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般称为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作报告。
　　他在会上论述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应该是怎样一个模样。
　　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提出，应该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攻坚与野战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
　　后来的三大战役，正是攻坚与野战的结合。
　　九月会议之后，战略决战的序幕掀开了。

战机稍纵即逝

　　九月会议之前，1948年6月中旬至7月初，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攻陷河南省会开封，然后在运动中消灭了增援的区寿年兵团以及黄百韬兵团一部，共9万余人。
　　这一战改变了中原战场的战略态势，开始了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作战。
　　蒋介石更觉惨淡。“对军事前途顿生悲观，心神沉闷之至。茫茫前途，苍苍上帝，竟不知如何作为矣。”这是他的日记的原话。
　　九月会议之后，解放军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和西北战场上，发起大规模的秋季攻势。
　　华东野战军于9月24日攻克济南，俘虏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
　　解放军本来准备围城打援，以18万兵力严阵以待自徐州北援之敌，但徐州之敌竟未敢前进。
　　济南战役之后，山东除青岛等少数据点外，全获解放，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为一体，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条件。
　　这是解放军攻克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毛泽东离开延安之前所说的“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在一年多之后开始应验。
　　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由此开始总崩溃。
　　制定“6个月消灭共匪”的作战计划的陈诚，此时也称，在此以后，显然已成江河日下之势，狂澜既倒，无可挽回矣。
　　9月12日，九月会议结束前一天，为期4个多月的三大战役开始了。
　　当时，解放军数量上还少于国民黨军队，装备上也不如对方。
　　叶剑英写道：“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
　　不能等到万事俱备了才行动，中共中央下了决战的决心。
　　此时决战，是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的。在解放军优势不断扩大的时候，他仍舍不得放弃东北、华北，多支精锐部队还与解放军犬牙交错在一起。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知道，这是稍纵即逝的战机，如果蒋介石决定将部队往南线集结，就难以各个击破了。
　　先打东北。

东 北

　　国民党军队还有50万人在东北，包括战斗力很强的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它们占据着长春、沈阳、锦州这三个互不相连的大城市，日益补给困难，军心涣散，蒋介石正在研究是不是要放弃长春、沈阳，以巩固华北。
　　在东北，共产党多年来一边作战，一边开展土地革命，所到之处，老百姓踊跃参加解放军，部队规模如雪球般越滚越大。这时东北的解放军总数已经超过100万人，加之在抗战胜利之后获得了日本人留下的许多武器弹药，装备较好。
　　确定了东北这一战略方向之后，战术上是先打北边的长春还是先打南边的锦州成为了决策关键。
　　长春比较好打，它已经被围困了5个月，几乎粮尽援绝。但一打长春，引起惊扰，华北的敌人就可能入关增援，东北南部之敌也可能往南跑，达不到集中消灭东北之敌的战略目标。
　　锦州在东北南端，是与华北相连的枢纽。如果打下锦州，可以切断东北与华北之敌的联系，也可以断绝锦州这一基地对长春、沈阳的空运补给，整个东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就全部成了瓮中之鳖。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知道，这是稍纵即逝的战机，如果蒋介石决定将部队往南线集结，就难以各个击破了。

