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7年，冈村宁次就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朝帝国学生队的区队长，充当陈仪、阎锡山、孙传芳等人的教官；以后，他和中国人打过许多交道，其全部军人生涯几乎都与中国有关，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变和其后的八年侵华战争中，冈村宁次曾先后担任过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第十一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直至侵华日军的最高长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刽子手，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1945年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接受了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当时南京、芜湖地区还驻有日军一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和几个特种兵联队，均受冈村宁次直接指挥。日军虽已接受无条件投降一月有余，但由于何应钦下达解除其武装的命令没有落实，日军活动区内出现了一些令人气愤的现象：南京大方巷冈村宁次司令部（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阳台上还筑有工事，仍旧架着高炮、机枪，门卫岗哨仍手持上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经常有日军官兵到街上闲逛，有时竟闯入民宅，调戏妇女；有些官兵喝得醉醺醺得耍酒疯，滋衅闹事；日军的“慰安所”依然生意兴隆，醒目的牌子高悬街头。对此，中国军民非常气愤。当时，新上任的南京警备司令邱维达及时向何应钦反应：“日军已投降多日，但武器装备却没有完全收缴，这是社会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何应钦即说：“此事由你全权处理。不过要交待你的部属，对他们（日军）稍稍客气点，要防止发生无谓的枝节。”随即，邱维达便以南京警备司令的名义召见了冈村宁次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严肃地对他说：“转告你们的司令官冈村宁次，从明天起，所有官兵没有公事不得出营房，不准配带武器；将武器全部擦拭封存交仓库统一保管，听候点验；而且你们在南京设的工事要一律拆除。”第二天，南京的宪兵即加强了对街头的巡逻，遇有闹事的日军则立即关押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南京的秩序好了许多。随后，南京警备司令部收缴了冈村宁次司令部的武器装备，并将其司令部改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冈村宁次任联络部长官。对冈村宁次本人的行动，南京警备司令部也作了限制，以前，冈村宁次可以随便出入营区和市区，限制后，他每次外出都得事先由其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向警备司令部请假，并报明外出的地点、时间和行动路线，经批准后才允许外出。而且在其外出时，警备司令部及时通知沿线的宪兵部队加强警戒，这样做一是防备他随便更改路线，从事阴谋活动，二是防备沿途的老百姓袭击他的汽车。因为他每次外出都在汽车上插上日本国旗，很容易成为市民的袭击目标。同时，对日军设在南京的“慰安所”也予以查封，把招牌砸掉，所有从业的妇女一律遣散。
　　为了使中国方面放松对他的监督管制，冈村宁次极力讨好当时的南京警备司令邱维达，想方设法打通关节。某天，他派人带着一套咖啡饮具来到邱维达办公室对邱说：“这套咖啡饮具是闻名于世的日本名古屋瓷器，司令官叫我送来，请您务必收下。”邱维达当然领会其用意，便对来人说：“我们中国军队是不兴这个的。”随即给退了回去。但过了两天，此人又来了，对邱维达说：“我们司令官那里有一套红木办公家具，我们没有用它，给您送来好了。”邱说：“没有必要，这样不是也能办公吗？”从此，冈村宁次才不再献殷勤了。
　　日本投降前夕，冈村宁次即用专机将家眷送回了日本。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没有家眷陪伴，生活上不免感到孤寂凄冷，他本来有许多爱好，打网球、骑马、打猎、下棋、垂钓等，但在行动受到限制后，他也就无心顾及这些了。和许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冈村宁次对日本的失败是很不甘心的，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他还向大本营梅津参谋总长发电：“派遣军拥有百万大军，且连战连胜，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他留驻中国多年，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对中共两党的矛盾，了如指掌，沦为侵华头号战犯，他深知自己难逃罪责，妄图趁国共矛盾之机为国民党集团卖力反共，“戴罪立功”。受降仪式结束不久，冈村便急忙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建议说：“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在华中长江与黄河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他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冈村宁次的这个建议，何应钦非常赞赏，但毕竟事关重大，他不敢贸然作主，于是派亲信冷欣中将乘专机赴重庆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深知民心不可侮，如果用投降日军帮助国民党军队打本国同胞，必将遭到全国人民最强烈的反对，这对国民党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退一步说，即使假日军之手把共产党打垮了，自己脸上也不光彩。因此，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日本投降后，作为侵华日军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本应交由中国人民审判，而且盟军最高统帅部也一再向南京政府提出要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国民党集团内部的大多数人也赞成将其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但由于国民党高层亲日的何应钦、陈诚、汤恩伯、刘斐、阎锡山等占据上风，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冈村宁次不仅没有受到审刑，而且还一直享受优厚待遇。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冈村宁次列入战犯名单，几次传其到庭受审，但都被南京政府以其有病为由予以拒绝，后来，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南京政府才对他进行了象征性的审判。1948年3月，冈村宁次离开南京到上海，对外讲是监内候审，实际上是将其秘密安排在黄渡路一住宅居住。1949年1月初，冈村宁次被宣判无罪。1月31日，他由上海乘轮船回到日本，结束了他在中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