行交流合作的意愿。只有各方平等地看待对方，才能更有力地增进相互认知，更有效地开展互动，进而取得令各方都满意的成果。
中印政党交往的现状与思考
在对印开展政党交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非常重视与印度国大党的交往。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中共代表团访印，均会与印度国大党领导人会晤或会谈。同样，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或代表团访华时，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给予高规格接待，两党交往级别较高。2008年，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国大党之间还签订了《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国大党交流合作备忘录》。与此不同，印度人民党的前身印度人民同盟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有根深蒂固的反华倾向，过去又长期不被印度主流社会认可，中方和印度人民党早期交往较少。2014年以来，印度人民党在印度国内势力不断扩大。中方及时调整对印政党交往策略，与印度人民党的交流有所增加，但是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主要国家政党的交往相比，中印政党交往的互动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已有的政党间高层次双边交流机制主要有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中美政党高层对话机制、中日有关政党的交流机制等，其形式稳定、内容连续、出席人员在政党内级别较高。目前中国与印度之间暂时还缺少类似的机制。同时，中印政党交往受中印关系脆弱性的影响较大。当前，中国开展对印政党交往工作应从多个方面着手。
第一，继续保持和印度国大党之间的交流、交往机制。印度国大党虽然当前正面临着严重的衰落和高层领导危机，但仍然是印度最主要的两大政党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一直和印度国大党保持着友好往来。2008年8月，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访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自会见索尼娅;同时，时任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与印度国大党总书记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还分别代表两党签署了《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国大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并先后在2008年和2010年举办了两次“中印关系研讨会”。当前，尼赫鲁—甘地家族（Nehru Gandhi family）的第四代继承人拉胡尔·甘地和普里扬卡·甘地（Priyanka Gandhi）极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国大党新的领导人。与上一代领导人相比，他们尚缺少从政经验，对中国了解较少。尤其是在当前中印关系的背景下，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国大党也常常通过批评和攻击莫迪政府在中国问题上过于软弱来获取政治好处。但与印度人民党相比，国大党在名义上仍然保留了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应借助中国共产党和尼赫鲁—甘地家族友好往来的历史资源，建立与该家族新一代的友好关系，以造福两国人民。
第二，努力拓宽与印度人民党交往、交流的渠道。印度人民党已经是印度第一大政党，并将在相当长的时期主导印度政权。在历史上，印度人民党因其右翼教派主义色彩而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同。中国共产党之前也较少与印度人民党开展党际交流活动。2015年2月13日，在时任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访印期间，印度总理莫迪会见王家瑞，双方重点谈到要强化两党的交流。莫迪总理还特别强调希望加强两党在地方领导人、青年、妇女等方面的交流，王家瑞则表示，期望两党的交流能够走向机制化。2015年5月莫迪访华期间，中印联合声明的第七条明确“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与印度外交部组织的高层交往为促进两国了解与合作所作贡献，双方同意将有关交流机制制度化并予以扩大”。当然，这一提议的落实仍需要着力推动。中方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印度人民党及其政府的核心领导层、不同年龄与不同代际领导人的构成、个性特征，并采取不同的交往策略。印度人民党内部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分有强硬派和温和派，在经济文化政策上有民族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派。不同派别之间也并不总是铁板一块，在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和策略上存在差异，因此开展对印度人民党的交往活动，要采取不同的细化策略。此外，还应该建立与印度人民党的智库、亲印度人民党的智库、印度人民党控制的媒体、亲印度人民党的媒体之间的交往渠道。
第三，尽快建立与印度人民党的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的交流、交往渠道。国民志愿服务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印度人民党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政治代言人。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了印度人民党的成立，是印度人民党意识形态的来源，并为印度人民党起着输送政治精英和选举动员的作用。印度人民党以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总理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和以莫迪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均出自国民志愿服务团。莫迪政府中半数以上的內阁部长、印度人民党1/3以上的人民院议员也都出自国民志愿服务团。可以说，印度人民党的政府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以总理办公室为核心的政府行政部门，另一个则是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志愿服务团总部。国民志愿服务团还建立了自己庞大的智库和媒体网络。中国应该发挥媒体和智库的作用，建立与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的印度智库和媒体之间的交流机制。
第四，继续深化和印度左翼政党的交流、交往。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自成立以来一直和中国保持相对友好关系，并且长期在地方执政，目前仍然是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执政党。该党是印度政坛上坚定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重要地方政党。在2021年5月27日中联部举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上，该党派代表参加了视频会议，总书记西塔拉姆·亚秋里（Sitaram Yechury）也给大会发来贺信。中国应继续深化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友好往来，推动两党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培养印度友华政治势力。
用更加专业和科学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疫情大流行、西方遭遇大冲击、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化等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的中国更具有必要性、战略性。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大国之“仁”、战略之“忍”、发展之“韧”的中国故事既要认清我们面临的斗争态势，更要在思维、思路上与形势相结合，采取更加科学、专业、温情的方式。
（一）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国际叙事斗争态势与难点
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也呈现更加复杂的心态。从近几年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互动来看，这些国家无论是在权力架构还是社会舆论层面，对中国的叙事方式都趋向负面，甚至影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
