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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邮政都被视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周恩来曾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
《说文解字》有云，“邮”，“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学者们由此认为，“邮”是指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从殷商时通过“来鼓（侦查通信兵）”向天子报告军情，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从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到清康雍乾年间2000多个驿站、1.4万个驿铺遍布全国，历史细节告诉世人：“邮”在我国早已存在了数千年。
不过，被视为国家主权象征的中国邮政，是在120年前正式开办起来的——1896年，清政府借鉴西方邮政制度，设立了大清邮政官局。此后的两个甲子，邮政以自身跌宕的发展经历，参与并见证了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为独立自主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
近代以前，中国邮递形式分为邮驿和民办信局两种。前者是国家为保证政令的上传下达、军事信息的畅通无阻设立的，后者则是专门传递民间信件的服务组织。
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开办了一家“英国邮局”。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客邮”，以此为开端，西方邮递形式大规模进入中国。这些“客邮”看似为在华侨民和使馆人员办理邮寄业务，实则也收寄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邮件，甚至以外商作为掩护从事走私活动，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造成中国邮政体系的混乱。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总理衙门不得不担负起保护各国驻华使馆信差自由往来的责任。1865年，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一份改革建言——《局外旁观论》，提出应效仿西方建立现代邮政。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往北京后，总理衙门便将相关事务划归其办理。
赫德早就想插手中国邮政事业，这样的变动，正合他的心意。他很快便公布了郵件封发时刻表和邮寄资费，又先后在北京、上海、镇江、天津海关设立邮务办事处。海关由此开始兼办邮政。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书记官在云南被杀，李鸿章带着赫德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就善后事宜展开谈判。其间，赫德一直试图让威妥玛提出“（由英国人）设立国家邮政”，虽未被采纳，却激发了李鸿章的强烈兴趣。他承诺，可以让赫德先试办海关邮政，待有了成效，会亲自出面申请将海关邮政改为国家邮政。
1877年，税务司英籍雇员葛显礼在赫德的授意下，向总理衙门呈递了邮政改革的新方案。他提出应“仿照西法设立邮政局这样的机构”，以限制“客邮”，并明确建议由海关兼办邮政：一来，海关人员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能掌握各国来信船舶时间，迅速办理通信事宜；二来，可利用海关现有人员，不但无须另筹经费，办好了还可增加一笔财政收入。
1878年初，海关总税务司署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在“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赫德委任德籍雇员德璀琳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设立邮务代理机构，专门接收、分送中国人的邮件。1880年，德璀琳还在海关系统内建立“海关拨驷达（“邮寄”英文post的音译）局”，统一华洋邮件业务。到1896年，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基本上都已开办海关邮局。
1878年发生的另一件邮政大事，是中国终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
海关试办邮政，最终未能如愿限制“客邮”。面对不断被蚕食的邮权，不少大臣纷纷上书，“欲保我主权，不能不设法抵制，以期邮权统一”。1896年3月20日，总理衙门奏请光绪皇帝，请求成立官局，当天便收到上谕：“饬即成立全国邮政，委由赫德主持。”在经历了35年的海关试办后，大清国家邮政终于正式成立，这也宣告了全民性邮政服务在中国的诞生。
成立之初，大清邮政仍归海关管理，各海关设邮政总局，以海关区域为依据，在全国划分了35个邮界，同时在比较大的邮务区设“副邮界”。1897年2月，各海关邮局正式改称“大清邮政局”，开始对外办理业务。
大清邮政局的起步是艰难的：“客邮”数量不减反增，对清政府的邮政专营权构成破坏。为有所应对，大清邮政局规定，各国分局不得自行向轮船发送信件，应由中国邮政局有偿代递。随后，大清邮政局又同轮船招商局及铁路方面订立合同，规定一律不得接带非大清邮政局递送的华洋信件，并下调国内平信资费，与民信局大打价格战……多管齐下，邮政官局收寄信件的数量不断飙升。
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制，增设邮传部。最初，邮传部的组织机构并不成熟，管理层频繁更迭，任期最短的不到半年，最长的也不过20个月。加上受制于海关，清末邮政事业的发展一直十分缓慢。清政府也曾试图与总税务司邮政总办接洽移交、接管等事宜，却被强硬回绝。对方提出，必须先解决现有员工安置和邮政欠款归还两大问题，才可能考虑移交。
