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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离太阳第四近的行星，也是太阳系中仅次于水星的第二小的行星，直径接近6800千米，最大视星等-2.9，是地球的夜空中能看到的最明亮的天体之一。作为一颗表面覆盖着富含氧化铁的岩石与尘土的荒漠行星，火星与生活在地球表面的一种双足直立行走的哺乳动物——它们在演化出文明之后，将自己定名为“智人”——本该没有丝毫关系才对。但是，后者却偏偏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更加强大的想象能力，让这颗遥远的荒漠行星在他们的文化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由于相隔遥远，有着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特征，不同的人类文明群体往往会诞生出截然不同的神话，并对不同的自然现象产生大相径庭的解读。但是，在对于火星的态度上，各个文明却表现出了出奇的一致，那就是：这颗红彤彤的行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于地球表面的观测者来说，火星行踪不定、位置飘忽，所以被火星那不易总结运行规律的“漫天乱窜”搞得火冒三丈的古中国天文学者送了它一个雅号：“荧惑”。由于红色也是火焰与鲜血的颜色，而这两样东西不可避免地让人类联想起战争与暴力冲突，于是，飘忽不定的“荧惑”自然成为了各种各样破事的方便替罪羊：基于被奉为显学的“天人感应”学说，一旦见到这个“荧荧火光，离离乱惑”的光点出现在天空中的某些要紧位置，人们便会认定，五花八门的灾难即将到来。对于这一点，太史公在他的大作中说得非常明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与俱出入，国绝祀。”
总而言之，在古中国人的意识中，出现在夜空中的火星可不是什么普通行星，简直就是天启四骑士的老家。一旦出现“荧惑守心”（火星运行到心宿），更被认为是最大的不祥，非得举行各种大费周章的仪式来避免灾祸才行。而“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的说法更是从不鲜见——在六世纪中叶，梁武帝萧衍在观测到一次“荧惑入南斗”的现象后，甚至脱掉鞋袜，在大殿下来回奔跑，試图通过这种可笑的方式“禳灾”……当然，这种异想天开的招数，并没有让他在后来的侯景之乱中逃过一劫。
在美索不达米亚、巴尔干和亚平宁等地，火星也没有什么好名声——现代火星的英文名Mars就来自罗马人的战争与暴力之神马尔斯，而他的希腊对应版本，更加著名的战神阿瑞斯的两个儿子福波斯（意为惊恐）和戴莫斯（意为恐怖），则被用于命名围绕火星旋转的两颗小型卫星……光从这名字就不难看出，这俩显然不是什么善类。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阿瑞斯被描述为“杀人不眨眼”的凶暴之神，以及“堡垒的征服者”。在希腊古典时代供奉的众位主神中，这家伙是最不可捉摸、最狂暴而好斗的一个，被描述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武疯子。传说声称，这家伙根本就没有“基于目的作战”的概念：在大多数时候，他老兄之所以投入战争，只是因为这对他而言很有趣。而跳入战场不分青红皂白一通乱打更是他的“传统艺能”。
在罗马神话体系中，阿瑞斯的对应者马尔斯的形象总体上略好一些——这得归功于罗马城邦善战且好战的整体文化氛围。马尔斯的地位仅次于朱庇特，被认为是罗马人的战争与武运的守护神，并且在共和国时代享有一年两次祭祀的殊荣。不过，即便如此，考虑到“兵者不祥”，马尔斯仍然被认为是一位较为危险的神灵。若非在战争其间，愿意向他祈祷的人还是少数。
在斯堪的纳维亚，火星曾被认为代表着独臂的战神提尔（这位虽然也是个嗜血好斗的家伙，不过形象比马尔斯和阿瑞斯两位好歹“正面”不少），在乌尔和阿卡德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火星也被视为祸乱之源。巴比伦占星学者们相信，这颗行星除了代表可能发生的冲突和混乱之外，还代表疾病和意外。如果有人是在火星从地平线升上天空的时刻出生的，那么他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在幼年受到伤害或者因为患病而夭折。火星的亮度变暗，被视为一种吉兆，但如果骤然变亮，巴比伦人就得准备面对一场可能的血光之灾……
整体而言，古典时代的人们对于火星的看法具有极为显著的共同特点：这颗红色的行星是灾难、不祥与战争的来源，要为人类相互之间的各种致命的愚蠢行为负上全责。在中世纪，随着占星学和医学的绑定，基于形而上学的医学体系又给火星摁上了更多的帽子：这个在夜空中游荡的红色小点成为了热病和高烧的来源，并被认为与发炎或者各种外伤有关——无疑，“火”与“高热”的联系很容易让那些对着星图大开脑洞的“医生”们做出这类形而上学的感想，而火星显然也无法为自己辩白。