第一，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互动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如何认识、了解、接受一个崛起为世界大国而在制度上与其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西方在面对中国时的共同“难点”。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未来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实力第一大国已经成为“共识”。对于这一实力换位，美国等西方国家受到的心理冲击在一定时间内影响其对中国的认知。如果说以前由于中国比较落后、实力比较弱，西方国家更多以俯视的心态看待中国，并具有较强的物质优越感，那么此时崛起的强大中国对其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一背景下，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的互动，西方一些国家似乎形成了默契和共识，那就是要全力约束、限制中国对其构成的挑战和压力。
第二，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加剧。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些国家的物质优越感转向所谓的“价值观优越感”，必然将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作为攻击中国的“法宝”和工具。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与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之间的冲撞，这种矛盾在一定时间内较难缓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史无前例地处于紧张对立局面，而且这种对立仍在升级之中。它们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疫等问题上以所谓人权理由施压，凸显了其以所谓正确的“文明标准”胁迫中国的趋势。
第三，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层面对中国的认知转向负面。受西方国家政府、议会等权力机构以及传媒、舆论等方面对中国的负面操纵和宣传影响，社会层面的知华、友华人士和群体受到压制和冲击，一些学界、战略界、工商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转向负面。比如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14个发达国家的调查显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都达到高点。当然，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各方面事务的干涉，民调显示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负面认知也达到历史高点。
第四，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认知的矛盾心理在上升。受西方各种形式的煽动（比如所谓“一带一路”债务陷阱）、内部政治矛盾与斗争、发展水平与治理能力的差距、对中国崛起认识的落差等方面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认识、理解中国方面也呈现明显的矛盾心理，特别是在某些国家出现一定范围的反华情绪和行为。
（二）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加科学、专业的方式
虽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愈加复杂，但随着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积极作用，国际上理性、客观看待中国和为中国点赞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客观事实。面对挑战和机遇，要使社会主义中国进一步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显然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加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方式。在国际民粹思潮汹涌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加科学、理性地讲述、传播中国故事。一是要培养国人的科学精神，任何个体都可能成为中国故事的代言人。二是要减少大而不当的传播，更多用真情实意、科学语言来展现新时代的中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封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和产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崛起的中国、强大的中国产生疑虑的时候，更需要科学地推介中国。三是崛起中的中国需要科学家、艺术家、宗教界人士、工商界人士等更多专业人士以专业方式、专业语言讲述科学的中国、人文的中国、生态的中国。四是要提升中国金融机构、评级机构、科研机构、商会等专业团体的作用，为国际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和智慧。五是从制度和政策上鼓励国内智库、高校、科研机构发布外文研究报告，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我们需要把中国专业的声音以专业的方式传递给世界。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将宏大叙事与微观的情感相结合。传播中国故事不但要以国家为主体、传播“高、大、上”的内容，也要聚焦小人物、普通人、基层民众的生活，以小见大，体现多元的中国。比如“春运母亲”这样的故事，《山海情》《大江大河》这样突出小人物成长发展的文艺作品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共鸣。在中国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最感动人的正是一个个平凡生动的个体追求幸福生活、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过程。这些中国扶贫攻坚、改革开放历程中小人物的故事正是宏大“中国故事”的写照。在高楼大厦、高铁大桥、科技发展等“硬核中国”之外，也需要以多种语言、图文并茂的传播方式讲述“小人物的中国故事”，让国际社会了解、理解温情中国。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需要适配化和差异化相结合。在与西方的矛盾、斗争日益激烈的局面下，应将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传播中国故事的重点区域。一是巩固对华传统友好国家和地区，增强其对中国的深度认知和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地區关键国家、节点国家的工作，形成中心突破。三是针对不同国家制定精细化、差异化的叙述方式，更好地将中国超大经济体量、超大人口规模和超大市场空间等经济杠杆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四是在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以及国际形象传播过程中，要低调展现中国的成就，避免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认知心理落差。可更多聚焦中国在地区发展、脱贫、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故事。五是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大国小民”讲述民众的故事，侧重民众生活经历、生活体验的分享。六是将外国官方和民间对华交往的典型案例纳入中国故事范畴，形成双向的故事叙事结构。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案例也是中国故事的内涵与外延。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故事在地化和提供更多故事形态的传播载体。中国故事不是单一输出，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认识和理解，更应把中国故事与在地国家故事进行融合，让中国故事融入在地国的社会和生活。可把中国故事植入、置入其他国家的故事，或以中国故事补充、配合其他国家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针对西方的各种陷阱论，比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债务陷阱”等，我们应提供给世界更多的公共产品，包括新冠疫苗、卫生治理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的各种机遇，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是硬道理”“一带一路”等。
第五，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个体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群体。在机构层面，从中共中央、中宣部、外交部到基层的街道、乡镇、居委会都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单位和机构。在个体层面，作为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地都有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际交流中更应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用更加理性、科学和专业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讲述多元的中国故事与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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