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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28年来举世瞩目，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而2006年增长速度有望达到10％以上，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是改革开放。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目前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改革的重点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目标是提高经济总量，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正面临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的约束的突出矛盾，面临着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的状况，显然，我们的改革正在过大关。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长期致力于体制改革研究，近日建言“科学改革观”，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请他对科学改革观进行“解读”。
《经济导刊》：最近你提出了“科学改革观”，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改革中与“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关系?
邹东涛：科学发展观对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改革与发展的内涵毕竟具有多方面的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进入改革攻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阶段，客观上要求有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改革理论作指导，这就是“科学改革观”。科学改革观是科学发展观在改革领域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催生了科学改革观，也决定着科学改革观的原则和方向。我国进行了28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又衍生和胶着许多矛盾，迫切需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客观上需要“科学改革观”。
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历史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时期都是一个关键时期。我国从2002年后正处于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阶段，整个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客观上要求我们改革需要更加科学缜密。
近些年来，一些打着改革的旗号，为个人、团体、部门捞好处的伪改革，及其资本和行政权利恶性苟合的权贵资本的孳生和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这种资本无论在古今中外，无论在任何国度，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毒瘤，都是打击的对象，它的社会活动能量和资源动员能力很大，危害极其恶劣。它浸吞国有资产，腐蚀国家权利，严重孳生腐败，盘剥普通劳工，推进收入分配的过度拉大，加剧社会分层和社会矛盾损害人民利益，贬损改革开放的社会形象，严重打击了人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社会产生了“仇官”和“仇富”的畸形心理裂变，以至对社会不满。有一段顺口溜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住房改革口袋掏空／教育改革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提前送终／政府改革机构臃肿／企业改革下岗停工／婚姻改革同居成风……。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起步和推进的，难免会在改革过程中踩几脚沙、陷几脚泥、触几次礁石、呛几口水。但改革开放总不能长期在“摸着石头过河”方式中进行，而必须从原生态中走向理性。为此，必须研究科学改革观。
《经济导刊》：科学改革观的内涵是什么，你是否能系统地进行论述?
邹东涛：科学改革观是科学发展观的补充、延伸和发展，它们同源于以人为本。全体人民即是改革的持久动力和主体，又是改革成果的最终享受者；坚持全面、协调、渐进、稳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整体配套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改革观是科学发展观的补充、延伸和发展。
在改革的广度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要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单项突破，不失时机地飞跃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
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方面，要从过去机制转换式的改革，飞跃到全面的制度创新；
在改革的操作方式上，要从过去的政策推进，飞跃到全面的法治规范；
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要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上岸来，为改革“造船”、“造桥”，从而飞跃到“划着船过河”和“踩着桥过河”。
实行科学改革观，需要在改革的各个方面全面统筹：统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统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统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统筹科学改革和科学发展。
《经济导刊》：科学改革观的出发点和实践的基础是什么?
邹东涛：科学改革观首先必须建立在科学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的坚实基础上。中国28年来的改革开放，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具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及其权威政府，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也是确保社会长期稳定的政治前提，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成功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没有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韧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开辟战场。28年来，不断地有国内外人士批评和指责这是“保守主义”，呼吁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这种“保守”却是中国改革理性和成熟的表现，我不妨把其称为“理性保守”。既定的政治体制比既定的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刚性和惯性。而且，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政治体制则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
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攻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做到科学改革，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相当广泛和相当复杂。
《经济导刊》：你如何看待当前和今后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空条件?