　　然而要打锦州，附近兵力不足。解放军当时还主要集结在东北北部，要长途奔袭，补给线也长，大规模移动也容易打草惊蛇。
　　如果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下锦州，那么北部之敌南下，华北之敌北上，就会被南北夹击，腹背受敌。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先打锦州，走一步险棋。
　　既然是险棋，敌人也就相对麻痹大意，解放军向来不以攻占大城市为重心，国民党当局根本没有想到解放军会长途奔袭锦州，而且他们也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因此，国民党对锦州是既不退，也不援，甚至连防御都缺乏周密部署。
　　当解放军完成包围之后，国民党才大梦方醒，发现了解放军的攻击目标原来是锦州。
　　9月13日，蒋介石飞到北平，和傅作义商定，由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20个师，组成东进兵团，增援锦州。同时，从沈阳调出主力新一军、新六军等12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增援锦州。
　　蒋介石也在试图决战，既解锦州之围，又“聚歼顽匪”，他把烟台、天津一带的6个师，也往锦州方向集结。
　　这时的解放军，性命攸关的一点就是要迅速攻克锦州。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但会被“包饺子”，还会“中心开花”，几乎不可能全身而退。
　　毛泽东在10月10日致电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0月10日，国民党东进兵团猛烈攻击通往锦州的必经之地塔山，惨烈的塔山阻击战打响。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等部，英勇阻击，不惜与敌展开肉搏战，双方均伤亡惨重，但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
　　廖耀湘率领的西进兵团，没有直指锦州，10月11日占领彰武，想从北部切断解放军的补给线。从战术上說这确实是聪明的一着，但这一绕就贻误了战机，解放军一旦攻下锦州，切断补给线就没有意义了。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对锦
　　州发动总攻，31小时解决了战斗。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在锦州之役中被俘。他被俘后的领悟，很好地解释了锦州作战的战略意义。
　　“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锦州一失，国民党在东北就大势已去。驻守长春的新七军和第十六军，既无力抵抗，又无力逃跑—官兵饿得腿脚浮肿，别说打仗，走路都成问题。
　　蒋介石飞到沈阳，严令他们南撤，但这么做显然是死路一条，10月19日，他们放下了武器，长春解放。
　　前往增援锦州的西进兵团也成了解放军的瓮中之鳖，廖耀湘尚未抵达，锦州已失，顿时进退失据。后来决心攻击黑山，占领营口，从海路撤出东北。
　　东北野战军主力攻下锦州之后，迅速西移，切断了廖耀湘前往沈阳和营口的后路，并对它形成包围，十余万人全部歼灭。
　　11月1日，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历时52天，辽沈战役结束，歼灭国民党军47.3万人。

淮 海

　　毛泽东在辽沈战役结束后预估，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三大战役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通盘考虑，很快，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就开始了。
　　按照粟裕的建议，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首先消灭黄百韬兵团。
　　11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从山东向南进发，将黄百韬兵团围困于碾庄一带，全歼其5个军共12万人。
　　粟裕考虑的是，必须把敌军主力悉数歼灭于长江以北，这样以后渡江作战，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因此第二阶段的目标，就是力争将南线敌主力歼灭在徐州及其周围。
　　中央军委同意这一建议，电令“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窜”，以前都是蒋介石对红军的用词，现在风水轮转了。
　　接到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在11月16日突然行动，攻克了安徽宿县。
　　宿县是津浦铁路上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枢纽，解放军占领此处，徐州的刘峙集团就无法通过铁路南逃，也无法获得补给和增援，成为了一个孤岛。
　　蒋介石调黄维兵团增援徐州，但他不知道，黄维兵团正是解放军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所要消灭的主要目标。

中央军委同意这一建议，电令“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窜”，以前都是蒋介石对红军的用词，现在风水轮转了。

　　11月23日，解放军对黄维兵团发动攻击，黄维兵团退缩到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一带，被解放军合围。但黄维兵团毕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它以攻为守，一时之间难以歼灭。
　　国民党统帅部为了挽救黄维兵团，决定放弃徐州，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南下援救，又命令刘峙到蚌埠指挥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北上接应。
　　形势严峻，有如早前的锦州。
　　如果挡不住救援之敌，就要被反包围。
　　12月1日，陈毅打电话给粟裕说，“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冤家，你们北边要把杜聿明抓住，南边要把李刘看好。”
　　用刘伯承的话说，这叫嘴吃着一块，筷子夹着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
　　粟裕所部，任务是挡住杜聿明的30万人自徐州南下，他们向西向北向东都可以，就是不能向南，而杜聿明的任务则是奋力向南。
　　12月4日拂晓，杜聿明集团被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12月6日，试图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被全歼。
　　黄维兵团被困日久，士气消耗，战斗力逐渐瓦解，许多部队投降，在解放军猛烈攻击下，黄维于12月15日下令突围，但已经无法逃出，黄维被俘，全军覆没。
　　第三阶段，就是全力收拾杜聿明了。
　　被围困的杜聿明，手上还有20万人，其中还包括精锐部队第五军，但此时一无能为，胜负一目了然，随时可以歼灭。
　　不过，此时中央军委却要求华东野战军“围而不打”。
　　一方面，这样可以拖垮其斗志，减少解放军伤亡，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总攻胜利。
　　另一方面，另外一个大棋局已经展开了—平津战役。
　　三大战役之目的，都是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主力，现在东北已经全面解放，淮海地区就要完全落入解放军之手，处于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成了惊弓之鸟，中央军委担心如果杜聿明被过快解决，傅作义部就会下定决心从海路南撤。
　　12月16日，攻击停止。
　　既然“围而不打”，华东野战军就好整以暇，从容休整，而杜聿明部则陷入绝境，在大风大雪中被大批冻死、饿死，许多部队纷纷投降。
　　1949年1月6日，在解放军合围了平津，傅作义部已经无法南撤之后，华东野战军发动了对杜聿明部的总攻，4天解决战斗，俘虏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全歼杜聿明集团。
　　淮海战役中，共产党军队60万，国民党军队80万，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占优势，但战争结果是，国民党军队被消灭了55.5万多人。所以毛泽东称赞说：
　　“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平 津

