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翻印”的事发生在1975年。
　　“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切正常出版物的匮乏和被禁锢的程度，都达到了人类文化史上的极端。但热心于摄影的中国人还不在少数，因为当时的政局正竭力展开批林批孔的意识形态运动，离不开图像的宣传；稍有积蓄的老百姓也特喜欢拍点儿自己的长相，当然最好带上美好的背景。当时，我在宝鸡铁路文化宫担任宣传干事，于是学习照相搞宣传，普及摄影常识和技术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我学摄影，基本上是瞎摸，因为当时基本没有任何专业的摄影教学，也没有像样的摄影书籍。我同学的父亲是“右派分子”和“资本家后代”，在“文革”前拥有一台老式德国相机—蔡司皮腔伸缩6×4.5，时常去华山拍照。结果“文革”初他家被抄，照相机被“红卫兵”抢走，只留下几本中国出版的关于摄影构图和暗房技术的小册子。同学见我需要这类书，便送给了我。我如获珍宝，细细地读，觉得书里面讲的道理、规则、技术都生动有趣；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实践。不到一年，那书就让我通读了五六遍。
　　1975年冬天。一天下大雪，西安铁道报社的记者苗铁良来到宝鸡采访。我陪他去秦岭观音山、青石崖两个高山火车站拍雪景。他边拍边跟我讲了许多关于雪中摄影的曝光技巧和表现雪质感的手法。我说你这么年轻，咋懂得这么多呢?他当时不过22岁。他笑了，说那都是一本杂志上写的，还有很像样的雪景照片呢！一来二往，我们成了好朋友。
　　
　　清晨雨 石宝琇 摄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我去西安铁道报找他。他把我领到暗室，打开上锁的抽屉，拿出藏在最里面的3本杂志。我一看，原来是《大众摄影》。他低声说，这是他在陕西图片社工作的父亲的藏书，都是“文革”前出版的。因为这几本杂志里面刊登了 “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观点”的文章，还有一些现在正批判的“美女”和“风花雪月”，所以不敢公开。苗铁良说：“我可以借给你，但限定一周时间，看完就赶紧还给我，一定啊！”
　　我高兴地连声说好，赶紧把三本书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塞进背包里。在回程的火车上，总有一股按耐不住的冲动，想立刻去读，但还是极力地压制住了这种愿望。回到宝鸡，即刻进入暗房，关上门，急促地翻看。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几本《大众摄影》杂志，能让我如此痴迷？但在当时所有正常知识和真理的传播都被彻底封锁和湮灭的时代，能看到这样资讯丰足又实用的读物，确实不易也的确让人惊喜。试想这样的真实情景：若听收音机，在极其有限的频道和电台，几乎每天每时每分播放的都是关于政治的节目和内容，还都是一个宣读版本；打开所有的报纸和寥寥数本的时政杂志，也都是充满了政治宣传，且都大多都来自新华电讯专稿；走进书店，满目红色，都是《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及各种报纸社论、政治会议汇编。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它任何栏目和节目。好像除了政治是正当的，其它的一切资讯都可能是旁门左道。回想起来，那个时代就像人得了癔症。
　　三本杂志，要一个星期读完，应该没问题，但里面有许多很精彩的文章和插图，我很想反复地看，并且把它们记牢，变成我的知识。但杂志必须要按时还，如果“80后”的青年看到这里，很可能说，那就复印呗，简单的和“一”一样！但他们哪能知道，在那个年代，我连复印机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呢。用手抄？哪来得及？再说那么多好图片又咋办呢？终于，我想到了翻拍。
　　于是我拿唯一的一台120型双镜头反光相机，把三本《大众摄影》几乎所有的页面都翻拍了下来，然后都放大成12英的相片，并装订起来。从此，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最专业的摄影指南和教材。我反复地读和看；我随时参照它们去解决摄影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我经常在摄影学习班上去讲那里面储藏的实用或审美的技艺和道理！后来读得多了，厚实的相纸边缘竟然被磨得起了毛边。
　　从1975年到2008年，33年过去了。现在回顾，的确是那三本翻印的“出版物”，使得我在文化传播最禁锢的时段得到了最需要的知识。
　　我得感谢我的朋友苗铁良，我得感谢那三本《大众摄影》。
　　可惜的是，在一次清理过期图片时，竟然把它们夹裹在废物里卖给回收公司了！我后悔，而且愈来愈后悔，如果保存到现在，那该是多有意义的“印刷品”！
　　
　　教室里的母鸡 石宝琇 摄
　　
　　石宝琇
　　著名摄影家
　　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社采访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