邹东涛：28年来的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过了，该“啃”的“肉”基本上都“啃”完了。留给现在和今后改革攻坚的任务，大都是难度较大的环节和问题，是啃硬骨头。 在改革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两个规律：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另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在改革开放早期，改革的成本比较低，改革的成本一般都由国家支付。随着改革的深化，难度越来越大，成本就越来越高，国家已不能完全支付，逐步下移到地方、部门和个人支付。人们对改革产生消极和“利差”的预期，从而减少参与和支持改革的热情。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在经济方面的需求和在非经济(如生活质量、比较利益、政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当各种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不仅会减少改革热情，而且还会产生严重不满。
《经济导刊》：实行科学改革观。当前重点要抓什么问题? 邹东涛：一是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战略转变。中国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特色尤为明显。近几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也经常遭遇摩擦，蒙受了不少损失。我们要积极主动实现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战略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理论上早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生产力标准是判断所有制优劣的根本标准。党的十六大则用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肯定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地位，过去长期对“公有制主体”基本上是从“数量”上来理解的。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其发展数量及其比例关系是不能人为地规定的，而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因此，“数量型公有制主体”要不失时机地向“功能型和质量型公有制主体”转变。
改革开放28年后，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收入差距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也有了较大的扩大，形成了社会富裕阶层和社会弱势阶层，甚至出现了“赢者通吃”的恶劣社会问题，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关注公平绝不能向效率开刀。但收入差距过大，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的改革攻坚，不仅仅是要搞活国有经济，而是要在整体上搞活国民经济。因此，“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就应当及时向“从整体上搞活国民经济”转变。“国有经济”到“国民经济”一字之改，反映了中国改革攻坚的新突破。
22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仍然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与其他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受到更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的制约，使得改革每进展一步都十分艰难，这就是中国行政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现在人们关注行政体制改革远远超越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真正“中心”。因此，中国的改革应当顺应社会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向非经济体制改革拓展，实现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向“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战略转变。
《经济导刊》：完成五大战略转变时，必须坚持哪些原则? 邹东涛：第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必须坚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红线”；第三，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基石”，因为要成功地实现所有的战略转变，必须以有效的制度建设为根本条件，即“制度依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其神奇力量足以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和有序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
《经济导刊》：现在，行政体制改革谈的很热了，那么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邹东涛：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中介点，是我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向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全面改革的重要环节。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目标是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不断转型过程。转型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国过去那种掌权型、控制型、主宰型、服务型为一体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现在来说，中国政府的职能表现出多元复杂情况，既有“越位”问题，干了应该由市场干的事；也有“错位”问题，官场通行市场原则，市场通行官场原则；还有“缺位”问题，低效、失职和不作为。还不是一个完备的现代政府，这就要通过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实现政府转型。“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多方面的内涵，这包括自律、守法、廉政、勤政、严政、公正、民主、亲民、精干等，也就是服务型、法制型、管理型、民主型和权威型成一体的政府。这说明，中国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经济导刊》：我们知道，提出了改革中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你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邹东涛：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讲的猫肯定是中国猫，而不是外国猫，由此我推导出另外一句“猫论”——“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猫”者，立志为中国做贡献之仁人志士也；“鼠”者，影响和阻碍中国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问题也。所有的中国人，都要着眼和立足于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目前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改革的重点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目标是提高经济总量，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正面临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的约束的突出矛盾，面临着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的状况，显然，我们的改革正在过大关。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长期致力于体制改革研究，近日建言“科学改革观”，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请他对科学改革观进行“解读”。
《经济导刊》：最近你提出了“科学改革观”，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改革中与“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关系?
邹东涛：科学发展观对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改革与发展的内涵毕竟具有多方面的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进入改革攻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阶段，客观上要求有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改革理论作指导，这就是“科学改革观”。科学改革观是科学发展观在改革领域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催生了科学改革观，也决定着科学改革观的原则和方向。我国进行了28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又衍生和胶着许多矛盾，迫切需要实现“改革的科学性与协调性”；客观上需要“科学改革观”。
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历史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时期都是一个关键时期。我国从2002年后正处于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阶段，整个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客观上要求我们改革需要更加科学缜密。
近些年来，一些打着改革的旗号，为个人、团体、部门捞好处的伪改革，及其资本和行政权利恶性苟合的权贵资本的孳生和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这种资本无论在古今中外，无论在任何国度，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毒瘤，都是打击的对象，它的社会活动能量和资源动员能力很大，危害极其恶劣。它浸吞国有资产，腐蚀国家权利，严重孳生腐败，盘剥普通劳工，推进收入分配的过度拉大，加剧社会分层和社会矛盾损害人民利益，贬损改革开放的社会形象，严重打击了人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社会产生了“仇官”和“仇富”的畸形心理裂变，以至对社会不满。有一段顺口溜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住房改革口袋掏空／教育改革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提前送终／政府改革机构臃肿／企业改革下岗停工／婚姻改革同居成风……。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起步和推进的，难免会在改革过程中踩几脚沙、陷几脚泥、触几次礁石、呛几口水。但改革开放总不能长期在“摸着石头过河”方式中进行，而必须从原生态中走向理性。为此，必须研究科学改革观。
《经济导刊》：科学改革观的内涵是什么，你是否能系统地进行论述?