　　蒋介石则“一时之刺激悲哀，难以自制”。 　　从内战开始至今，国民党军队从人数和装备看往往都占据优势，但从1947年开始却节节溃败，这究竟是为什么？此时也是困扰蒋介石的难题。
　　想想内战之初，国民党是何等的信心满满。就连共产党一方也没有预料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据多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回忆，1946年与国民党决裂，是毛泽东最难决断的两个决策之一（另一个是抗美援朝）。
　　蒋介石还是把责任归咎于军官。
　　“大家都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更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
　　“不用脑筋，不肯研究。无论对于什么问题，总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至于办事，则更是敷衍表面，不求贯彻。”
　　“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军人的脑筋真是在睡觉了。”
　　“你们今天作为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共军……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而“我们多数将领精神疏懈，道德低落”。
　　“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
　　这些都是事实，但都是技术问题，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遍布全党、全军的像癌症扩散一样不可遏制的堕落现象呢？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也是国共竞争胜败的根本。
　　我们来看看淮海战役的运输补给情况就知道了。
　　天寒地冻之中，供应前方的物资，全靠民众踊跃地肩挑背负。整个战役中，共有民工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6亿斤。而国民党军队，则屡屡弹尽粮绝。

整个战役中，共有民工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6亿斤。而国民党军队，则屡屡弹尽粮绝。

　　所以陈毅曾经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蒋介石的忧伤，远远没有结束。
　　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大部投入淮海战役之后，解放军在平津地区就兵力薄弱，只有华北军区第二、第三两个兵团可以机动。而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部队有60多万人。
　　傅作义初期并不太担心，因为在国民党看来，东北野战军在经历辽沈战役这样一场恶战之后，至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入关。
　　谁知毛泽东急电林彪入关，同时在报章发布消息称林彪仍在沈阳，不知不觉把东北野战军推进到傅作义鼻子底下。
　　中共中央军委令华北部队先打西面的张家口，切断傅作义退往绥远“老巢”的后路。绥远是傅作义多年经营之地，也是他早期坚持抗日的地方，在这一地区他有很大的威望。西边一打，傅作义部就撤走东边的一部分部队，向西增援。
　　傅作义一撤部队，东北野战军就迅速经冷口、喜峰口越过长城，向平津急进，突然出现在北平东北的密云一带。
　　在东北野战军完成部署之前，毛泽东的策略是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只作战略包围而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
　　解放军没有强攻，傅作义部也就不会“迅速决策狂跑”。
　　12月下旬，部署完毕。
　　22日，华北第二兵团对新保安发动总攻，迅速全歼傅作义的亲信部队—第三十五军1.9万余人。
　　24日，第三兵团拿下张家口，全歼傅系部队5.4万多人。
　　东北野战军则解放了唐山等地，完成了對天津、塘沽的包围，国民党军从海路南撤的可能性丧失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淮海战役最后一阶段—全歼杜聿明部的总攻才在1月6日最后打响。
　　而东北野战军也在1919年1月14日总攻天津，29小时激战后解放天津，全歼守军13万多人。
　　傅作义走投无路，在其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的牵线下，与林彪秘密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共识。
　　一座千年古城免遭战火。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入北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