1911年5月28日，经过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籍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协商，邮传部正式接管邮政。移交过程中，清政府向海关方面支付了“办理邮政垫款”共计白银184万余两，而总邮政司、邮政司、邮政总办等高级邮务管理职位继续由洋员独揽，所以实际上并未完全收回邮权。即便如此，由李鸿章长子李经芳兼任首任局长的邮传部邮政总局的建立，仍被视为邮政事业脱离海关、收归清政府自主办理的开端。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将大清邮政的招牌换成了中华民国邮政，但邮政大权依旧被强权者操纵——中国官员虽然担任邮政总局局长，却大多不懂邮政，也不参与实际工作，只是洋员的陪衬；至于那些高级洋员，住着免费公馆，使唤着公费雇佣的厨师、保姆，却对生活贫苦的底层邮务工人呼来喝去，其中一些甚至独揽大权，支持反动势力干预中国政治。矛盾就在这样的积淀中愈演愈烈。 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长江流域后，南方各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组织了邮务工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邮政权运动：湖南省政府对省邮务总工会的诉求大力支持，撤消了邮务长饶略（法籍）的职务，改派中国官员继任；湖北邮务总工会领导了武汉三镇邮务工人大罢工，邮务长杜和白（英籍）惊恐之下逃离湖北；杭州邮务工会揭露了浙江省邮务长杜达（英籍印度人）的间谍面目，迫使他提前“退休”离开中国……
中华邮政还将加入万国邮联提上日程，试图为撤销“客邮”寻求国际法的支持。万国邮联的前身是1874年成立的邮政总联盟，1878年改名万国邮政联盟。清政府曾几次派人参加万国邮联代表大会，却迟迟未能加入其中。
按原计划，万国邮联第七次代表大会本应于1914年9月1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当年2月，中国政府照会瑞士政府通告邮联各成员国，中国将自1914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国际邮政公约。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次邮联代表大会直到1920年才召开。
次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宣读了中国要求撤销“客邮”的宣言。中国民众的奋起反抗，加上各国在华矛盾的加剧，促使太平洋会议终于通过了撤消外国在华“客邮”的议案，并限期所有“客邮”在1923年1月1日前撤离中国。
中华邮政建立后的最初20多年，虽然历经波折，却始终保持着全国集中统一管理，邮政收入一律上缴邮政总局，再加上实行了较科学的业务、财务、人事制度管理，又有1920年生效的《邮政条例》作为法律保障，所以被一些业内学者称为近代邮政的“黄金时代”。
1927年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赤色邮政诞生，遍及赣西南、湘鄂西、闽西、湘赣、闽浙赣根据地。
蒋介石原本对占领赣南苏区信心满满，下令“邮政为国家交通机关，无论如何自应设法维持，勿任停顿”，却发现自己错估了形势。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他开始对苏区实行封锁政策，1933年8月又下令在赣、粤、闽、湘、鄂五省设置邮电检查所，对“除当地党政军最高机关往来之物”外的一切报刊、包裹、信件进行检查，外地寄往苏区的药物、汇款、包裹等全部扣留。
面对这种困局，中央苏区不得不加紧建立自己的邮政体系。1930年3月，赣西南苏区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邮政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其他根据地也纷纷效仿。不过，由于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根据地之间未能形成统一的邮政联系，常常出现“交通停滞，消息阻隔，两日可达之信，迟至十日才能送到”的问题。
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瑞金成立。此后的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邮政在军队的统一布置、各区域各战线的相互配合、作战方针的及时传达等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一面努力维持在沦陷区的邮政，一方面竭力限制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的通邮。当时的中华邮政总局第三军邮总视察林卓午，有意推动国统区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邮政往来，1940年，周恩来曾专门题写“传邮万里，国脉所系”八个大字赠给他。次年，他亲赴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商谈通邮问题，在开局、辟路、经费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到积极回应，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然而，就在国共两党通邮仅仅4年后，内战爆发，邮政工作再次遭受巨大破坏。国民政府采取封锁交通、停止交换邮件、撤退邮政员工等一系列做法，切断了双方的通邮，给百姓生活造成极大不便。1949年2月，中华邮政总局虽然一度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出台了针对恢复通邮的新规，但随着国共和谈彻底破灭，民国政府行政院再次下令“对中共通邮、电、汇兑一律停止”。