虽然火星的最大视星等高达-2.9，使得它成了一颗不折不扣的亮星，但是，人们毕竟无法仅凭肉眼就看清它的表面构造。因此，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火星在地球表面的观测者眼中都仅仅是一个“红点”，一个携带着危险的气息与不祥征兆的幽灵。人们惧怕它，厌恶它，担心它带来战争、混乱、热病和暴力。直到文艺复兴的大幕拉开，最早的光学望远镜被投入实用，一切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伽利略开始，当一代代天文学家终于可以看到火星的“尊容”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颗红色行星显然并不“简单”：在火星布满氧化铁的生锈地表上，十八世纪的观察者们惊讶地发现了许多纵横交错的线条。在翻译错误和对宇宙想象的双重作用下，他们很快就认定，这些线条的本质，是火星上的居民们开挖的运河。 与现代人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在环地中海地区，人们对于“外星人”或者“外星文明”的概念接受度其实一直不低：得益于在希腊时代即已初步发展成型的几何学和测量手段，以及由此产生的较为合理的天文学体系，地中海周边地区的人们较早地意识到，天空中的群星并不仅仅是一群移动或者不动的光点，而是像地球一样的天体。而在那个对于生命存在所需的基本条件尚不明晰的时代，人们显然很容易认为，在其他天体上存在生命，乃至像人类一样的智慧生命，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早在古罗马时代，戏剧中就开始提到出现在月球或者太阳上的“人”;十九世纪末，儒勒·凡尔纳尚且在小说中构思了可能存在的“月球人”，而火星无论怎么看，也比月球或者太阳要宜居多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火星大气活动造成的沙暴现象，在早期的观察者那些精度不足的光学望远镜中，火星表面似乎存在着随着季节改变而周期循环往复的阴影变迁。这一事实让许多人开始怀疑，或许这是火星上的“植被”因为季节而变化的结果。在多个“证据”的交错映证下，“火星上存在人类/类人智慧生物”一度变成了某种人尽皆知的“常识”。而一些与这些生物进行“交流”的点子也随即被提了出来：有人提议，在温带地区大量采伐常绿林木，或者种植大量庄稼，在地球表面拼出巨大的字符，以此向火星人“隔空喊话”，但更多的人则开始担心，或许住在火星上的伙计并非善类——毕竟，古典时代留下的火星“不祥”的刻板印象，从未真正从人类文化中消失过。而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崛起和一度流行的斯宾塞式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让许多人担心自己也沦为“优胜劣汰”的对象。
虽然自始至终，人们也从没见到更多关于“火星人”的线索，但这并未阻止这种不安情绪的持续发酵——赫伯特·威尔斯的《世界大战》正是对这种情绪的一次小小总结。这部小说虽然不算很长，但几乎成为了二十世纪的一切“外星人入侵”故事的翻版：强大的火星人驾驶着三脚机甲①，在地球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并且通过压倒性的军事技术优势肆意扫荡人类的军队，最后却阴沟翻船，栽在了地球的微生物手上。如果我们稍稍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描述事实上是十九世纪末殖民战争的变形：无论是进攻一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抑或是如入无人之境的轻易胜利，甚至就连最后“微生物的反攻”这一条也是出奇地相似——在十九世纪末的战争中，困擾列强军队的往往正是当地恶劣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而不是敌军的作战行动。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是1895年的第二次法国-马达加斯加战争，在整场战争中，法军只有不足一百人阵亡，却有两千多人因为重病而丧失了战斗力。
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火星都一直被描述成一个几乎肯定存在着外星生命的地方，也是一个潜在的地外入侵的发源地。纵然大多数读过“火星人入侵”故事的人都只是将那些用再生纸做成的25美分小本子随意扔进垃圾篓，并且对故事情节付诸一笑，但真的对于外星侵略惴惴不安的家伙仍然颇为不少。发生在1938年10月30日的大名鼎鼎的“火星侵略”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点：这一事件的起因不过是年轻的剧本写手奥森·威尔斯“教授”设计的一份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但由于音效逼真，演员表现也足够优秀，竟然让生活在新泽西、纽约、马萨诸塞、特拉华和罗德岛的近二百万人陷入了恐慌——哪怕作者在广播开头强调，这不过是虚构文艺作品，但人们仍然相信，确实有一支庞大的火星军队入侵了新泽西。成千上万的人在慌乱中收拾家当跑路，还有许多人躲进地下室或者拿起武器准备抵抗“侵略者”……直到发现这纯粹是虚惊一场而已。