邹东涛：科学改革观是科学发展观的补充、延伸和发展，它们同源于以人为本。全体人民即是改革的持久动力和主体，又是改革成果的最终享受者；坚持全面、协调、渐进、稳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整体配套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改革观是科学发展观的补充、延伸和发展。
在改革的广度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要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单项突破，不失时机地飞跃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
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方面，要从过去机制转换式的改革，飞跃到全面的制度创新；
在改革的操作方式上，要从过去的政策推进，飞跃到全面的法治规范；
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要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上岸来，为改革“造船”、“造桥”，从而飞跃到“划着船过河”和“踩着桥过河”。
实行科学改革观，需要在改革的各个方面全面统筹：统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统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统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统筹科学改革和科学发展。
《经济导刊》：科学改革观的出发点和实践的基础是什么?
邹东涛：科学改革观首先必须建立在科学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的坚实基础上。中国28年来的改革开放，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具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及其权威政府，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也是确保社会长期稳定的政治前提，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成功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没有选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韧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开辟战场。28年来，不断地有国内外人士批评和指责这是“保守主义”，呼吁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这种“保守”却是中国改革理性和成熟的表现，我不妨把其称为“理性保守”。既定的政治体制比既定的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刚性和惯性。而且，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政治体制则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
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攻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做到科学改革，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相当广泛和相当复杂。
《经济导刊》：你如何看待当前和今后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空条件?
邹东涛：28年来的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过了，该“啃”的“肉”基本上都“啃”完了。留给现在和今后改革攻坚的任务，大都是难度较大的环节和问题，是啃硬骨头。 在改革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两个规律：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另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在改革开放早期，改革的成本比较低，改革的成本一般都由国家支付。随着改革的深化，难度越来越大，成本就越来越高，国家已不能完全支付，逐步下移到地方、部门和个人支付。人们对改革产生消极和“利差”的预期，从而减少参与和支持改革的热情。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在经济方面的需求和在非经济(如生活质量、比较利益、政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当各种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不仅会减少改革热情，而且还会产生严重不满。
《经济导刊》：实行科学改革观。当前重点要抓什么问题? 邹东涛：一是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战略转变。中国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特色尤为明显。近几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也经常遭遇摩擦，蒙受了不少损失。我们要积极主动实现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战略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理论上早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生产力标准是判断所有制优劣的根本标准。党的十六大则用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肯定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地位，过去长期对“公有制主体”基本上是从“数量”上来理解的。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其发展数量及其比例关系是不能人为地规定的，而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因此，“数量型公有制主体”要不失时机地向“功能型和质量型公有制主体”转变。
改革开放28年后，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收入差距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也有了较大的扩大，形成了社会富裕阶层和社会弱势阶层，甚至出现了“赢者通吃”的恶劣社会问题，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关注公平绝不能向效率开刀。但收入差距过大，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我们的改革攻坚，不仅仅是要搞活国有经济，而是要在整体上搞活国民经济。因此，“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就应当及时向“从整体上搞活国民经济”转变。“国有经济”到“国民经济”一字之改，反映了中国改革攻坚的新突破。
22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仍然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与其他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受到更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的制约，使得改革每进展一步都十分艰难，这就是中国行政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现在人们关注行政体制改革远远超越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真正“中心”。因此，中国的改革应当顺应社会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向非经济体制改革拓展，实现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向“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战略转变。
《经济导刊》：完成五大战略转变时，必须坚持哪些原则? 邹东涛：第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必须坚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红线”；第三，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基石”，因为要成功地实现所有的战略转变，必须以有效的制度建设为根本条件，即“制度依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其神奇力量足以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和有序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
《经济导刊》：现在，行政体制改革谈的很热了，那么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邹东涛：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中介点，是我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向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全面改革的重要环节。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目标是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不断转型过程。转型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国过去那种掌权型、控制型、主宰型、服务型为一体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现在来说，中国政府的职能表现出多元复杂情况，既有“越位”问题，干了应该由市场干的事；也有“错位”问题，官场通行市场原则，市场通行官场原则；还有“缺位”问题，低效、失职和不作为。还不是一个完备的现代政府，这就要通过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实现政府转型。“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多方面的内涵，这包括自律、守法、廉政、勤政、严政、公正、民主、亲民、精干等，也就是服务型、法制型、管理型、民主型和权威型成一体的政府。这说明，中国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经济导刊》：我们知道，提出了改革中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你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邹东涛：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讲的猫肯定是中国猫，而不是外国猫，由此我推导出另外一句“猫论”——“做中国‘猫’，抓中国‘鼠’”。“猫”者，立志为中国做贡献之仁人志士也；“鼠”者，影响和阻碍中国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问题也。所有的中国人，都要着眼和立足于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