国民政府全面退守台湾后，各级人民政府着手对2000多个中华邮政局所进行接管。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成立，曾参与发起全国邮务总工会的朱学范成为首任部长。与他搭档的副部长，是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开山鼻祖”的王诤。
12月10日至28日，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邮政属于国营经济组织，以服务人民为总的方向和最高原则。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华邮政”得以改名“中国人民邮政”。
1950年1月1日，邮电部邮政总局成立。同年5月，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万国邮联秘书长，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任命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为代表，出席在瑞士召开的万国邮联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议。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万国邮联的第一次亮相。此后不久，因为美国政府的遏制，新中国在万国邮联的合法地位被剥夺。台湾当局代表中国占据了万国邮联的席位，并与大陆彻底断邮。
面对西方的封锁，中国邮政并未放弃与世界沟通。到1965年，中国已与7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通邮关系，比1949年的26个大幅提升。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次年，万国邮联再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1998年3月，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决定实行邮电分营，成立国家邮政局。由此，中国邮政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2005年8月，国务院印发邮政体制改革方案，要求邮政实行政、企分开。2007年1月29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挂牌成立。2015年10月，中国邮政净资产由分营时的928.3亿元增至2741.3亿元，是分营时的近3倍。在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邮政以业务收入4047.7亿元、利润总额356.5亿元位居143位。如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已经成长为涵蓋函件、报刊、邮票、邮政汇兑、邮政金融、邮政速递等综合业务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并通过不断的调整与改革，带领百年邮政踏上新的发展征程。
《说文解字》有云，“邮”，“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学者们由此认为，“邮”是指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从殷商时通过“来鼓（侦查通信兵）”向天子报告军情，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从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到清康雍乾年间2000多个驿站、1.4万个驿铺遍布全国，历史细节告诉世人：“邮”在我国早已存在了数千年。
不过，被视为国家主权象征的中国邮政，是在120年前正式开办起来的——1896年，清政府借鉴西方邮政制度，设立了大清邮政官局。此后的两个甲子，邮政以自身跌宕的发展经历，参与并见证了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为独立自主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
英国人开办中国境内第一家“客邮”
近代以前，中国邮递形式分为邮驿和民办信局两种。前者是国家为保证政令的上传下达、军事信息的畅通无阻设立的，后者则是专门传递民间信件的服务组织。
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开办了一家“英国邮局”。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客邮”，以此为开端，西方邮递形式大规模进入中国。这些“客邮”看似为在华侨民和使馆人员办理邮寄业务，实则也收寄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邮件，甚至以外商作为掩护从事走私活动，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造成中国邮政体系的混乱。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总理衙门不得不担负起保护各国驻华使馆信差自由往来的责任。1865年，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一份改革建言——《局外旁观论》，提出应效仿西方建立现代邮政。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往北京后，总理衙门便将相关事务划归其办理。
赫德早就想插手中国邮政事业，这样的变动，正合他的心意。他很快便公布了郵件封发时刻表和邮寄资费，又先后在北京、上海、镇江、天津海关设立邮务办事处。海关由此开始兼办邮政。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书记官在云南被杀，李鸿章带着赫德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就善后事宜展开谈判。其间，赫德一直试图让威妥玛提出“（由英国人）设立国家邮政”，虽未被采纳，却激发了李鸿章的强烈兴趣。他承诺，可以让赫德先试办海关邮政，待有了成效，会亲自出面申请将海关邮政改为国家邮政。