事实上，在这一段时间里，“火星人入侵”题材已经彻底“烂大街”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虽然也出现了《火星公主》这么一部挂着科幻外衣的异世界穿越龙傲天题材作品;但在绝大多数与火星相关的作品中，火星人都是威尔斯笔下的丑陋章鱼状生物，为了满足残忍丑恶的欲望而入侵地球，然后以被各路英雄给痛击扑街告终。甚至在纯属消遣的动画片“乐一通”系列里，也有一个角色“火星人马文”，这个戴着夸张的头饰、没有五官特征的家伙，整天心心念念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要把地球炸个稀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火星人就是入侵者”的思维有多么根深蒂固，由此也可见一斑。
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火星入侵”文化浪潮，与十九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所恐惧的“火星人”，其实正是他们在地球上的“敌人”的符号化产物罢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旧的国际秩序被雅尔塔体系所取代，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一次全面的文化转型。斯宾塞式的“生存竞争”理论与纳粹主义一同遭到了摒弃，而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优胜劣汰”狂热也总算沉寂了下去。更重要的是，二战间接导致了一些应用科学层面的关键进展，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火箭和计算机。随着航天技术的逐渐成熟，火星终于不再仅仅是天空中闪烁着不祥红光的“荧惑”，或者光学望远镜目镜中“似乎存在生命”却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世界。
这一次，它终于开始变得“可及”了。
1964年“水手四号”火星探测器的成功勘探活动，让过去对于火星的运河、植物和火星人的全部争论彻底停歇了下来——第一张来自另一颗行星表面的照片清楚地显示，所谓“运河”并不存在，植被也是子虚乌有。这颗大气稀薄、尘暴肆虐的荒漠行星上只有陨石坑、干河床和一望无际的荒野存在，并没有半个人影。
在此之后，“火星人入侵”的故事开始迅速降温，最终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另一个全新的题材：开发火星。毕竟，虽说火星上一片荒凉，但在整个太阳系中，它仍然是唯一一颗在未来有可能成为移民对象的行星：水星太小、太热，毫无价值;金星则是一个被火山活动和失控温室效应笼罩的焦热地狱。没错，火星确实小了点儿、干了点儿，但毕竟它仍有大气，有存在于地下和两极的水资源，有实实在在的被殖民的可能性——于是，借着冷战时代两大阵营航天竞赛的东风，各种各样火星殖民的方案和设想也开始被密集地讨论。从相对保守的建立封闭式居住区，到更加激进的全面地球化环境改造，可谓无所不有。 在这一大背景下，“开拓火星”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全面渗透到了二战后的各路科幻文艺作品之中：从《红星三部曲》这种史诗级宏大叙事，到《火星救援》这种单枪匹马火星种土豆的“小故事”，无奇不有。在大量太空歌剧中，火星都被设定为第一个被人类殖民和地球化改造的世界，甚至是前往太阳系之外的桥头堡，随着眼界的开拓，这颗红色的荒漠星球不再被视为神秘莫测、行踪飘忽的战乱与痛苦之源，也不再被当成潜在的侵略者巢穴，而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做了唾手可得的“后花园”……虽然事实上，迄今为止对火星的探测仍然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而马斯克曾经承诺的“殖民火星”，起码到现在还处于八字顶多只有半撇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多数“开拓火星/火星殖民”相关作品中，火星殖民地的发展最终都走向了独立——无论是从地球的压迫下被迫独立，抑或是主动独立之后反攻地球。“火星必独立”甚至成了大量太空史诗作品的习惯套路。这在一方面对应了二战后去殖民化运动的社会影响。除此之外，也是美国作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科幻作品输出国导致的文化影响之一：毕竟，在十七世纪跨大洋开拓新大陆的历史，与在近未来开拓火星实在是太过相似，于是，历史记忆留下的投影，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反映在了文艺作品中。
有意思的是，虽然“水手”系列探测器的观测结论彻底让一度近乎“显学”的火星人理论或者“火星植物学”偃旗息鼓，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放弃了这一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一些伪科学“研究者”（包括了一部分“众神战车”“地球文明外来论”爱好者）一直在宣扬着“史前火星文明”的故事。在他们看来，虽然现代火星确实已经荒无人烟，但这不意味着它过去就一直是这副德行。“一度辉煌、却不幸被毁灭的火星文明”甚至在一些故事中被宣布为地球人类文明的祖先：在著名的射击游戏系列《Doom》中，制作方就玩了这个梗，顺便让故事中的火星（在第一部中是火卫一和火卫二）科研基地在挖出了老祖宗留下的恶魔学知识之后，遭遇了一次颇为惨烈的无妄之灾。
