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８日新华网报道，同一个医生看一次病，患者竟然挂了１９次号，医生也开出１９张处方。这是发生在福州市第四医院的一件怪事。当事医生刘福生在一份向福州市卫生局反馈的材料中称：病人吴某系精神分裂症，根据病情适合“再普乐”治疗，此药费用较高，１９次挂号处方，其中１１张处方开了“再普乐”，８张处方中开了安坦、双益平等４种药物，还包括部分中成药，系病人家属要求用中药配合治疗。 刘福生说，已經将“再普乐”费用较高的情况告诉了病人家属，病人家属表示认可，还要求照顾他们多开些药，以免天气炎热来回奔波。然而这一现象在福州市第四医院并非个别。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医生坦言，许多医生都这样开处方，只是不知道“石头会砸到谁的头上”。
　　在规则面前，只有规则，没有私情。在社会公正面前，只有制度，没有舞弊，才能最大化的维护司法尊严，消除“大处方”。可这家医院为了达到“多卖药”的目的，竟然采用多次挂号的手段，分解大处方。福建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黎昕评论：卫生部门出台控制医药费用增长措施和医保部门实行门诊医疗费用定额管理，都是为了控制大处方，缓解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分医院变相的“大处方”，使这些惠及普通患者的措施得不到真正落实。
　　再看看对当事人的处罚，截至目前，仅仅是“暂停医师处方权”。福州市第四医院医务处主任施光錡将此归结于卫生部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的处方管理办法。“这一办法第１９条规定：处方一般不得超过７日用量；急诊处方一般不得超过３日用量；对于某些慢性并老年病或特殊情况，处方用量可适当延长，但医师应当注明理由”。
　　想到了美国的做法，3月13日《羊城晚报》报道，有一次一位美国医生出于好心，为距离医院很远的患者多开了一盒降压药，患者怀疑自己的病情加重了，举报了这位医生，医生由此从副主任医师降为勤杂工，被终生剥夺处方权。
　　对此，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是小题大做，可就是这种小题大做却架起了行业规范的高压线。这种高压线不仅带电，而且还带不徇私情、不能容忍、不容污垢的“高压电”。更不会像福州的医生那样，将差错归咎于国家制度。
　　巨大的违规成本就像是无处不在的魔影，只要当事人敢于违规，就会受到头破血流、身败名裂、代价极高、得不偿失。不管是谁，只要敢于触犯，就会毫不留情。这种只有制度，没有温情；只有残忍，没有体恤的惩戒看似不近人情，却为人民大众提供了“人人放心、不敢乱来”的医疗环境。任何行业规范，只有行业主体的从良积极性得到了唤醒、强制，行业规范和优良才不会成为纸上谈兵。
　　我国医生行业标准不可谓不严格，可在执行中，监管的雷声很大，效果的雨点却难以落下。只要有利益存在，人们内在的疯狂逐利的野性就会得到空前膨胀。当好制度成为虚无、成为摆设的时候，我们再想期望行业规范和道德优良，那就只能是一种奢侈。
　　扭转医疗医德，仅仅进行道德考核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要出台道德、制度细则，并且将这种细则和医生个人行为密切挂钩，不留情面。当整个社会对敬畏道德、尊重规则的社会认同的时候，流失的道德才有可能真正回归，和谐医疗才能回归社会。
　　有人说医德医风从小事情着手，执法成本太高，占用的社会资源太多，得不偿失。这是一种谬论。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的腐败已成为香港的社会重病，就连公民装个电话就得缴纳茶钱。为了惩治腐败，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对所有的腐败行为，大大小小，角落深处，都伸出查处触觉，终于形成了今天的清明社会风气。今天，就连中学生考试作弊之类的小事香港廉政公署还照样穷追猛打。
　　规则的有效率，关键在执行力度上，让规则看守医德医风， “从小着眼，严打不放”，做好了“小”，“大”的优良医风就能得到普及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