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是恐怖的，灾难是痛苦的，面对恐怖与痛苦，当年的摄影师们曾经奋不顾身的投入到抢险救灾的队伍当中，而忘记了举起相机；面对惨状，当年的摄影师们曾经不忍按下快门，抽身离去；面对大灾，当年的摄影师们曾经茫然，没能完整真实的记录下这场灾难。如今当年意气风发的摄影师们都已年近花甲，重又忆起30年前的情景，他们心潮起伏......
　　
　　萦绕在心中30年的牵挂与愧疚
　　唐禹民 66岁，原中国体育杂志社摄影部主任，时年在北京空军政治部任摄影干事。
　　当天上午9时，我带着两台相机、足够的胶卷、雨衣、行军水壶和一个小药盒，随同司令部有关领导登上第一架飞临唐山的飞机“里2”，对灾情进行报道。
　　7月30日中午，当我经过小山街道时，在一堆尸体中，发现其中一个“尸体”还在抽动。我不由自主地收住了脚步，蹲下身去仔细察看，这是一个约30多岁的妇女，散乱的头发掩住了她的脸庞，“她没有死，她还活着！”我看到她的脸色灰黄，张着嘴，嘴唇发白而干裂，全身布满了泥土和灰尘。从她那半睁着无神的眼里，我看到她强烈的求生欲望，但她已处于濒死状态。我知道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军队已开进市区，医疗队马上进行抢救，这位妇女或许会重新站起来，成千上万的伤者都会得到救助。可是现在怎么办？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没学医。假如我是个医生，哪怕我懂一些救治的办法，我都会竭尽全力。可是现在除了照相，我还会啥呢？显然在这种时候我不会趁人之危把这濒死的生命摄入镜头，更何况身边有那么多行人的目光在注视着我。我脑子里乱极了，站起身来摸了摸挎包，除了照相机之外，还有我的备用午餐：两块压缩饼干和装有半壶水的水壶。我把这些东西放到她身边无奈地离去了。
　　多年来，这位妇女的脸庞一直纠缠着我，不知道她是生是死，只要一想起她，心中总会生起丝丝愧疚和歉意。
　　
　　
　　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拍摄
　　王文澜，53岁，现任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时为38军摄影报道员。
　　人常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虽然之前我也吃了好多蒜，但还是不幸染上了类似痢疾的病毒，一天要上二、三十趟厕所。我就住在部队临时搭建的野战医院里，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加之病毒已对现有药品有了抗药性，基本上处于等死状态。后来外地医疗队的一个大夫，给了我一个土方，将碘酒稀释后直接喝下去。还甭说，奇迹出现了，我的病情第三天就控制住了，缓了两天就出院了。那时候还是年轻啊。 说来也巧，我刚回部队报到，就听说在小街发现了一位被埋了13天还活着的女人，但挖掘比较困难。拿着器材我就来到了新闻现场，大约是晚上七点多，经过众多官兵的努力，被压者卢桂兰终于被成功解救出来。因为怕把周围的场景闪没了，所以虽然天黑，我还是没用闪光灯，以保持影像的现场感。
　　这种全身心的，不惜用生命换影像的拍摄经历，是我仅有的一次，在我以后的拍摄过程中再没有这种冲动。杨浪后来评价我，除了唐山地震的照片，后来的照片皆是三思而后行的作品，照片越来越精细，不像那会的影像有种涌动的激情和冲劲。我想我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这种状态（周围环境之惨烈，我自己也处于死亡的边缘）了。现在想，从1976年开始，在经历了四五运动，经历了唐山地震，我才慢慢懂得了用相机去记录社会、记录生活。摄影是讲年头的事啊！
　　
　　珍藏30年的相机
　　
　　孙明，56岁，现任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电教处副处长，时任开滦矿务局宣传处摄影干事。
　　1976年7月27日我正在距唐山市25公里的开滦吕家坨矿采访，次日凌晨，灾难降临，熟睡中的我被强烈的地震惊醒，我突然想起自己的照相器材还在里面，这么大的灾难应尽快地记录下来。便向他人借了一盏矿灯，向楼里跑去。进到房间后迅速将我的禄莱相机、闪光灯和衣物抱起跑出室外。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抢救被废墟压埋了八天八夜的开滦矿工王树斌的情景。由于始料不及，许多部队没有携带大型施工机械，连锹、锤、钎、镐带得也很少。最初的5天里，战士们便是靠双手和就地找到的简易工具扒碎石，掀楼板，扯钢筋。有几位小战士的双手已被锯钢筋的小锯条磨得鲜血淋漓，仍不肯换人，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余震一次又一次地袭来，可是我们的战士毫无畏惧，坚强地战斗着。一批又一批的战士在挖着、锯着、搬着，终于听到一位战士喊道：“挖通了，我已看到他了！”在现场军队医务人员的指挥下，先将一瓶葡萄糖液体送往被救人手中并安抚其情绪，接下来在众多官兵的努力下王树斌被救了出来。医务人员经过简单的处理，将王树斌抬上担架。战士们在高低不平的废墟上，将担架高高举起，一路上不知跌倒多少次，但担架却异常平稳地向路边的汽车移去。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停地寻找一个个感人的绿色身影，努力拍下这一动人的场面。
　　
　　
　　成贵民，唐山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时任驻唐山空六军政治部摄影干事。
　　唐山地震给唐山人心灵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也向人类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人类如何才能战胜自然灾害与人世间的邪恶。自然灾害所毁坏的唐山可以重建，而社会灾难在人们的精神上留下的创伤却很难“治愈”。这些是我这些年来拍摄地震题材作品的初衷。
　　《寻》这幅作品拍摄于1985年，当时我在驻唐山空六军政治部当摄影干事，早晨部队的班车到市区后，我常背着照相机到抗震纪念碑广场转悠。那天八九点钟，我远远看到几位来自郊区的老太太参观纪念碑，我快步走到近前，拍摄了她们的一些镜头，接着又换上90mm尼康定焦镜头，只取一位老太太专心看浮雕的情景，恰好背影与光线的构成很有节奏感，人物的动势与整个环境形成强烈对比，我激动地按下快门。后来，闻丹青老师赐题叫《寻》。含蓄的背影，人物是在寻找当年的记忆？寻找亲人？寻找救星？非常耐人寻味，发人深思。此作品题为《劫后》曾入选全国第15届影展；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优秀奖 ，1993年赴瑞典马尔默市展出并被印作大幅招贴画。
　　今年正值唐山地震30周年，我正在抓紧时间赶拍一组照片，结合从前的积累，打算出一本图画书，以此纪念这段难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