凑巧的是，随着对火星的观测和研究的进展，科学家们发现，这颗赤红色的荒漠行星确实曾经有过湿润的时代——它曾经与地球一样拥有更加稠密的大气，以及遍布星球表面的河流与海洋，只不过由于自身体量太小且缺乏地球那样的强磁场，因此才在太阳风的吹袭下逐渐丢失了大部分水与大气，变成了如今干旱贫瘠的模样。而对火星地质史的这一研究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远古火星文明”论的支持者。虽然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说法，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各种各样地摊“科普”读物里发现这套理论。
当然，这套理论能够如此广泛地传布，也和二十世纪下半葉的环保主义运动崛起有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未必真的赞同“远古火星文明”那一套，但环保主义者们意识到，这个故事远比干巴巴的说教更能吸引人，也更有可能让人们支持环保主义理念。于是，在他们半主动的推动传播下，“远古火星文明的灭亡”这个故事成为了绝佳的环保宣传：材料，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不少人热切地寻找足以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炒出了诸如“火星人脸”在内的一系列沸沸扬扬的新闻。而迄今为止，也没人能够说得清楚，这场环保主义和伪科学/阴谋论的“携手共进”，到底是积极影响更多，抑或恰恰相反。
总之，作为一颗地质活动已然趋近于停止，数亿年如一日地保持着死寂的荒漠之星，在人类那短暂的文明史上，火星本身从未发生过任何值得一提的变化。它的“面貌”在人类文化中的不断改变，本质上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上层建筑自我演化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视野中的火星形象正是一面特殊的镜子，映照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系列侧面不断改变的全过程。
毋庸置疑的是，它以后还会继续变化下去。因为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变化本身才是唯一不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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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的象征与毁灭之源——古典社会文化视角下的火星
由于相隔遥远，有着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特征，不同的人类文明群体往往会诞生出截然不同的神话，并对不同的自然现象产生大相径庭的解读。但是，在对于火星的态度上，各个文明却表现出了出奇的一致，那就是：这颗红彤彤的行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于地球表面的观测者来说，火星行踪不定、位置飘忽，所以被火星那不易总结运行规律的“漫天乱窜”搞得火冒三丈的古中国天文学者送了它一个雅号：“荧惑”。由于红色也是火焰与鲜血的颜色，而这两样东西不可避免地让人类联想起战争与暴力冲突，于是，飘忽不定的“荧惑”自然成为了各种各样破事的方便替罪羊：基于被奉为显学的“天人感应”学说，一旦见到这个“荧荧火光，离离乱惑”的光点出现在天空中的某些要紧位置，人们便会认定，五花八门的灾难即将到来。对于这一点，太史公在他的大作中说得非常明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与俱出入，国绝祀。”
总而言之，在古中国人的意识中，出现在夜空中的火星可不是什么普通行星，简直就是天启四骑士的老家。一旦出现“荧惑守心”（火星运行到心宿），更被认为是最大的不祥，非得举行各种大费周章的仪式来避免灾祸才行。而“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的说法更是从不鲜见——在六世纪中叶，梁武帝萧衍在观测到一次“荧惑入南斗”的现象后，甚至脱掉鞋袜，在大殿下来回奔跑，試图通过这种可笑的方式“禳灾”……当然，这种异想天开的招数，并没有让他在后来的侯景之乱中逃过一劫。
在美索不达米亚、巴尔干和亚平宁等地，火星也没有什么好名声——现代火星的英文名Mars就来自罗马人的战争与暴力之神马尔斯，而他的希腊对应版本，更加著名的战神阿瑞斯的两个儿子福波斯（意为惊恐）和戴莫斯（意为恐怖），则被用于命名围绕火星旋转的两颗小型卫星……光从这名字就不难看出，这俩显然不是什么善类。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阿瑞斯被描述为“杀人不眨眼”的凶暴之神，以及“堡垒的征服者”。在希腊古典时代供奉的众位主神中，这家伙是最不可捉摸、最狂暴而好斗的一个，被描述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武疯子。传说声称，这家伙根本就没有“基于目的作战”的概念：在大多数时候，他老兄之所以投入战争，只是因为这对他而言很有趣。而跳入战场不分青红皂白一通乱打更是他的“传统艺能”。