1877年，税务司英籍雇员葛显礼在赫德的授意下，向总理衙门呈递了邮政改革的新方案。他提出应“仿照西法设立邮政局这样的机构”，以限制“客邮”，并明确建议由海关兼办邮政：一来，海关人员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能掌握各国来信船舶时间，迅速办理通信事宜；二来，可利用海关现有人员，不但无须另筹经费，办好了还可增加一笔财政收入。
1878年初，海关总税务司署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在“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赫德委任德籍雇员德璀琳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设立邮务代理机构，专门接收、分送中国人的邮件。1880年，德璀琳还在海关系统内建立“海关拨驷达（“邮寄”英文post的音译）局”，统一华洋邮件业务。到1896年，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基本上都已开办海关邮局。
1878年发生的另一件邮政大事，是中国终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
光绪皇帝批准成立大清邮政官局
海关试办邮政，最终未能如愿限制“客邮”。面对不断被蚕食的邮权，不少大臣纷纷上书，“欲保我主权，不能不设法抵制，以期邮权统一”。1896年3月20日，总理衙门奏请光绪皇帝，请求成立官局，当天便收到上谕：“饬即成立全国邮政，委由赫德主持。”在经历了35年的海关试办后，大清国家邮政终于正式成立，这也宣告了全民性邮政服务在中国的诞生。
成立之初，大清邮政仍归海关管理，各海关设邮政总局，以海关区域为依据，在全国划分了35个邮界，同时在比较大的邮务区设“副邮界”。1897年2月，各海关邮局正式改称“大清邮政局”，开始对外办理业务。
大清邮政局的起步是艰难的：“客邮”数量不减反增，对清政府的邮政专营权构成破坏。为有所应对，大清邮政局规定，各国分局不得自行向轮船发送信件，应由中国邮政局有偿代递。随后，大清邮政局又同轮船招商局及铁路方面订立合同，规定一律不得接带非大清邮政局递送的华洋信件，并下调国内平信资费，与民信局大打价格战……多管齐下，邮政官局收寄信件的数量不断飙升。
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制，增设邮传部。最初，邮传部的组织机构并不成熟，管理层频繁更迭，任期最短的不到半年，最长的也不过20个月。加上受制于海关，清末邮政事业的发展一直十分缓慢。清政府也曾试图与总税务司邮政总办接洽移交、接管等事宜，却被强硬回绝。对方提出，必须先解决现有员工安置和邮政欠款归还两大问题，才可能考虑移交。
1911年5月28日，经过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籍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协商，邮传部正式接管邮政。移交过程中，清政府向海关方面支付了“办理邮政垫款”共计白银184万余两，而总邮政司、邮政司、邮政总办等高级邮务管理职位继续由洋员独揽，所以实际上并未完全收回邮权。即便如此，由李鸿章长子李经芳兼任首任局长的邮传部邮政总局的建立，仍被视为邮政事业脱离海关、收归清政府自主办理的开端。
中华邮政“黄金时代”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将大清邮政的招牌换成了中华民国邮政，但邮政大权依旧被强权者操纵——中国官员虽然担任邮政总局局长，却大多不懂邮政，也不参与实际工作，只是洋员的陪衬；至于那些高级洋员，住着免费公馆，使唤着公费雇佣的厨师、保姆，却对生活贫苦的底层邮务工人呼来喝去，其中一些甚至独揽大权，支持反动势力干预中国政治。矛盾就在这样的积淀中愈演愈烈。 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长江流域后，南方各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组织了邮务工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邮政权运动：湖南省政府对省邮务总工会的诉求大力支持，撤消了邮务长饶略（法籍）的职务，改派中国官员继任；湖北邮务总工会领导了武汉三镇邮务工人大罢工，邮务长杜和白（英籍）惊恐之下逃离湖北；杭州邮务工会揭露了浙江省邮务长杜达（英籍印度人）的间谍面目，迫使他提前“退休”离开中国……
中华邮政还将加入万国邮联提上日程，试图为撤销“客邮”寻求国际法的支持。万国邮联的前身是1874年成立的邮政总联盟，1878年改名万国邮政联盟。清政府曾几次派人参加万国邮联代表大会，却迟迟未能加入其中。
按原计划，万国邮联第七次代表大会本应于1914年9月1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当年2月，中国政府照会瑞士政府通告邮联各成员国，中国将自1914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国际邮政公约。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次邮联代表大会直到1920年才召开。
次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宣读了中国要求撤销“客邮”的宣言。中国民众的奋起反抗，加上各国在华矛盾的加剧，促使太平洋会议终于通过了撤消外国在华“客邮”的议案，并限期所有“客邮”在1923年1月1日前撤离中国。
中华邮政建立后的最初20多年，虽然历经波折，却始终保持着全国集中统一管理，邮政收入一律上缴邮政总局，再加上实行了较科学的业务、财务、人事制度管理，又有1920年生效的《邮政条例》作为法律保障，所以被一些业内学者称为近代邮政的“黄金时代”。
赤色邮政艰难兴起
