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放，黄鹂鸣，鹰伏鸠出，正是惊蛰时节。2019年的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我便在此时回了一趟故乡—粤北的一个县。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故乡都是生命力衰退的代名词。我的故乡也没有例外。故乡是农村，而且是山区，向来贫瘠闭塞，望不见多少变化，尤其缺乏积极的变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新中国前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成年的时代。人口大量冗积在农村，资源明显过载，过不好日子的同时，生态环境也急剧恶化。而正在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从沿海向内陆纵深扩展，工业发展，城市壮大，职业迅速分化，给人口提供了出路。于是人们纷纷离开农村，去寻求更好的生活—现代化的生活。而现代化是城市的，是工业的，是市场的，这一切在当时都与农村无关。
　　随着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的迁离，农村日显凋败。在同一乡土根系里发生的城乡身份分化，决定了心理上的两极移动，进入城市的人们比留在农村的人们，明显具有心理优势。城市里的现代化越进阶，农村里的活力就越削弱。
　　至少到十年前，我们还以为，这个局面已经无法扭转，中國的城市化必然以农村的残颓萧疏为代价，并且呈现负相关。作为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做农民，否则现代文明将永远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考虑到我的故乡所在的是一个“省级山区贫困县”，这种无望感自然就更加强烈。
　　情怀无法唤回离开的人们，甚至无法让他们在故乡长久地逗留，因为那里没有现代生活所必需的条件。处处是鸡屎、牛粪、烂泥、污水，令人难以忍受；一到夜晚就黑灯瞎火，生活停止；简陋污秽的茅厕，可谓令人作呕。无论多么先进的手机，回到山区农村基本上都会变成一块废物。
　　而这一次重回故土，眼前的景象着实令人惊讶。
　　花红柳绿，莺飞草长，“新农村建设”带来了基础设施的根本性改观。从来不会想到，在这样山岭多、平地少的农村地区，会出现公共绿化、规范的停车场、艺术栏杆环绕的观鱼池、百米一盏直达深山的太阳能路灯，以及明亮洁净并且能照顾老人和残疾人的公共卫生间。通信信号已经不成问题，开阔地方的村子，网络流畅，即便是高山深处的村子，也总能在某个角落找到足够的带宽。华南乡村，本来就草木深秀，环境宜人，基础设施跟上来以后，舒适度呈几何级数增长。
　　更为根本性的变化，是人。停车场车位不足，挡住他人出路的车主，会在车头留下电话号码；村里的公共区域，很少看到随手丢弃的垃圾，人们已经形成习惯，把废弃物扔入垃圾桶。后者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景象，要知道，20年前一些城市的墙壁上还刷着“不准随地大小便”的标语。
　　一些事实常常提醒我们，不要高估中国人，但也有另一些事实同时在告诫，不要低估中国人。前者常常让我们感到赧然，最典型的是“国门外丢人”。后者又让我们看到希望，外国人经常提及的是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以及“举国体制”带来的社会事业进步，但这只是现象，真正的希望在于，中国人始终保持着对现代化生活的一片赤诚。
　　这一不变的集体向往，就是中国社会的“势”，它让这个社会40多年来呈现某种确定的前行方向，而不是让各种力量在内部互相抵消。“势”是一种倾向，常常难以发现，只有在极其宏观的视野下才略为清晰。普罗大众对现代化的由衷追寻，体现在持续旺盛的物质和精神欲求当中，欲求的集合，就是中国社会前行的内在动力，它不时会产生奇迹。
　　故乡的现况，就是一个奇迹。曾经，和许多“返乡笔记”的描写一样，它只剩下一个奄奄一息无可救药的躯体，短短数年间，它又站起来了，并且开始活动臂膀。一些离开的人们又回来了，而那些不曾离开的人们，眼神也变得灵动。
　　马克思认为，以公共水利设施为前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是一个“天然的共同体”。由这一理论命题出发，北大教授韩毓海推导说，现代中国的命运或使命，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古老的共同体，中国人民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共同体。
　　诚哉斯言也。回眸180年，回到鸦片战争前，这一路的坎坷波折里，始终埋伏着对一个新的共同体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