在罗马神话体系中，阿瑞斯的对应者马尔斯的形象总体上略好一些——这得归功于罗马城邦善战且好战的整体文化氛围。马尔斯的地位仅次于朱庇特，被认为是罗马人的战争与武运的守护神，并且在共和国时代享有一年两次祭祀的殊荣。不过，即便如此，考虑到“兵者不祥”，马尔斯仍然被认为是一位较为危险的神灵。若非在战争其间，愿意向他祈祷的人还是少数。
在斯堪的纳维亚，火星曾被认为代表着独臂的战神提尔（这位虽然也是个嗜血好斗的家伙，不过形象比马尔斯和阿瑞斯两位好歹“正面”不少），在乌尔和阿卡德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火星也被视为祸乱之源。巴比伦占星学者们相信，这颗行星除了代表可能发生的冲突和混乱之外，还代表疾病和意外。如果有人是在火星从地平线升上天空的时刻出生的，那么他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在幼年受到伤害或者因为患病而夭折。火星的亮度变暗，被视为一种吉兆，但如果骤然变亮，巴比伦人就得准备面对一场可能的血光之灾……
整体而言，古典时代的人们对于火星的看法具有极为显著的共同特点：这颗红色的行星是灾难、不祥与战争的来源，要为人类相互之间的各种致命的愚蠢行为负上全责。在中世纪，随着占星学和医学的绑定，基于形而上学的医学体系又给火星摁上了更多的帽子：这个在夜空中游荡的红色小点成为了热病和高烧的来源，并被认为与发炎或者各种外伤有关——无疑，“火”与“高热”的联系很容易让那些对着星图大开脑洞的“医生”们做出这类形而上学的感想，而火星显然也无法为自己辩白。
“另一个地球”——近代人眼中的火星
虽然火星的最大视星等高达-2.9，使得它成了一颗不折不扣的亮星，但是，人们毕竟无法仅凭肉眼就看清它的表面构造。因此，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火星在地球表面的观测者眼中都仅仅是一个“红点”，一个携带着危险的气息与不祥征兆的幽灵。人们惧怕它，厌恶它，担心它带来战争、混乱、热病和暴力。直到文艺复兴的大幕拉开，最早的光学望远镜被投入实用，一切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伽利略开始，当一代代天文学家终于可以看到火星的“尊容”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颗红色行星显然并不“简单”：在火星布满氧化铁的生锈地表上，十八世纪的观察者们惊讶地发现了许多纵横交错的线条。在翻译错误和对宇宙想象的双重作用下，他们很快就认定，这些线条的本质，是火星上的居民们开挖的运河。 与现代人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在环地中海地区，人们对于“外星人”或者“外星文明”的概念接受度其实一直不低：得益于在希腊时代即已初步发展成型的几何学和测量手段，以及由此产生的较为合理的天文学体系，地中海周边地区的人们较早地意识到，天空中的群星并不仅仅是一群移动或者不动的光点，而是像地球一样的天体。而在那个对于生命存在所需的基本条件尚不明晰的时代，人们显然很容易认为，在其他天体上存在生命，乃至像人类一样的智慧生命，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早在古罗马时代，戏剧中就开始提到出现在月球或者太阳上的“人”;十九世纪末，儒勒·凡尔纳尚且在小说中构思了可能存在的“月球人”，而火星无论怎么看，也比月球或者太阳要宜居多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火星大气活动造成的沙暴现象，在早期的观察者那些精度不足的光学望远镜中，火星表面似乎存在着随着季节改变而周期循环往复的阴影变迁。这一事实让许多人开始怀疑，或许这是火星上的“植被”因为季节而变化的结果。在多个“证据”的交错映证下，“火星上存在人类/类人智慧生物”一度变成了某种人尽皆知的“常识”。而一些与这些生物进行“交流”的点子也随即被提了出来：有人提议，在温带地区大量采伐常绿林木，或者种植大量庄稼，在地球表面拼出巨大的字符，以此向火星人“隔空喊话”，但更多的人则开始担心，或许住在火星上的伙计并非善类——毕竟，古典时代留下的火星“不祥”的刻板印象，从未真正从人类文化中消失过。而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崛起和一度流行的斯宾塞式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让许多人担心自己也沦为“优胜劣汰”的对象。