1927年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赤色邮政诞生，遍及赣西南、湘鄂西、闽西、湘赣、闽浙赣根据地。
蒋介石原本对占领赣南苏区信心满满，下令“邮政为国家交通机关，无论如何自应设法维持，勿任停顿”，却发现自己错估了形势。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他开始对苏区实行封锁政策，1933年8月又下令在赣、粤、闽、湘、鄂五省设置邮电检查所，对“除当地党政军最高机关往来之物”外的一切报刊、包裹、信件进行检查，外地寄往苏区的药物、汇款、包裹等全部扣留。
面对这种困局，中央苏区不得不加紧建立自己的邮政体系。1930年3月，赣西南苏区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邮政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其他根据地也纷纷效仿。不过，由于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根据地之间未能形成统一的邮政联系，常常出现“交通停滞，消息阻隔，两日可达之信，迟至十日才能送到”的问题。
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瑞金成立。此后的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邮政在军队的统一布置、各区域各战线的相互配合、作战方针的及时传达等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一面努力维持在沦陷区的邮政，一方面竭力限制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的通邮。当时的中华邮政总局第三军邮总视察林卓午，有意推动国统区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邮政往来，1940年，周恩来曾专门题写“传邮万里，国脉所系”八个大字赠给他。次年，他亲赴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商谈通邮问题，在开局、辟路、经费等一系列问题上得到积极回应，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然而，就在国共两党通邮仅仅4年后，内战爆发，邮政工作再次遭受巨大破坏。国民政府采取封锁交通、停止交换邮件、撤退邮政员工等一系列做法，切断了双方的通邮，给百姓生活造成极大不便。1949年2月，中华邮政总局虽然一度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出台了针对恢复通邮的新规，但随着国共和谈彻底破灭，民国政府行政院再次下令“对中共通邮、电、汇兑一律停止”。
中国邮政闪电跃升
国民政府全面退守台湾后，各级人民政府着手对2000多个中华邮政局所进行接管。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成立，曾参与发起全国邮务总工会的朱学范成为首任部长。与他搭档的副部长，是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开山鼻祖”的王诤。
12月10日至28日，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邮政属于国营经济组织，以服务人民为总的方向和最高原则。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华邮政”得以改名“中国人民邮政”。
1950年1月1日，邮电部邮政总局成立。同年5月，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万国邮联秘书长，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任命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为代表，出席在瑞士召开的万国邮联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议。
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万国邮联的第一次亮相。此后不久，因为美国政府的遏制，新中国在万国邮联的合法地位被剥夺。台湾当局代表中国占据了万国邮联的席位，并与大陆彻底断邮。
面对西方的封锁，中国邮政并未放弃与世界沟通。到1965年，中国已与7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通邮关系，比1949年的26个大幅提升。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次年，万国邮联再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1998年3月，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决定实行邮电分营，成立国家邮政局。由此，中国邮政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2005年8月，国务院印发邮政体制改革方案，要求邮政实行政、企分开。2007年1月29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挂牌成立。2015年10月，中国邮政净资产由分营时的928.3亿元增至2741.3亿元，是分营时的近3倍。在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邮政以业务收入4047.7亿元、利润总额356.5亿元位居143位。如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已经成长为涵蓋函件、报刊、邮票、邮政汇兑、邮政金融、邮政速递等综合业务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并通过不断的调整与改革，带领百年邮政踏上新的发展征程。