虽然自始至终，人们也从没见到更多关于“火星人”的线索，但这并未阻止这种不安情绪的持续发酵——赫伯特·威尔斯的《世界大战》正是对这种情绪的一次小小总结。这部小说虽然不算很长，但几乎成为了二十世纪的一切“外星人入侵”故事的翻版：强大的火星人驾驶着三脚机甲①，在地球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并且通过压倒性的军事技术优势肆意扫荡人类的军队，最后却阴沟翻船，栽在了地球的微生物手上。如果我们稍稍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描述事实上是十九世纪末殖民战争的变形：无论是进攻一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抑或是如入无人之境的轻易胜利，甚至就连最后“微生物的反攻”这一条也是出奇地相似——在十九世纪末的战争中，困擾列强军队的往往正是当地恶劣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而不是敌军的作战行动。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是1895年的第二次法国-马达加斯加战争，在整场战争中，法军只有不足一百人阵亡，却有两千多人因为重病而丧失了战斗力。
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火星都一直被描述成一个几乎肯定存在着外星生命的地方，也是一个潜在的地外入侵的发源地。纵然大多数读过“火星人入侵”故事的人都只是将那些用再生纸做成的25美分小本子随意扔进垃圾篓，并且对故事情节付诸一笑，但真的对于外星侵略惴惴不安的家伙仍然颇为不少。发生在1938年10月30日的大名鼎鼎的“火星侵略”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点：这一事件的起因不过是年轻的剧本写手奥森·威尔斯“教授”设计的一份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但由于音效逼真，演员表现也足够优秀，竟然让生活在新泽西、纽约、马萨诸塞、特拉华和罗德岛的近二百万人陷入了恐慌——哪怕作者在广播开头强调，这不过是虚构文艺作品，但人们仍然相信，确实有一支庞大的火星军队入侵了新泽西。成千上万的人在慌乱中收拾家当跑路，还有许多人躲进地下室或者拿起武器准备抵抗“侵略者”……直到发现这纯粹是虚惊一场而已。
事实上，在这一段时间里，“火星人入侵”题材已经彻底“烂大街”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虽然也出现了《火星公主》这么一部挂着科幻外衣的异世界穿越龙傲天题材作品;但在绝大多数与火星相关的作品中，火星人都是威尔斯笔下的丑陋章鱼状生物，为了满足残忍丑恶的欲望而入侵地球，然后以被各路英雄给痛击扑街告终。甚至在纯属消遣的动画片“乐一通”系列里，也有一个角色“火星人马文”，这个戴着夸张的头饰、没有五官特征的家伙，整天心心念念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要把地球炸个稀烂。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火星人就是入侵者”的思维有多么根深蒂固，由此也可见一斑。
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火星入侵”文化浪潮，与十九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所恐惧的“火星人”，其实正是他们在地球上的“敌人”的符号化产物罢了。
古文明的废墟与未来的家园——现当代文化与火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旧的国际秩序被雅尔塔体系所取代，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一次全面的文化转型。斯宾塞式的“生存竞争”理论与纳粹主义一同遭到了摒弃，而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优胜劣汰”狂热也总算沉寂了下去。更重要的是，二战间接导致了一些应用科学层面的关键进展，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火箭和计算机。随着航天技术的逐渐成熟，火星终于不再仅仅是天空中闪烁着不祥红光的“荧惑”，或者光学望远镜目镜中“似乎存在生命”却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世界。
这一次，它终于开始变得“可及”了。
1964年“水手四号”火星探测器的成功勘探活动，让过去对于火星的运河、植物和火星人的全部争论彻底停歇了下来——第一张来自另一颗行星表面的照片清楚地显示，所谓“运河”并不存在，植被也是子虚乌有。这颗大气稀薄、尘暴肆虐的荒漠行星上只有陨石坑、干河床和一望无际的荒野存在，并没有半个人影。
在此之后，“火星人入侵”的故事开始迅速降温，最终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另一个全新的题材：开发火星。毕竟，虽说火星上一片荒凉，但在整个太阳系中，它仍然是唯一一颗在未来有可能成为移民对象的行星：水星太小、太热，毫无价值;金星则是一个被火山活动和失控温室效应笼罩的焦热地狱。没错，火星确实小了点儿、干了点儿，但毕竟它仍有大气，有存在于地下和两极的水资源，有实实在在的被殖民的可能性——于是，借着冷战时代两大阵营航天竞赛的东风，各种各样火星殖民的方案和设想也开始被密集地讨论。从相对保守的建立封闭式居住区，到更加激进的全面地球化环境改造，可谓无所不有。 在这一大背景下，“开拓火星”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全面渗透到了二战后的各路科幻文艺作品之中：从《红星三部曲》这种史诗级宏大叙事，到《火星救援》这种单枪匹马火星种土豆的“小故事”，无奇不有。在大量太空歌剧中，火星都被设定为第一个被人类殖民和地球化改造的世界，甚至是前往太阳系之外的桥头堡，随着眼界的开拓，这颗红色的荒漠星球不再被视为神秘莫测、行踪飘忽的战乱与痛苦之源，也不再被当成潜在的侵略者巢穴，而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做了唾手可得的“后花园”……虽然事实上，迄今为止对火星的探测仍然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而马斯克曾经承诺的“殖民火星”，起码到现在还处于八字顶多只有半撇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多数“开拓火星/火星殖民”相关作品中，火星殖民地的发展最终都走向了独立——无论是从地球的压迫下被迫独立，抑或是主动独立之后反攻地球。“火星必独立”甚至成了大量太空史诗作品的习惯套路。这在一方面对应了二战后去殖民化运动的社会影响。除此之外，也是美国作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科幻作品输出国导致的文化影响之一：毕竟，在十七世纪跨大洋开拓新大陆的历史，与在近未来开拓火星实在是太过相似，于是，历史记忆留下的投影，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反映在了文艺作品中。
有意思的是，虽然“水手”系列探测器的观测结论彻底让一度近乎“显学”的火星人理论或者“火星植物学”偃旗息鼓，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放弃了这一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一些伪科学“研究者”（包括了一部分“众神战车”“地球文明外来论”爱好者）一直在宣扬着“史前火星文明”的故事。在他们看来，虽然现代火星确实已经荒无人烟，但这不意味着它过去就一直是这副德行。“一度辉煌、却不幸被毁灭的火星文明”甚至在一些故事中被宣布为地球人类文明的祖先：在著名的射击游戏系列《Doom》中，制作方就玩了这个梗，顺便让故事中的火星（在第一部中是火卫一和火卫二）科研基地在挖出了老祖宗留下的恶魔学知识之后，遭遇了一次颇为惨烈的无妄之灾。
凑巧的是，随着对火星的观测和研究的进展，科学家们发现，这颗赤红色的荒漠行星确实曾经有过湿润的时代——它曾经与地球一样拥有更加稠密的大气，以及遍布星球表面的河流与海洋，只不过由于自身体量太小且缺乏地球那样的强磁场，因此才在太阳风的吹袭下逐渐丢失了大部分水与大气，变成了如今干旱贫瘠的模样。而对火星地质史的这一研究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远古火星文明”论的支持者。虽然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说法，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各种各样地摊“科普”读物里发现这套理论。
当然，这套理论能够如此广泛地传布，也和二十世纪下半葉的环保主义运动崛起有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未必真的赞同“远古火星文明”那一套，但环保主义者们意识到，这个故事远比干巴巴的说教更能吸引人，也更有可能让人们支持环保主义理念。于是，在他们半主动的推动传播下，“远古火星文明的灭亡”这个故事成为了绝佳的环保宣传：材料，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不少人热切地寻找足以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炒出了诸如“火星人脸”在内的一系列沸沸扬扬的新闻。而迄今为止，也没人能够说得清楚，这场环保主义和伪科学/阴谋论的“携手共进”，到底是积极影响更多，抑或恰恰相反。
总之，作为一颗地质活动已然趋近于停止，数亿年如一日地保持着死寂的荒漠之星，在人类那短暂的文明史上，火星本身从未发生过任何值得一提的变化。它的“面貌”在人类文化中的不断改变，本质上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上层建筑自我演化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视野中的火星形象正是一面特殊的镜子，映照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系列侧面不断改变的全过程。
毋庸置疑的是，它以后还会继续变化下去。因为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变化本身才是唯一不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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